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存款保险条例》，该条例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酝酿了21年之久的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建立。
根据条例，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存款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加起来在50万元以内的，全额赔付；超过50万元的部分，从该存款银行清算财产中受偿。
国际上，最高偿付限额一般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至5倍。以日本为例，2005年4月1日开始，日本全面恢复“存款限额保护制度”。如果储户的开户银行倒闭，无论储户存款金额高低，最多能从存款保险机构连本带息得到1000万日元的赔偿（约为51万元人民币）。
50万元最高偿付限额，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方面根据我国的存款规模、结构等因素，并考虑我国居民储蓄意愿较强、储蓄存款承担一定社会保障功能的实际情况，经反复测算后提出的，这一数字约为2013年我国人均GDP的12倍，高于世界多数国家的保障水平，并且能够为99.6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
央行根据2013年年底的存款情况进行测算，50万元的偿付上限可以覆盖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存款。这意味着在中国99.63%的人存款不超过50万元，而真正的富豪只有不到0.5%的人，也就是说，中国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几百万人手中。
这个结果跟去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基本一致。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
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但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近年来，除了房土地、矿产资源、资本市场制造富豪之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不清。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至少有10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私囊之中。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公平分配问题，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人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社会将会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