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政策的理论反思与改进方向
卢映西
【内容提要】近年来，为了应对长期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在常规的货币政策用尽之后，西方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得不相继采用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在理论上还未经充分论证，实际效果也不太确定，但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已经比较充分地证伪了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西方主流货币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新为量化宽松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只有彻底摒弃货币数量论，回到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上观察货币现象，才有可能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找到改进的方向，并在总结西方国家量化宽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光明前途的、能为我所用的新型市场经济货币制度。
【关键词】量化宽松（QE） 通货膨胀 货币数量论 马克思货币理论 商品储备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宏观经济干预方式。换一种更形象、更通俗的说法，QE就是央行直接增印钞票。
QE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尚未列入的一种货币政策，其应用背景与经济长期疲弱不振有关。当经济衰退时，央行通常会运用调低利率等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当利率水平已经下调到零附近，常规的利率政策已经用尽而经济仍未能复苏的情况下，为了抵御经济进一步下滑，央行可能不得不采用QE货币政策。所以，就目前来说，QE还只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主流理论难以为其提供扎实的依据，实际成效也不够确定。
QE之所以未纳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因为货币数量论不支持这种“出格”的货币政策。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认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长期而言，货币数量的增减肯定且唯一能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价格，不会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此说也称为货币中性论。受这种主流理论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实施QE政策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衰退趋势，而且最终肯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美国QE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n Bernanke）在离任时也只能无奈地总结道：“QE的问题在于实践中有用，理论上却说不通。”[①]
既然主流理论不支持QE，为何近年来QE又成了发达国家纷纷采用的货币政策？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对QE的评价可能更贴近现实：“这一举措（即QE——引者注）毫无风险吗？当然不是。那么这一举措是否明智？是的，因为不采取任何行动将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②]
这实际上是一语点出了西方国家面临的困境：尽管QE受到种种非议，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根本不存在比QE更好的办法。
也有学者对QE持十分正面的看法，例如郎咸平对美国的QE实践就大加赞赏：“美国这一次的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它是21世纪我们教科书上从没有看到过的最先进的货币政策，对于他们的这种政策，在推出之时我都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学过。当时还在担忧他们的这种政策的可行性，现在看来他们是非常巧妙的。”[③]
那么，QE到底是病急乱投医的权宜之计，还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先进”货币政策？QE是否能有效刺激经济复苏？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如何避免通货膨胀？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揭示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QE货币政策成效不彰
当利率水平接近“零利率”而经济依然低迷时，常规的货币政策即告失效。因此，在遭遇“零利率”困境时，日本和美欧各国都不得不推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一）日本的QE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方面基本无效
日本是最早实施QE货币政策的国家。自1985年至1991年这轮周期楼市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多年的低迷状态，期间日本央行多次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企图实现经济复苏。1999年2月日本央行宣布实施零利率政策，但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经济持续在通货紧缩通道中运行。在常规的以利率为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束手无策之时，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日本央行在2001年3月宣布实施QE政策。此后零利率政策和QE政策都曾有过短暂停止，但又很快恢复。第九次QE政策在2012年10月30日推出时，日本已陷入过去15年来的第五次衰退。
这种情况说明，日本长期实施零利率（基准利率维持在0－0.1％区间内）和QE政策，一直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效。实际上日本经济已经形成“通缩—衰退”的恶性循环：在通缩预期之下，现金成为家庭和企业最好的投资选择，于是私人消费停止，企业不招收雇员，更不会增加工资，家庭和企业都只将资金囤积在银行里。这样一来，日本经济在“失去10年”后，接着“失去20年”，一直难有转机。日本央行不得不一再推出QE，甚至只是为了跟上家庭和企业囤积现金的速度，不至于让通缩预期进一步恶化。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其后日本央行在2012年12月20日宣布的又一次QE，2013年01月22日宣布的无限期（以2％通胀率为目标）QE，都不能结束绵延了近20年的通缩局面。在此期间，以QE（后来更名为量化与质化宽松，简称QQE）为重要特征的所谓“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一度声名大噪，但神话很快就破灭了：2014年2季度日本GDP萎缩7.1%，创5年来最大跌幅。共同社民调显示，高达85%的民众表示，没有感觉到安倍经济政策带来了景气恢复。截至9月，日本的核心通胀率仅有1％，远低于2％的通胀目标。在这样的困境中，10月底日本央行再度加码，将年度资产购买规模从原来的60万亿至70万亿日元增至80万亿日元。
