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基的“鸦片”

赵峰 原创 | 2015-05-21 16:47 | 收藏 | 投票

 罗斯基的“鸦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被根本改变。外强的凌辱,政局的混乱,经济的停滞,社会的动乱,是百年近代中国的基本景象。在《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斯基似乎有意要给这幅灰暗的图画描上一笔亮丽的色彩,他试图证明,在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过程,是一个持续而稳定增长的过程。这种判断,颠覆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大多数认识。托马斯·罗斯基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除初版于1989年的本书之外,还有《中国历史的经济透视》、《中国的兴起与亚洲影响力的均衡》、《中国伟大的经济改革》等著作问世。

一战到二战之间的中国经济,由于外强的干预,政府的无能,军阀的混战,市场的割据等等原因,一般论者及国民的普遍记忆,都以为处于衰退和停滞的状态。罗斯基试图颠覆这种传统而主流的观念,给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他试图证明,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政治与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成果,其规模和影响与同时期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十分相似。”(P1)“全国人均产出与消费水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数十年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与提高。”(P1)“中国战前工业部门几乎与日本的一样大,其增长率甚至比日本还高。”(P18)“在1914/19181931/1936年,国内总产出增加了五分之一,这意味着调整通货膨胀后的人均增长率是20%25%。……各项投资迅速扩张,在19311936年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超过了总产出的10%。……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稍稍落后于同时代的日本,但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P335336)罗斯基对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产业的发展充满乐观。书中不时出现“突飞猛进”,“巨大进步”之类的描述。就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罗斯基不时将之与处于相同发展时期的美国和日本相比较,似乎中国的发展并不输于貌似不可比拟的这两个成功国家。罗斯基之所以高调评价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隐含着另一个更重要的主题—— “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后经济增长只是之前发展趋势的延续,而不是新的起点。”(P15)罗斯基的判断问题重重。姑且不论战前中国经济是否取得了可以与日本比拟的经济增长——果真如此,如何理解在日本入侵之下中国的节节败退?如何理解日本的战争动员能力以及先进的武器装备?就算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经过十三年连续的战争屠戮之后,这样的经济或产业基础是否还完整地保存着以致可以成为战后发展的依托?

 

罗斯基著作的开始一章,试图对传统的关于中国战前经济衰退和停滞的观念进行批判,进而为其分析中国经济的大踏步进步扫清道路。针对战前中国经济尤其是近代经济被外国资本控制的观点,罗斯基试图用数据和实例来证明,外国资本的进入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比如产品和技术的示范作用,比如企业家精神和能力的培养,等等。但是,中国市场所接纳的往往是适于中国人消费水平的产品,而在这些低端领域,中国企业有着独特的优势。在中国近代化产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中国本土企业。罗斯基使用了这样一个数据——“193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所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8.5%。”(P17)因为外国在华企业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中国本土企业产品主要内销,由此,进出口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小似乎就可以理解为外资企业的比重不大。首先,这种相关性的判断大成问题。即使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很小,中国农产品出口在三十年代还维持着比较大的规模,也就是说,进出口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大小实在无法反应外资企业在中国工业产值中的比例。其次,如果进出口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可以反映外资企业的贡献的话,8.5%已经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了。在罗斯基一再声称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才2%左右(罗斯基使用的数据很不一致,有时是百分之一点几,有时候是百分之二点几)。

对战前中国经济衰退和停滞的传统解释中,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无能以及繁重的苛捐杂税。政府的无能集中体现在公共职能的缺失上,在各级政府支出中,军费是占绝对优势的最大一项。政府既不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也不对经济发展制定计划,既不对基础产业进行扶持,也不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政府只是一群坐吃山空的白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偶尔同室操戈掀起战乱。这样的政府似乎才是罗斯基的理想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对国民财富的索求不多,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多。似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无为而无能的政府,市场才可以自由而自发地运转。这样一种想当然的自由主义观念,本质上只是乌托邦而已。自由放任的市场绝不是自然而自发地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市场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没有天生的完善的自由市场体系。在佩罗曼的《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个古典经济学的诠释》中,利用丰富的历史材料证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事实上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圈地运动的推广是不可能的。正是圈地运动的完成,才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准备了自由劳动力和用于产业投资的货币资本。将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纳入帝国主义的市场体系中,不也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国际侵略和国际掠夺的目的吗?所以,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政府的无能所带来的不是市场的自然自发的产生和自由自主的运转,而是市场的缺失和市场的被操纵。在罗斯基的解释中,政府的无能,尤其是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无能,造就了一个轻税的环境,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一部通过经济计量来解释经济现象的著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作者具备搜集和处理他所需要的一切数据材料的能力。经过罗斯基的艰苦工作,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成为历史上税负最轻的时期,也是全世界税负最低的地方。当时全国平均税率仅仅5%7%,与建国之后20%30%的税率相比,谁是残酷的剥夺者似乎一目了然了。可是,这样的判断具有多大的真实性,确实是个问题。在这里,除了一堆来路可疑的数据之外,并没有太多可以让我们信服的论证。193111月,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尼到中国做过调查研究,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有过这样的表述——中国农民生活在齐脖深的水中,一个微小的波浪就可以使他陷入灭顶之灾。那齐脖深的水中,就有苛捐杂税,而那波浪则是各种预期外的灾害,包括兵灾。托尼的观察得到更多的认同,这不仅因为他人道的心灵,还因为身临其境的感受。

