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与李嘉诚注册地的争议，得到官方结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最近强调，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称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将开展混改试点。
这是对于财富转移潮的隐性暗示，政府将不会通过“不让跑”的方式让财富留在国内，而是通过产权保护的方式，使国内形成更好的财富生成机制。问题的另一面是，只有保护合法财富，才能推进混改，没有一个胆战心惊的企业家敢把资金大规模地投入根本无法掌控、没有基本安全保障的企业。
财富之所以要跑，从经济上看，无外乎两个原因，或者是国内已无能力生成新的财富，或者财富不安全。
中国国内有无能力生成新财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制度改革的成败。有的地区贫穷代际传递，无论企业与劳动者如何努力，只能围绕着贫困的陷阱打转。奥巴马的母亲、美国人类学家邓纳姆在其穷尽一生所写的《逆境求生：印尼的乡村工业》一著中，提出资本是印尼农村工业中各个部门分层的根本原因，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经济发展不起来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缺乏而是资本的缺乏，是政治经济而不是文化的原因。
必须打破这一可怕的内卷化结构。贫困阶层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得不到资本，而在中国社会更加多重，还包括基层社会合理秩序崩溃，一些地区出现黑社会化的现象，官商结合成为官商勾结，权贵企业可以得到大量租金，如果去除这些租金，中国的权贵型大型企业有多少能够真正赢利？
同时，知识产权普遍得不到尊重，大资本将企业抑制在勉强维持温饱的阶段，绝大部分企业通过价格竞争获得生存空间。企业仅以规模与成本取胜，品牌与技术、诚信无法脱颖而出，导致了消费替代，中国中产收入阶层以上的消费转而追求国际品牌。甚至原本被寄以希望的电商成为价格战的利器，赢利的中小企业微乎其微。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培育出体面的中产收入阶层，而不是形成食利阶层与赤贫阶层，贫富两极分化。
《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受到严厉抨击，杀气腾腾地威胁一个国际企业家，显然不是一个理智的办法。但其中所显示的香港豪族借助内地权力生长的态势，香港中产阶级日子难过，恐怕与香港的今天不无关系。
愚蠢地先培育出一个尾大不掉的阶层，而后加以威胁，不如在制度设计时坚持底线原则，减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原罪，同时更好地保护国民的合法财富。李嘉诚只因受到大家的关注，事实上中国进入移民潮，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环境灾难、教育与医疗等资源得不到公平的配置，更重要的还有国民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从税收到土地都存在系列案例，这些案例面对着杀气腾腾的背景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惹不起躲得起，需知对于大多数来说，重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各种口号。
不怕了，资金才能留住，企业家才能安心创造财富。在另一次会议上，刘鹤先生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
如果此次混改不被异化为上市圈钱，民资进入国企、进入国企的项目，核心要点是对民企管理权与财产权的尊重，这样的尊重不是虚无飘渺的口号，而是诉诸于法律通过一个个案例树立起信心。只有相信法律的尊严与公平，混改才有基础。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原罪与企业家牵连不止，国企改革与权贵攫取资产时常伴生，清理原罪有多种解读，有时会被放大为对财产的剥夺。最好的办法并非就此停止清理，而是在清理过程中以法律为重，让透明司法为财富保护划出一道宽阔的边界，而不是以洗脑的方式煽动民粹的暴戾之气，使违法的权贵阶层戴上受害者的假面继续舞蹈。
对于中国而言，有底线的法治在财富与市场中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