日本的经历有力地证明，即使施行了持续的财政赤字、零利率和QE政策，都不能使经济走上坦途。QE没能有效改善经济的运行态势，也没能把日本拉出长期通缩的深渊。不过，我们从日本的QE实践中仍然能够得到两个有用的理论启示：第一，如果不实行QE政策，日本经济状况肯定会更糟。第二，目前在货币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货币数量论已经被实践证伪。
（二）美国的QE政策止跌有效增长无力
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增长，当年9月，美联储从5.25％开始下调利率。2008年9月15日
美国第三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2008年末，利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0－0.25％区间，从此这种零利率政策一直持续至今。当年美国通胀率仅为0.1％，到12月失业率已达7.2％，创出16年来的新高。可是在零利率水平下，企图重振经济的美联储在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已无调整空间，只好转而倚重非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QE。
2008年11月24日，美联储宣布将购买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发行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券及其担保的5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这是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动用QE货币政策（简称QE1）。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资金注入使得银行不必通过借款来恢复其流动性，从而稳定银行系统。美联储希望借此政策阻止美国金融体系自由落体般滑落并刺激经济复苏。
截至2010年3月QE1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MBS、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由8800亿扩大至2.3万亿美元。QE1的实施使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8年12月底的8675点升至2010年2月底的10400点左右，涨幅超过19％，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持续攀升。
不可否认，QE1在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2009年6月至12月，美国纽约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先后归还了政府救助资金，这表明在QE1执行期间，原来濒于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都已恢复元气。但由于金融机构仍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而且经济走势仍有极大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的惜贷心理造成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能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从而难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就业率上升也就无从谈起，致使失业率在2009年第四季度达到10％以上。
到了2010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仅为1.6％。进入下半年后，美国经济表现更是欠佳，9月核心物价指数升幅仅为0.8％，10月的失业率仍然停留在9.6％的高位。多份报告指出，美国经济复苏已经明显放缓，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险正在加大。8月10日，美联储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决定再次调整其货币政策方向，利用QE货币政策帮助提振美国经济。
第二轮QE（QE2）措施是：美联储从2010年11月到2011年6月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QE2的目的很明确，即扭转美国生产和就业状况改善步伐缓慢的局面。
QE2结束之际，美国经济又出现一系列放缓迹象。不仅房价跌回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一直引领复苏的制造业也显得后劲不足。一时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之声再起。从经济指标看，QE2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从9.5％降至9.1％，服务业指数从52.8升至54.6，制造业指数从55.2降至53.5，改善也不明显。[④]
此后，美联储还实施过一次“售短买长”的操作，即美联储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卖出短期国债并买入长期国债。这种操作不会使美联储现有资产规模增加，但可以延长此前QE政策刺激经济的时间，这与美联储之前宣布的更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目标相契合，因此被市场理解为“变相”的第三轮QE，或者称为“扭曲操作”（OperationTwist，简称OT）。
2012年8月，美国经济呈现温和增长，核心CPI同比增长1.9％，失业率为8.1％。这样的经济状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备受市场期待的QE3终于在9月13日
正式出台。美联储除了宣布延续OT和继续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的区间不变至2015年中期外，还承诺每月购买400亿美元MBS，直到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令人满意的复苏为止。由于联储延续了OT，加上QE3每月400亿美元的MBS，联储每月购买的长期债券大概在850亿美元的水平，超过QE2的单月资产购买规模。而且QE3没有设定一个具体的终止日期，也没有规定购债总额上限，实际上成了一个“开放式”购债计划，这更是QE2不能比的。当年12月13日，美联储又推出新的长期国债采购项目，每月购债450亿美元，以取代到期的OT，维持每月购债850亿美元的总规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对于常规的利率政策，QE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永远没有用尽的时候。
对于美国QE实践的总体效果，《华尔街日报》通过对美联储主席的评价进行了总结：“在经历了一场他未曾预见的金融危机后，伯南克引导美国避免陷入可能具有毁灭性的恐慌之中。然而时隔五年后，他利用不同寻常的政策帮助美国实现的经济复苏却疲弱得令人沮丧。”[⑤]