在罗斯基的论述中,不仅无能的政府是有益的,军阀及军阀割据也是有益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即使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省份也不到全国一半,而且其中的一些省份仍然事实上是军阀的天下。近代史上,中国军人给人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保家卫国靠不住,烧杀抢掠很在行。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度,但在所有的灾难中,兵灾危害最烈。军阀割据状态下,军费没有预算,而只能是来自掠夺和抢劫。所谓保护费,一方面取决于受掠夺者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掠夺者的掠夺能力。在失去正式的约束,并且道德和伦理制约完全退隐的背景下,受掠夺者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机会。因为军阀的控制具有流动性——一方面由于军阀之间的斗争或者竞争,另一方面也有边际收益率递减的缘故——希望军阀培植“税源”基本上就是缘木求鱼和与虎谋皮。在对军阀和军阀割据的评价上,罗斯基也试图颠覆传统和正统。罗斯基认为,以往历史学家对军阀和军阀割据的认识,失之偏颇。人们大多认识到军阀和军阀割据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而没有认识到其积极作用。军阀和军阀割据的积极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军阀出于战争需要发展军火产业,推动工业的发展;第二,出于运兵的需要,军阀统治推动了铁路和公路建设;第三,出于获得长期收入的目的,军阀倾向于保护工商业,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罗斯基眼里的军阀,不是横征暴敛的暴徒,而是仁慈的统治者,甚至是天使。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军阀的地方统治大多有暂时性的特点,长治久安可以成为合法政府的理想,而绝不会成为军阀的追求。事实上,在可以掠夺的情况下,军阀们不会选择生产;在可以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军阀们不会选择协商。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不仅通过铁路和公路来运送兵力物资,还通过破坏铁路和公路来阻止敌方运送兵力和物资。就在罗斯基的论述中,就有军阀混战导致铁路运营效率下降的例子。而且,对于商品流通而言,军阀割据所造成的市场分割,是经济效率改进的最大障碍。这一点,罗斯基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出于证明军阀割据的二三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他有选择地忽视了这些理应正视的现象。

罗斯基所看到的不是市场割据及其对商品流通的阻碍,而是竞争性市场带来的效率改进。似乎没有太多的实例以及可得的数据来证明二三十年代中国市场体系的竞争性及其对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在罗斯基的这样一部并非教科书的研究专著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普及关于充分竞争市场及其效率特征的教科书知识。罗斯基试图证明,由于政府的无能和无为,未受政府干预的市场具有自发运转的特点;由于中国市场的主体是数量众多规模很小的工商企业及个体农户;由于市场经营者对信息的重视以及近代信息技术的推广,使信息不对称大大减轻……中国的市场体系呈现出充分竞争的特点。这显然是参照标准教科书描绘的一个乌托邦市场。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有效率的市场存在于教科书中,存在于罗斯基幻想中,却不存在于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关于近现代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理论界已经取得大量的共识。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同阶层有着完全不同的资源控制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市场运转中有着切实的表现。力量的不均衡,必然导致优势方对弱势方的操纵。斯密说人们更愿意在一个自己垄断的市场上获取稳定报酬而不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承担风险,这种描述更加适合中国的情况。历史上的官商勾结,不过就是利用政治权利构建垄断性市场从而获取垄断租金的做法。“红顶商人”往往被誉为美谈,说明我们的文化对这种垄断性市场结构在心理上的接受。近代以来,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外国商人及其买办,获得了在中国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能力,利用政治权利,凭借市场优势地位,成为实际上的市场垄断力量。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叶氏家族的发家致富,就是一次次利用了借助于政治权利和外国企业支持的力量。除了教科书的空谈之外,罗斯基还希望用历史实例来解释他理想中的中国市场的充分竞争性。姑且不论他所选择的例子具有多大程度的历史真实性,就他只能举出一两个通商口岸这样特殊背景的例子而言,其代表性大大值得怀疑。以偏概全是罗斯基此项研究的一个特点。罗斯基承诺要以近代工业的全面渗透,交通通讯的全面发展,银行体系的全面普及来证明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积极扩张,但他分析和证明所使用的材料,仅仅来源于近代经济有所发展的局部地区,一是外国资本控制的通商口岸,主要是上海,天津和汉口;二是日本控制时期的东北。罗斯基一再声称其研究证明了战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局限于沿海及通商口岸的狭小区域,而是表现为一种逐步展开的全面的增长,但是,对除了外资力量强大的通商口岸及日本人控制的东北之外,其他区域着墨不多,广大内陆地区则几乎忽视。

