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讲台

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讲台

 

讲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学之后,前些年我暂时离开了这个讲台。一是年纪大了精力下降,我希望将更多精力集中到经济思想史领域;二是,我对我在这门课程中一再重复的很多东西有些厌倦了。说句玩笑话,讲了二十多年,再次碰到“一只羊=两把斧头”的时候,我都要吐了。不讲政治经济学的日子我也没有忘却它,只是在与同事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当听到对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批评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像听到别人说自己亲人坏话时一样的别扭。也就是说,情感上似乎有些疏离了。

上个学期,读了几本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历史的著作。只是出于阅读的兴趣,风吹哪页读哪页;没想到要去接受什么,也没想到要去批判什么。这类东西我读过很多,它要讲什么我大体了解。其实,我的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发展相伴随的。我们最初学习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不是唯一的经济学,也是绝对的主流。因为与“政治”的关系,因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其中很多蛮不讲理的教条(很多年之后我才逐渐弄明白,那时候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过斯大林改造过,又经过中国学者加工过的,它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着有限的联系,至少,它们并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儿。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还有很多旧时代是遗留。“政治经济学”的名声不好,与其中包含太多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关),一开始我们对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认同就是有限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我们在政治上和情感上可以接受,但在理智上,怀疑和批判已经萌生。在那个“新启蒙”的时代,学术空气是自由的,教室外不时会吹过自由主义的风。我们能够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并不仅仅因为其新,因为其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合理的解释,还因为这些新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知识和思想的养分。说来奇妙,我在1986年的校园讲座中就听说过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史,试图证明奴隶制在经济上的有效性的美国“新经济史学”,听说过作为这个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福格尔对经济学的贡献。而我阅读到福格尔的《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却是上个学期的事情。诺斯的著作进来的更早一些,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就已经风靡中国学术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只重要力量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的科斯的著作进入中国也更早一些。在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的著作《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理论》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比诺斯和科斯更早的是张五常,在八十年代中期,张五常的经济思想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过波澜,他的《卖桔者言》成为学术畅销书。说实在话,读新制度经济学家著作带来的那种震撼,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也许可以归结为新鲜感,可以理解为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新的经济思想带来的新的冲击确实让人振奋。我最早感觉到思想上的“当头棒喝”,那一棒就来自“交易费用”。

在那个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新”的经济学。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主张。“外来和尚会念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很会念经的外来和尚。“新”的经济学似乎是更加科学的经济学,不仅因为其标榜的“科学性”,标榜自己对价值判断的排斥或者价值中立(价值中立的主张对于长期浸泡在“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中的求知者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无论信任或者不信任,那种赤裸裸的斗争和革命的主张都已经让人深恶痛绝了,这种背景下,人们自然会渴望那些温情而理智的东西),还因为“新”的经济学有着更加严谨而彻底的逻辑,更加现代而科学的方法。而且,就理论和政策的契合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要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胜一筹。因为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制度,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关于市场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市场制度,毕竟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配置,而且,它所内涵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似乎与新时期建设和发展的主题有些冲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对现实作出现实解释,并与实际政策主张相契合的经济学。

可我们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小所接受的知识教育,所受到的政治熏陶,都使我们自发形成某些情感上的偏好,于是接受“新”经济学的过程中总会面临一些两难。我们从小就接受“批判”的思维,这种批判,其实不是对待不同思想的扬弃或者取舍,而是指对异己的——即非马克思主义或者非社会主义的思维的毫不留情的拒绝和排斥。“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我们早就训练出娴熟的甄别敌我并开展斗争的灵敏和技巧。阅读施蒂格勒的著作时,就遇到了让人两难的问题。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施蒂格勒的学术使命似乎就是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在他看来,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立法的意图可能是良善的,以为可以保障低素质工人的工资收入。但是,这种对劳动市场的干预倾向于在总体上降低劳动需求,从而使工资总水平下降。政府出于好心其实是办了坏事,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的结果可能是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从情感上来讲,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理论所内涵的对劳动人民的冷血,但是,施蒂格勒严谨的逻辑,充分的信息,完善的论证却是无懈可击的。后来又读到施蒂格勒对饥荒与救济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施蒂格勒认为,饥荒的原因在于粮食供给小于需求,救济本身并不增加粮食供给,因此总体来看对于解决饥荒毫无助益(以前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了解马克思对作为庸俗经济学家及地主阶级辩护士的马尔萨斯的“坏心恶意”额恶评,知道他是一个“无耻的”剽窃者和“冷血的”辩护士。那时候,觉得马克思这种判断蕴含着深厚的阶级情感,在科学上可能缺乏公正和持中。后来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才明白,马尔萨斯确实就是这样的无耻和冷血,马克思的评价并不过分。后来又读施蒂格勒的著作,看到的却是对马尔萨斯的辩护和歌颂。由此可以判断,不是只有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有阶级倾向,主流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有阶级性的,本身也是阶级利益的实现形式)。施蒂格勒的理论,逻辑似乎不错,论证似乎有力,可是,所得出的结论却体现着作者对穷人的冷血,这让人很不舒服。后来又读弗里德曼的著作,还有供给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著作,得到几乎同样的认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力量,在他们的自由主义观念里,也有很多让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东西。比如,他们都批判福利国家制度,批判工会的垄断。在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中,穷人,以及其他接受社会救济的社会底层人士,似乎都是天生的懒货,贱骨头。他们习惯于躺在福利国家的摇篮里,得过且过,混吃等死。在对工会的批判中,他们将工会解释为流氓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邪恶的力量。与对最低工资的批判一样,他们认为工会的存在只会降低对劳动的总需求,从而在总体上降低工人工资。工会的存在只对“工人贵族”有价值,工会领导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在这种判断中,剥削工人的似乎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壮大,这些思想和主张渗透进了教科书,成为当然的主流思想。有时候出于“理论正确”的考虑而讲授这些东西,却怀疑自己是否在情感上背叛了无产阶级。