直到最近，美国经济才有点起色。自2014年1月起，美联储开始缩减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每次缩减100亿美元。如此这般经过8次操作，到当年10月底美国彻底退出QE3。第三季度美国GDP的年化增长率为3.5%，10月份失业率降至5.8%。然而通胀率在2013－14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1%－2%之间波动。
美国的QE实践最终结果看起来比日本要好一些，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日本QE的主要买入对象是国债，对刺激经济只有总量意义。而美国的QE除国债之外，还买入了大量的MBS，其中甚至包括在危机中形成的“有毒资产”，即还不起本金和利息的资产。于是作为MBS主要发行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深陷危机漩涡的金融机构都得到了近乎定向的资金扶持。这种做法对于稳定金融体系和支持实体经济都有更为直接的作用。
经过三轮QE，美联储总资产从不到足1万亿美元扩张到4.48万亿美元。虽然实体经济最终出现了一系列积极迹象，但QE更为明显的作用是在虚拟经济方面。借助QE带来的巨量流动性，纽约股市进入新一轮牛市，股指多次创出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自2009年3月份的6626点至今已经上涨至17500点以上。虚拟经济的繁荣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的趋势，拥有资产的富人更为富有，广大民众则不能切身体会到经济复苏带来的实惠。美联储调查显示，2013年美国低下层家庭的财富只占整体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5%美国人却占有63%，美国财富不均的情况接近百年来的最高水平。
（三）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乏善可陈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情况。
在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同样实施了QE政策。2008年英国央行就开始酝酿资产购买计划，避免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到2009年9月，英国央行已经购买了超过1650亿英镑的资产，包括国债和相对高质量的私人机构债券，一年之后总购买量又增加了100亿英镑。此后几年间，英国央行不断推出新的QE计划，购买资产以国债为主，目前QE的整体规模仍然维持在每年3750亿英镑，基准利率保持在0.5%。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英国经济有所好转，但期待中的温和通胀仍未到来。2014年9月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上涨1.2%，创下五年来的新低，远低于央行的设定目标2.0%。
欧洲央行则主要用其他方式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1年末以来，欧洲央行推行了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共计向市场注入了约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同时基准利率也多次下调。这些政策的目标同样是对抗通缩重振经济，效果也是不甚理想，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瓶颈仍然是资金难以充分进入实体经济。为了预防通缩，欧洲央行在2013年11月7日宣布，将已是史上最低的主要再融资利率0.5％降至新低0.25％，欧洲央行执委会委员、首席经济学家普拉特（Peter Praet）表示，如果有需要提振通胀，使其逼近目标水平，负存款利率和QE都是欧洲央行的选项。[⑥]
这简直就是绝望的呼喊。令人绝望的形势果然很快就出现了，2014年9月欧元区通胀率降到了0.3%的五年低点，希腊、意大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已经陷入通缩。此时，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已降至0.05%，隔夜贷款利率降至0.3%，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负利率与QE一样，也是非常规货币政策，意味着商业银行放在央行的隔夜存款不但得不到利息，反而要倒贴利息。到了10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发出警告，欧元区已进入“顽固的经济增速疲软阶段”。
（四）QE实践突破和证伪了西方主流货币理论
QE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无中生有”地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的措施，按照主流的货币数量论，这种政策的长期后果必然是通货膨胀，但短期内可能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现实中的QE政策效果与理论预期有相当大的距离：在全球发达国家普遍长期实施QE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各国通胀率基本上都没有明显改变，有些国家甚至是想尽办法提高通胀率而不可得。
2013年3月份部分经济体CPI一览（％）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欧元区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中国 香港 新加坡 澳洲 新西兰 印度 韩国
1.5 1 2.8 1.7 1.2 １ 1.2 -0.9 2.4 3.6 3.5 2.5 0.9 11.4 1.2
数据来源：陆庭龙：《货币战日本先胜一役》，《财新网》2013年05月21日
国外财经媒体的评论是：“尽管发达国家的利率处于超低水平，并且印钞规模空前庞大，但是通胀率却在普遍下滑，这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主要央行在制定下一步政策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⑦]
“‘硬通货’狂热分子对量化宽松将引发恶性通胀的担忧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⑧]
如果我们仍然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确实应该对货币数量论进行彻底反思了。
总而言之，QE实践有两大看点：第一，这种实践完全证明了货币量增加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本质关系，从而证伪了货币数量论。因此我们在理解QE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时，必须摒弃货币数量论的影响。第二，虽然QE货币政策对于消除市场恐慌情绪、稳定金融市场均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增加消费、刺激经济复苏方面作用有限，而且在不断加大QE力度的过程中，明显有效果递减的倾向。其中的原因可能要在政策的实现途径中寻找。