 

罗斯基著作的第二三四五章,分别从制造业、金融业、交通通讯业和投资几个方面阐述战前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概况,试图证明在政治动乱、军阀割据、市场分割的背景下,中国在近代经济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这大约40多年的时间里(18951937年),中国工业化得到了快速发展,近代交通运输网络迅速扩张,货币和金融系统发生了全面转型,面向近代化的固定投资加速增加。”(P267)罗斯基断言,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罗斯基将制造业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化成就的代表。据罗斯基的估计,在19121936年间,中国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9.4%,略高于日本同期的增长率。罗斯基据此断言,“制造业在战前中国经济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部门。”(P80)考虑到中国近代化的时间较晚,作为比较的基数很低,虽然9.4%的成绩已经不错,还是不宜评价过高。至于以略高于日本来显示“高增长”,则纯粹是搞错对象。1912年的时候,日本的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接近百分之二十,而中国才突破0不远。即使保持将近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到1936年,中国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才2.2%,而日本则是25.9%。罗斯基的进一步判断是,“战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规模的确相当大。”而且,“将战前中国工业增长描述成为‘停滞’或‘不发展’显然都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P89)将2.2%叫做“规模相当大”,将20多年才发展到2.2%叫做“发展快”,这显然是在忽悠老百姓,纯粹是睁眼说瞎话!

罗斯基选择用来证明中国近代化成就的产业是纺织业和火柴业。由于国际贸易的扩张,由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产业转移,二三十年代中国纺织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技术进步,增长迅速,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这是众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所证实的事实。罗斯基实际上是将纺织业作为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来研究的,为此,在探究纺织业自身技术进步,产值增加,就业扩大,市场拓展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讨论纺织业与其前向及后向产业的关系,应该进一步讨论纺织业发展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引致和推动作用,但这些方面,罗斯基的讨论几乎没有涉及。

对火柴业发展的讨论是本研究中很少出现的有价值的内容之一。相对于外国火柴企业来讲,本土火柴厂规模小,布局分散。但是,小规模的本土企业却在竞争中战胜了外国企业,取得市场的主动权。本土小火柴厂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火柴生产相对而言技术要求低,技术基础薄弱的本土企业也比较容易取得并熟练使用相关技术,而且,除了进口化学原料之外,其他投入品也较容易取得;第二,产品特性。火柴产品重量轻,体积大,价值低,怕潮,易爆炸,这决定了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优势;第三,火柴消费需求的季节性。据调查,火柴消费在年度之中并不均衡,相对而言,冬季消费量要更大一些,其他季节相当平稳。因为火柴怕潮从而不易储存,季节消费的不均衡就要求季节生产的不均衡。对于大企业来讲,不均衡生产存在固定资产闲置带来的效率损失,而小企业这方面的影响相对要小;第四,本土企业的社会资本优势。火柴生产的某些环节,比如火柴盒的制作,火柴的包装等等,都可以委托家庭劳动来完成。家庭生产对于企业来说,是节省生产成本的有效途径。本土企业利用其社会资本优势,可以放心将一些生产环节交由家庭生产完成,而缺乏相应社会资本的外资企业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五,本国市场对劣质产品的大量需求。外国企业主要生产质量高同时价格也高的产品,而中国市场对劣质火柴有着大量的需求,同时,中国企业在生产劣质产品上也有优势。

如果确如罗斯基所说,战前中国近代化或者工业化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为之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的话,对于机械产业发展的研究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机械制造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个试图建立自己独立工业体系的落后国家来讲,没有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近代化或者工业化就成为无源之水。但是,战前中国确实没有机械制造业的规模化的发展,因此,罗斯基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就只能付诸阙如。这里顺便带来的问题是,没有制造业的发展,罗斯基所宣称的战前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有多少真实的基础?

