十三五要实现年均增长6.5% 必须要加大投资

姚洋 原创 | 2015-11-21 22:59 | 收藏 | 投票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不小的挑战,10月中国经济同比增长破7,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要求,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至少要达到6.5%,那么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时候,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高招。

上周六(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45次季度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相比中国以往动辄两位数的增长,6.5%的经济增长不算难,不过,如果与日本当年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增长3.5%相比,中国可能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那么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姚洋认为,实现6.5%的增长速度,必须要加大投资。而国内舆论目前对投资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在经济下行时,对刺激不能讳疾忌医,不能因为出现了产能过剩就不投资,不能因为投资效率下降就不投资,不能因为企业以及政府有债务负担就不投资。恰恰相反,姚洋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十三五期间要完成两个翻番目标,GDP年均增速需达到6.5%  图片:新华网

以下为姚洋的发言整理,经作者审阅。

“十三五”规划提出很多目标,其中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保增长,增长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第二是调结构,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第三是促民生,此次十三五建议,对民生的重视要胜过以前。

转型过程中完成6.5%的增长 挑战很大

这三个方面,其中保增长是第一位的,要实现2020年比2010年的居民收入翻一番的愿景,最低速度可能要达到6.5%。6.5%的速度,如果以我们过去20年来的增长成绩来看,很容易。但如果我们和其他国家做横向比较,可能这个速度还是一个蛮高的要求。

可比的是日本,日本也是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采用的发展模式基本相同,是出口导向型的。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也面临转型,石油危机之前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2%,石油危机之后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按照我国的标准来看是非常低的。

1970年代、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来自于日本。创新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仅靠创新要保持6.5%以上的增长是有难度的,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太可能很高。美国技术进步的步子非常快,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与技术进步的速度持平,也仅保持每年2.3%的GDP增长速度,其他国家要低一些,仅有1.5%到2%的增长速度。

我们国家要保持6.5%的增长速度,必须要加大投资,没有投资要达到6.5%的增速是有难度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围绕增长谈一些目前存在的认识误区。我从四方面来讲:一个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第二如何看待产能过剩;第三是投资效率;第四方面是信贷扩展,加杠杆的问题。

四个认识误区

首先,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五年是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的增长潜力还在6.5%到7%之间,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增长潜力,要看短期的需求,如果总需求(投资+消费)增长缓慢,我们短期里面实现6.5%以上的增长速度还有难度。

与1997年-2003年的经济通缩类似

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处在什么地位呢?数据上看还可以, GDP增长7%或以上的大国就只有中国和印度。但是从其他的数据来看,恐怕不得不说,我们正面临着和1997年之后几年类似的经济通缩。

1997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 整个工业需求在下降,这可能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的。但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跟中国经济减速、中国的需求下降是有很大关系的。

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为负,CPI勉强是正数,10月增长是1.3%,但是如果我们把住房消费统计进去,恐怕多数时间CPI也是负的,住房价格如果有增长也是非常小的增长。

总体来看,我们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陷入衰退,中国没有衰退,是因为我们有4万亿投资,4万亿投资是太猛了,但是对于我们保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4万亿投资也把中国的衰退推后了。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当世界经济在衰退的时候,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但是目前状态下有难度,这是对我们“十三五”期间政策的一些短期判断,这是至关重要的,五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达不到潜在增长率 就应该刺激

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发改委徐林司长说了,地方政府加大投资有难度,但是有难度也得上,因为离开了地方政府财政刺激,经济要恢复增长是有困难的。

去年政府结余是三万亿,今年10月中金的一份报告说,政府机关在银行部门的储蓄存款有21万亿。政府现在是钱太多了,拿在手上不花,或者花不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跟反腐有关系,反腐到了制度建设的时候。

有人说,你现在又搞刺激,是不是又走老路呢?长期我们要调结构,但是如果短期我们的经济增速下去了,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那就应该刺激,没有一个国家看到潜在增长率上不去的时候,还不刺激,还在紧缩,这是很少见的现象。

产能过剩要让市场自然淘汰

说到调结构,“十一五”期间我们就在调结构了,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结构是在恶化的,投资占比在上升,储蓄率在上升,消费占比在下降。这几年经济增速下去了,我们的消费占比却在上升,储蓄率占比在下降。过去五年储蓄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就已经很快了,如果下降得更多,那一定是中国出现了大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阵痛。

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政府要“生拉硬扯”调结构,只会毁掉生产,我们老说中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结果还是原因?