以美国为例，QE政策的理想实现途径是美联储通过购买金融资产向商业银行提供大量流动性，再由商业银行把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中，以此推动经济复苏。然而实际情况是，危机后的美国商业银行无意放贷，持有的国债金额却持续上升。目前美国金融机构的国债购买量已经超过海外，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长期利率因此被大幅压低。商业银行从联储借入资金成本近乎零，购入10年期国债利率曾高达3.4％（2014年已降到2.5％左右），这个无风险的利润来源自然使银行失去向工商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尽管美联储的超额储备金存款利率只有0.25％，商业银行仍偏向于把资金存在美联储而不愿对企业和消费者放贷。所以自美联储QE政策实施以来，向市场提供的流动性大都没有真正流向实体经济，大大影响了政策效果。看来，要提高QE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找到促使新增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方法。
从理论上说，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驱动货币进入实体经济，与马克思论述过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有关。因为这一规律在现实中的表现不是利润率的直线下降，而是随着经济周期以时隐时现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说，在经济繁荣期，利润率下降趋势不明显，甚至可能会短期上升；在经济衰退期，利润率下降趋势就会特别明显，如果这个趋势不转变，必将引发经济危机。凯恩斯也发现利润率下降对宏观经济的致命影响。他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导致人们对未来利润的悲观预期，私人部门的投资会萎缩，这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能让货币进入无盈利预期的实体经济部门了，即出现流动性陷阱。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让政府增加投资以提升经济景气，改变私人部门的盈利预期。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已经证明凯恩斯的药方不能治本。
此外，平均利润率水平还与一般物价水平密切相关。正常情况下，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变动趋势与一般物价水平基本同步。相对于利润率，物价水平更容易观察和比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物价变动趋势大致估计利润率的走势。为什么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紧张地对抗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反映的是利润率下降。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想用货币政策人为地维持温和的通胀率？因为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唯有物价的温和上涨才能抵消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但是，不掌握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西方学者和主管经济的官员都不懂这些道理，所以他们采用的方法只是出于直觉而缺乏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基础的方法当然不可能成功地对抗有理论基础的规律。既有理论基础又实践经验支撑的方法，我们将在后面展开讨论。
三、QE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
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为了应对危机而实施的非常规QE政策，充分暴露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深刻危机。韦森对此有评论：
“自2009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经相继采取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银行的借贷利率也一直被人为压低到几乎接近于零，但到目前为止，似乎种种凯恩斯主义的恢复经济复苏的药方全失灵了。另一方面，尽管数年来西方国家采取了量化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无疑也宣告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预言的破产。一方面在现实层面西方各国深陷经济萧条的泥潭无力复苏，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经济学家们又找不到任何复苏的药方，甚至对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还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这能说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论战后，当代经济学中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有过实质性的进展么？”[⑨]
单就货币数量与经济增长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而言，主流理论的危机表现为：QE货币政策的实践已经证伪了货币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货币数量论，而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又只能说明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形。因此QE的理论基础只能从非主流理论（相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中寻找，或者对某些影响深远的理论进行重新解读。
（一）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其实与马克思相距不远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常常被当作当代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原汁原味的观点却是这样表述的：“为了使价格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相当稳定，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使其自身适应产量增长和人口增长。此外，如果过去的增长模式还会继续，那么，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满足公众随着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的比率的期望。过去的经验表明，为了保持长期的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必须每年增长3％－5％。”接着，他进一步说明：“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既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又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既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快于保持价格稳定所需要的每年3％－5％的增长率，又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慢于这个增长率。货币供给非常迅速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在货币供给没有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货币供给非常缓慢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绝对下降了；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紧缩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不是缓慢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⑩]