罗斯基对战前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研究被认为是颇见功力的方面,罗斯基本人也把战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罗斯基的研究中,适应贸易扩张的需要,战前中国金融市场在货币一体化及现代货币手段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取得一定成就。金融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产业投资的发展。但是,罗斯基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存在自相矛盾。罗斯基试图用金融深化理论来解释战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如果中国金融市场确实存在一个金融深化的过程,则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而言,金融深化其实还只是一个仅仅存在于罗斯基想象中的存在。在罗斯基的这项研究中,中国金融市场所体现的,实际上也不是金融深化,而相反的是金融抑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金融市场呈现较为健全的时期,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三大机构,分别在不同领域发挥不同功能。一是传统的钱庄,主要从事国内贸易相关职能;二是外国银行,主要从事对外贸易相关职能;三是出现最晚存续时间最短的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从事于政府相关的职能,如财政和税收,借贷和汇兑。中国商业银行因为执行政府相关职能的原因,脱离市场,对市场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而且,因为政府腐败的渗透,加上政府信用的缺失,中国商业银行成为政府恶意透支和制造通货膨胀的帮凶,于是其存在的意义似乎不是健全金融市场,而是破坏金融市场。总的来讲,中国商业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抑制性的。后来,因为一系列的经营失败,中国商业银行退出了市场。

罗斯基的研究中,金融体系的进步对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纸币流通和银行贷款的推广。这两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外国银行来实现的。钱庄及中国商业银行的纸币及贷款业务,主要依托于业务完整规范的外国银行。这样说来,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推动力量,主要依靠外国资本。但是,作者试图证明的却是——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于是,作者的论证陷入了矛盾之中。为了证明某些自己想要证明的论点,似乎是可以罔顾某些事实的。银行体系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发挥,需要有健全而统一的金融市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金融市场残缺不前,金融体系更谈不上统一。政治混乱和军阀割据之下,政治上的统一遥遥无期,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统一更是黄粱美梦。金融市场的分割、残缺和混乱,使整个金融制度的功能体现为抑制性而不是深化性。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金融市场管理,没有规范的金融运作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金融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讨论金融市场对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纸上谈兵又能是什么?罗斯基就这样在金融市场残分割、残缺和混乱的背景下大谈中国金融市场的金融深化。当然他可以找到足以支持他的论证的数据。最后,罗斯基没有忘记告诉我们,1935年中国开始有了统一货币,开始有了统一的货币清算单位。罗斯基所渴望的金融深化似乎可能了。但1935年,已经接近这项研究的时间下限了。

 

罗斯基的研究主题是“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面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现代部门。第六章中,罗斯基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农业经济。罗斯基整个研究的特点就是计量方法的应用,理论分析主要依靠数据提供的证明。战前农业经济增长的数据的可获得性比工业或者近代部门要差很多。可以理解的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加上社会经济落后背景下经济统计工作的缺乏,要获得长期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在数据本来就不存在的背景下,如何可能获得数据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对于擅长经济计量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却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不可能的问题。农业经济数据缺乏,可以找到替代的途径,找到替代的数据。只要能够用替代的方法证明所想证明的命题,替代的数据就和预想的数据一样好用,一样有效。无法直接证明,就采取间接证明。当然,这取决于你接受不接受。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服你认同和接受。