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教训,上一轮经济紧缩期,1998年,我们说产能过剩,然后政府着手压缩产能,那个时候钢产量是2亿吨,现在的钢产量是7-8亿吨。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增长加快,2亿吨根本不算多。

当时2004年的江苏铁本事件,老板戴国芳因为产能扩张违规上项目被抓了,我们周其仁老师受国家委托专门到监狱里和这个老总谈话,最后周老师发现,两边都是好人,但是好人做了一件坏事,我们要汲取教训。

是因为经济衰退导致产能过剩,而不是因为产能太多所以经济衰退,这是因和果的关系。

如果产能过剩,市场自然会淘汰。比如说现在有些私人的钢厂还在盈利,国营钢厂在亏损,那就应该淘汰国营的,而不是私营的;如果认为私人企业污染严重,我们以公开的环保标准来筛选,达不到环保标志的就限期整顿,整顿不好就关门。

政府不应该为压产能而压产能,这是对私有产权的损害。十八大报告里说,我们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一到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很多思想并没有理顺。现在往往对产能过剩的一些处理结果是,国营企业得到好处,但是私营钢厂受到压力,我们在重蹈2003年的覆辙,这是很大的问题。

投资效率下降不能看作反对投资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投资回报率的问题,我们投资回报率在下降,但是,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我们经济下行的原因呢,还是结果呢?

我感觉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经济学家喜欢算TFP(全要素生产率),但TFP是残差,是顺周期的,经济周期上升了TFP就高了,经济周期下降了TFP就低了,很容易计算。利润率也是同样的,因为经济下行,很多产能没有用起来,利润率肯定下降。

所以投资效率下降不能看作反对投资的原因,特别是我们地方政府好多投资搞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本来就低,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仅算经济账。高铁改变了中国的地理观念,这个应该算是社会回报,我们做环境保护都会考虑一个成本,如果基础设施也计算成本,肯定回报远远大于成本。

降准的空间还很大

最后一个问题是信贷的问题,我们企业负债率在上升,负债率上升同样是经济下行的结果,因为经济下行订单会减少,所以坏账会增加。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如果负债有毒,我们只能以毒攻毒,降低利率放松货币政策,才能解决负债率的问题,让市场活过来,因为受到影响的多数是中小企业。

我们现在的信贷措施,方向似乎是很好的,定向降准降息,要直接精准地到达企业,但是实际上很有难度,中小企业本来就是风险非常高的,如果你非要把钱给到中小企业手里,往往很难收拾。更多的还是要用普降的手段。

我们现在降息幅度比较大,但是降准的力度不够大,遮遮掩掩每次0.5%,这样的速度实际上不够的,我们现在的准备金率还是17%,2004年是8%,还有非常大的降准空间。全面的降准使得市场上资金流宽一些,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

政府的债务有短债和长债,,刚才徐林司长说了,债务置换是对的,我们现在建的基础设施是供好几代享受的,仅仅我们这代人负担也是不合理的,通过短债置换成长债,让后面几代人也负担成本,这是可以的。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内债问题不大,外债风险太高,国家用长期债务置换短期债务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市政债,把政府和融资平台割裂开,政府给多少说清楚,这样可以让好的市政项目轻装上阵,到市场上融资,这是可能的。这样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保持增长,还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光靠中央政府,光靠我们企业是有难度的,某种意义来说地方政府的投资相比国家投资是有优势的,地方政府如果砸一些钱把基础设施搞起来,整个经济可以活起来了。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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