如果不想故意曲解的话，应能看出弗里德曼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显然认为：第一，决定物价水平的变量不是货币数量，而是货币量增长率。这种观点还称得上货币数量论吗？称为“货币量增长率论”还差不多。第二，维持物价稳定的主要措施不是控制货币数量，而是维持一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所以弗里德曼反对政府主动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第三，这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为每年3％－5％。为什么刚好是3％－5％？弗里德曼找不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只好求助于“过去的经验”。显然，这个理论还远未成熟，至多是一个基于经验的猜想。
更为吊诡的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不但不是货币数量论，而且有向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接近的倾向。弗里德曼认为，在正常经济条件下，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量增长率，即单位时间的货币增加量。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一般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的价值，而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即单位时间内产出的货币量。不难看出，前者确有接近后者的倾向，但弗里德曼显然没有找到正确的思路，所以在逻辑上远不如马克思严谨。
（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可为QE提供依据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研究货币现象，可知在贵金属货币时代，一切商品都是劳动产品，货币只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被公认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商品。因此，货币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因素并无二致，即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换句话说，如果货币以稳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生产出来，那么无论货币的社会存量多大，在理论上都不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11]
以贵金属为货币的时代，贵金属每天都有产出，社会货币存量每天都在增加，即“QE”天天都在进行中，但却能长期维持物价稳定，事实已经验证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正确性。贵金属货币制度后来为何难以为继？主要是因为贵金属矿藏日渐枯竭，已经不能保证以稳定的劳动生产率源源不断地为社会生产货币了。在贵金属矿藏日渐枯竭的过程中，每一次新的贵金属大矿的发现，对整个社会经济都是一个重大利好，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
劳动价值论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物价的稳定仍需以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起着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当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时，多余的货币就会退出流通而成为贮藏货币；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时，贮藏货币又会重新加入流通而变为流通手段。[12]
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失调，物价就可能随着人们普遍预期的变化而大幅波动。
换言之，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只要一般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不变，影响物价稳定的因素一是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二是货币贮藏手段职能失调。然而，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却偏偏带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根本缺陷：第一，货币的发行已经与劳动过程脱节，使币值失去了客观基准；第二，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完全失灵，流出中央银行的货币总是处于流通领域中。现代的通胀和通缩实际上是这些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引发的病态反应，这种反应的强弱只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本身或经济前景的信心，与货币数量的增减没有本质联系。所以，现代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达到物价稳定的目标，常常难以如愿。纸币时代稳定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本文第四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在厘清了物价稳定与货币数量的关系后，便可进一步认识到，货币数量的不断增加对化解经济危机、维持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似乎无解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人们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13]