如果农村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将会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将会提高。如果得不到农村经济增长的数据,也得不到农民收入提高的数据,但可以得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数据,则可以用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来解释农民收入提高和农民经济增长。这种逻辑可能是存在问题的。正向逻辑推理成立,反向推理不一定成立。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提高可能是影响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之一,而不一定是唯一的因素,因此,将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唯一地归因于农民收入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问题。但是,作者可能获得的有效资料就是农民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数据,而作者又相信农村经济确实在发展,而且导致农民满意度提高的根本甚至唯一原因就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于是,农民生活满意度就唯一地代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罗斯基关于战前中国农民生活满意度的资料来自19291933年间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美国经济学家卜凯的调查。卜凯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利用学生假期,组织了若干届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这些调查为罗斯基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农民生活满意度的数据。罗斯基也许还有其他得到研究数据的材料,但只有卜凯的调查结果或者是经过处理的结果,才适合他的研究需要。罗斯基其实对卜凯的调查不是很满意,他认为卜凯利用有限数量的学生进行的调查可能存在样本太小不具代表性的问题,也存在时间跨度大从而可信度不高的问题。但是,因为卜凯的资料可以帮助他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而且因为卜凯的资料可能是他可能获得的唯一支持他结论的资料,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对卜凯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卜凯的资料确实为研究这一农村群体货币收入变动趋势提供了重要信息。”(291)“卜凯的每项研究,都……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316

间接论证的力量总是不如直接论证。罗斯基试图通过增加间接论证的数量来增强论证的力量。接下来,他用纺织女工的工资增长来代表农民收入的增长,进一步代表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里,罗斯基使用均衡工资理论。纺织女工是由农民身份转化过来的。在一个均衡的市场里,纺织女工的工资和其务农的收入趋于均等。因此,纺织女工的工资增长,可以理解为务农收入即农民工资的提高,从而可以代表农村经济的发展。理想的均衡模型中成为真理的认知在实际生活背景下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谬误,成为痴人说梦和胡说八道。均衡的市场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因而用纺织女工工资增长来反应农民收入提高,不具有任何代表性或者合理性。按照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在二元经济背景下,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劳动边际产出极低,现代部门只要提供超过务农边际产出的工资率,就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无限供给”。其他众多的农业经济研究充分证明,农村过剩劳动力之所以愿意接受远远低于城市平均工资甚至务农平均收益的工资,原因在于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转移到非农行业的机会成本很低。黄宗智对华北农民劳动力配置的研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罗斯基的这一研究,不仅完全脱离实际,也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罗斯基先用纺织女工工资的增长来解释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接着用煤矿工人工资增长来解释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的增长。罗斯基得出的结论是—— “从农村地区雇佣非技术工人的非农部门工资的增长,反应出农村劳动生产力和农业劳动者——包括自耕农和佃农——的劳动收入也都有了增长。”(315)罗斯基对自己的这种论证也并不自信。确实,如果这样的论证都解释问题,解释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罗斯基希望论证的主题并不存在,所以尽管很努力,还是无法得到足够支持他论证的充分数据。在他的论述中,充斥着对数据来源缺乏的遗憾以及对数据真实性的不自信。 “一些数据的可靠性值得商榷,也有一些数据彼此缺乏一致性”,“现有资料中的空白点,只好通过一些看似有理但却无法核实的数据用以估计”,“这些数字当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阙略”(P161)。对缺乏的数据,有时候只能猜测,有时候只能留下空白。但是,罗斯基的态度却坚决的,那就是要证明战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资料时,他当然只会选择那些吻合他论点的数据。对于那些不得不用的数据,如果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会想办法将其放大。而对于那些合理性受到怀疑而又吻合他的需要的数据,他会为其辩护,赋予适应其需要的合理性。罗斯基所告诉我的实证经济学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了:经济学家努力寻找数据来证明自己想要证明的论点。他们坚信自己的直觉,坚持自己的论点,不管这样的论点多么惊世骇俗,多么违背常理和科学。数据都是被选择来证明自己论点的,如果从数据中得不出自己想要的结论,只能说明数据本身出了问题,要么更换数据,要么修正数据,直到数据供出想要的结论。但是,这种强数据所难得出的结论,不论其多么精妙,多么唬人,其真实性是存在问题的。如果经济学家只是满足于在自己小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将经济学作为一种自我欣赏,自我把玩的艺术品,他要怎么样杜撰自己的数据,怎么样构建自己的精妙模型,那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经济学据说从来都是有经邦济世的抱负的,如果经济学研究者还试图通过自己的科学努力介入这个真实世界的运行之中,试图去解释并改良这个世界,最好还是将研究立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中来。

 

在阅读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之前,我一直在阅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很长时间,沉浸于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之中。鸦片战争,清日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八国联军肆虐北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总是这样……

刚翻开罗斯基的这部著作,看到他对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一时间居然还有一点点欣慰。紧接着的思考,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悲哀之中。如果确如罗斯基所说的那么美好,中国的近代史为什么会那样的不堪?

猛然醒悟,罗斯基带给我们的,可能是又一剂鸦片!

 

201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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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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