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规则有着强烈的历史路径依赖，其实经济政策也是如此，总是沿着前一状态寻求改变，那么如果经济规则出现了在发展意义上的退步，接下来的改变是否变得更糟呢？这一点无法想象，因为人们确实不可能向前越几步来寻找改变，一旦经济规则偏离了自由、发展的意义，就意味着增大了改革的成本。
中国春秋时期，民间办学盛极一时，孔子就是其中成功的教育家。时至北宋宋真宗年间，在他的鼓励下，各地学院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似乎看起否定了上述结论，但是这两时期都面临了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前者王室的权威受到打击，后者社会精英团队走向政治舞台是这一相似现象的根本。
但是经济规则能够确立自然印证了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就是一定的社会需求，而且经过选择被确立出来的也就是有限的选项，这意味着由历史依赖而来的选择也不无理性，规则优劣的差距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出新的规则，或者说引导出更加契合自由和经济发展的规则。
人们，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出于自由和公平的初衷，却获得了背离目标的规则，抑制了自由公平。如是，还有找回的可能。其实随着人口的增加，交易活动的频繁和地理约束的打破，新的规则必然增加了强制性，或多或少，而且在人们面对更多的选择时，不由得以规则为归捏，这也为强制性提供了条件。
所谓规则，就是一种标准，人们认为无论怎样的标准，一旦人们照此做出安排必然是增进社会收益的。这是无疑的，但是存在明显的是错误，比如城市的格局，如果城市鼓励较大的社区并极力建设环路这样宽阔的主干道，相比以小社区和自由开放延伸的交通网来架构的城市就会加大拥堵的几率，增大人们出行的成本。
无论怎样的城市格局也深受历史路径依赖，城市格局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中西方在近现代激烈碰撞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意识到西方的成法显现的非常成熟且富有人性化、感召力。古罗马是西方社会的雏形，贵族和平民共同行使国家管理的权力创造了更加易于达至平等且激发人们创造力的结果。在不断引进西方经济机制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固有问题带来的弊端。
医疗、教育是推动市场化好还是推动社会公益性好，说到底是如何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普遍认为是激励机制不到位，但受众的机会平等又被掩盖了。人们希望不论经济条件怎样，都能公平的获得接受良好服务的机会。一般而言，如果私人领域充满欺诈、服务质量差，那么公立领域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存在选择的前提下必然如此。根本的问题是怎样的市场化还是怎样的公益化，当前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当落后，即使开放私人投资也不会取得可观的效果。
市场交换存在价值推定的现象，当一件陈旧的物品放在自家是不会察觉它的价值，一旦有人发起交换或者接受到相关价格信息就会产生价格推定。如果在公立或者私人占主导的前提下开放医疗、教育投资，那么价格就会被扭曲，甚或影响消费者基本的接受服务的公平。所以，这仅仅解决一半的问题。
如何使得受众能够公平的获得服务，即是如何使得需求方拥有选择的主动性，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之所以不能得以实施，不是因为它背离让消费者掌握主动性，而是它要改变税收的机制， 就是改变教育机构投资形式的问题，意在打破甚或消除官僚体制。因此公众获得主动性需要税收的跟进，但这也仅仅是一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