所以，通过建立企业生产商品来赚取货币的资本家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市场容量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逼仄的市场容量必然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于是利润率不断下降。如果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导致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这一规律已经被实践屡屡验证。但很少人注意到，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有过一次饶有趣味的例外。15世纪末，感觉到通过办厂经商赚钱越来越难的人们开始寻找直接获取货币（贵金属）的捷径。在到处洋溢着的“黄金渴望”中，哥伦布等探险家扬帆出海了。哥伦布以及追随其后的探险家对贵金属无休止的探寻，最后竟真的找到了丰富的贵金属矿藏。这些探险家自己也没料到，贵金属的大规模开采实际上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开辟了新的宣泄出口——即把过剩产能引导到具有无限需求的货币产业中去，无意中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随着美洲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不断增加的需求，不但突破了经济停滞的瓶颈，而且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这实际上是贵金属货币时代一次成功的“QE”实践。成功的关键一是新增货币的大量流入，二是新增货币毫无阻碍地进入实体经济，切实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水平。
四、QE货币政策的改进和制度化
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虽然QE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积极作用还不太显著，但是在财政政策收缩、基准利率降无可降的情况下，QE仍然会成为唯一的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或许已经走上了持续QE的不归路，央行政策利率低迷和资产负债表规模高企可能成为新常态。目前被视为“非常规”的QE货币政策，将来很可能成为常规化的、甚至是主要的货币政策。问题在于如何有针对性地对QE政策进行改进，这样的改进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何意义。
如前所述，只有彻底摒弃货币数量论，回到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上观察货币现象，才有可能在对外国QE实践的研究中，为QE货币政策找到正确的改进方向，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光明前途的、能为我所用的新型市场经济货币制度。
由于受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人们对QE政策的最大担忧在于它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从本文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物价的波动与货币数量的增减没有本质联系，因此以控制货币数量来实现物价稳定的传统政策措施已经失去了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以马克思货币理论为指导，新思路的方向应当是让物价不再以货币数量为基准，而要以正常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为基准。当商品生产条件异常时，则以商品储备制度熨平异常的价格波动。
以商品储备制度稳定物价的思想和措施，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后期，越国大夫范蠡（约前536－前448年）继承了其师计然的经济思想，提出了谷物平粜的设想。在范蠡之后，战国初期的李悝变法、西汉中期的桑弘羊改革、唐代中期的刘晏改革和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都是范蠡思想的大规模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范蠡的平粜思想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常平仓制度。这个制度的运行机制简单说就是以基本商品储备来稳定市场商品价格。我们可以把常平仓比作一个蓄水池，市场上商品价格过高时，常平仓就将储备的商品投向市场，增大市场供给，让物价降至正常水平；当市场上商品价格较低时，常平仓则收购商品，减少市场供给，让物价升至正常水平。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的发展时断时续，但至明朝末期，其体系已经相当完整。到了清朝，常平仓的收入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截留漕粮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主要作用仍是平抑物价。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在青黄不接时则出借种籽口粮，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是仓谷出陈易新的日常管理措施。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但常平仓思想却在西方国家得到发扬光大。在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商品储备制度自然不会局限于谷物的储备。例如战略石油储备，最早是在1973年由发达国家发起的。当时发达国家为应对欧佩克的石油禁运，联手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要求成员国至少要储备相当于上年进口量60天的石油。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后，IEA对各国石油储备建议把石油储备规模上提到90天水平。经过多年石油储备建设，美、日、德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政府储备加民间储备）早已超过IEA规定的规模水平，分别为158天、169天和127天。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始于2003年，截至2013年底，我国战略原油储备能力已达到1.4亿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储备制度实际上已经对物价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宗商品库存量对期货和现货市场价格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媒体财经报道中常有利用商品储备制度平抑物价的消息。例如，2012年3月底就有消息称，美、英、法三国打算联合释放石油储备以打压石油价格的上涨。又如，2014年10月22日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美国前一周原油库存增加710万桶的消息，这一数据远远超过市场250万桶的增幅预期，NYMEX原油价格迅速从82.55美元/桶附近下滑至81.65美元/桶附近。可是商品储备制度稳定物价的作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却鲜有提及。
实际上，正如前面提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的方法，其理论基础和实际效果是可疑的，副作用却是肯定的。在这种银根忽松忽紧的市场环境中，市场主体不但要应付市场风险，还要应付政策风险。这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往往是不可承受之重。最致命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005－2008年间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进行了“过山车”式的调控后，最终迎来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货币发行实践中，曾有过以商品储备制度代替现代金融体系中通行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的成功经验。这一宝贵经验是由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是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1943年曾担任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在他的主持下，根据地货币北海币成功地排挤和收兑了国统区发行的法币，并以稳定的物价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他后来总结道：
“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14]
实际上，薛暮桥的新发现不但是对西方货币学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的继承和创新，因为薛暮桥的做法是把货币发行与常平仓制度结合起来，无成本地解决了常平仓运营的资金来源问题，从而使常平仓的发展完全摆脱了政府财政状况的制约。相对于现代西方金融制度，这种看上去很“土”的货币发行与常平仓相结合的商品储备制度有一个突出的优越性：新增货币直接用于收购商品，即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刺激了商品生产活动，且这种刺激没有通胀的后顾之忧。所以，这种制度一举解决了目前西方QE实践中的最大难题（新增货币如何进入实体经济），消除了人们对QE的最大担心（通货膨胀）。
从理论上说，薛暮桥的方法就是把货币制度从金本位转变为商品本位。无论是金本位还是商品本位，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货币的价值必须以商品（黄金也是商品的一种）的价值为基准，而不是以货币的数量为基准。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推断：将来用于稳定市场物价的主流措施，就是发源于古代中国、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实践发扬光大的商品储备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储备制度的收储对象只须局限于目前经常在期货市场交易的大宗商品即可。只要控制住大宗商品价格，其他商品的价格波动就不可能太大。同时，通过这种商品储备制度发行的货币，就如过去金矿产出的黄金一样，既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五、结论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间不长，目前正处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阶段。西方国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可能将来才会遇到。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前瞻性研究，在理论和制度上早做准备，以确保我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仍能占据主动地位，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目前在西方一方面备受争议、一方面又不得不采用的QE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实践发展的趋势表明，QE很可能会成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流货币政策，但目前西方国家实施QE政策的具体做法并不能圆满达成政策目标。正确的做法是建立把货币发行和常平仓结合起来的商品储备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实施QE，最终达成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宇：《QE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效果与潜在风险》，《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
[3] 程恩富：《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创新的若干思考》，《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 程恩富、夏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2期。
[5] 朱奎：《程恩富的学术贡献和经济思想》，《海派经济学》，2009卷第27辑。
注释：
[①]
Harding, Robin：“US quantitative measures worked in defiance of theory,” The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3, 2014.
[②]
Wolf, Martin：“Bernanke makes a historic choice,”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18, 2012.
[③]
郎咸平：《美国的政策值得我们借鉴》，《理财周刊》2011年7月18日。
[④]
新华社：《经济复苏现状缓慢脆弱，美联储“骑虎难下”》， 2011年6月8日
，www.xinhuanet.com.
[⑤]
《伯南克功过：避免经济崩溃，未能促增长》，《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年12月18日。
[⑥]
《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普拉特：负利率与QE都是政策选项》，《财网》2013年11月14日
， www.yicai.com.
[⑦]
《通胀率低迷困扰全球主要央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年12月18日。
[⑧]
FT View：“Farewell to the Fed’s QE3, a monetary job well done,” Th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31,2014.
[⑨]
韦森：《哈耶克与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同与异》，《读书》2012年第9期。
[⑩]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6－347页。
[11]
卢映西：《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158页。
[13]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
[14]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本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