说实在话,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证逻辑,我是信服的;尤其是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读他们的著作,经常会得到一种学术上的享受。他们的逻辑是彻底的,论证的严谨的,信息是丰富的,与某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相比,我相信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智力上的优势。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在宣扬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现代经济学传递的,似乎是来自现实并且能解释现实的理论和观念。这些理论和观念,或者是诉诸人性的,或者是直接来自实践的。现代经济学相对来讲,更是一种关于人的,关于人的现实行为的学问。这种信服和崇敬,经常带来一种情感上的冲突。我很愿意接受他们的理论,却又很难接受他们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主张,很难接受他们观念里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漠视,甚至是对无产阶级的歧视。有时候,我也相信他们所谓的“实证分析”,相信他们所谓的“价值中立”,甚至对于弗里德曼饱受争论的假设的“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也愿意接受。似乎那样一种彻底摆脱了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纠缠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似乎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可是,现代经济学是否就真的是为科学而科学?现代经济学是否真的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对此还是一直持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号称自己是科学的经济学,而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宣扬自己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我相信马克思的态度是真诚的,而且马克思对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判断是可以经受历史检验的。我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判断一直在犹豫之中。承认经济学阶级性的,好像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是“非主流”的学派,而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福山宣布“历史的终结”之后,话语权是掌握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手中的,包括对什么样的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这样的判断,也是主流经济学说了算的,而在主流经济学的观念里,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就是“实证经济学”,它与作为“规范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势不两立的。

在离开政治经济学讲台的这段时间里,我刻意抽时间来阅读了一些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比如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的《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安格斯·铂金的《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又复习了以前读过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一些著作。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历史的前面两部著作,让我了解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创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及扩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方面的卓越贡献。从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等人对于创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及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卓越贡献中我了解到,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客观性和非阶级性的判断其实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真实的。如同马克思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而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等人献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也是有着深厚的阶级背景和阶级情感的。他们一生的奋斗,不能完全用学术兴趣来解释,他们的所有努力,是有着阶级使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的。

哈耶克、米塞斯和波普尔最早献身于新自由主义运动,他们都来自奥地利,来自纳粹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之中。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危害自由资本主义生存的,不仅有纳粹主义,还有凯恩斯主义,新政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出于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对资本主义面临的危险的恐惧,他们决定用他们的著作来构建起防卫的力量。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米塞斯和波普尔分别出版了批判专制统治,维护自由主义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此前被罗宾斯从奥地利请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罗宾斯的目的,是要利用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新秀的冲击力,来与剑桥学派的凯恩斯抗衡的。凯恩斯的思想和主张,虽然也在维护资本主义运行,但在哈耶克看来,其政策实施的后果,是危害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大大扩大了哈耶克在学术界的影响,一时间,哈耶克成为对抗集权和专制的急先锋,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当然,这部著作中蕴含的激进政治观念,也可能损害了哈耶克的学术声誉。不过,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影响在学术界确立下来了,这为他从事进一步的推动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运动创造了条件。1947年,哈耶克联合欧美学术界拥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学者,在瑞士 朝圣山举行聚会,研究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商讨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的策略。经由这次会议,成立专事研究和维护资本主义自由的学术组织——朝圣山学社。最初,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朝圣山学社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一是从学术或者思想来源来讲,学社吸纳了包括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甚至自然科学各领域里拥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各种学术力量;二是在对待政府的作用方面,学社的态度基本上是包容性的——基于对市场失灵的认同,学社基本上是认同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的,包括基本的社会福利。哈耶克、米塞斯和波普尔等人献身于新自由主义运动,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努力,是一种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的反应。这样一种学术工作,谈不上对个人的任何经济意义。实际上,在二战之后的很长时间,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持有凯恩斯观点的经济学家都能在学术上或者政治上混个不错的出路,但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一直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凯恩斯主义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单纯从学术兴趣的角度来理解哈耶克等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片面的,也是不准确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犹太移民的后代弗里德曼成为新一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不仅成为朝圣山学社的学术领袖,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按理说弗里德曼出身于穷苦家庭,与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天然的亲缘关系,但是,弗里德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长,有着市场经济的巨大的助力。因为有自由市场的助力,弗里德曼作为贫寒之子,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为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因为有市场机制提供的自由空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怀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弗里德曼没有被封杀掉;所以,在弗里德曼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的一生中,一直怀着对自由市场感恩之心。其实,作为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弗里德曼是可以通过投靠凯恩斯主义而方便地取得学术上和政治上的成就的。但是,弗里德曼从自己的经历中,确实体会到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同时也看到了政府干预对经济自由进而对政治和人生自由可能带来的危害。就是这样的政治自觉,让弗里德曼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使命——献身于维护自由资本主义。从五十年代开始,弗里德曼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对凯恩斯的理论逐一进行批判。可以想见,在凯恩斯主义统治学术界的时代,刺猬一样的弗里德曼不会受到学术界的欢迎。曾经,弗里德曼的著作在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至深的学校里上不了图书馆的书架。但弗里德曼一直在坚持着,他一直在坚持研究、著述、演讲、教学、辩论。

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坚持研究和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并不孤独。实际上,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卓越经济学家的影响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为跨大西洋的一场学术运动,以朝圣山学社为基础,在美国和英国,先后出现一家家以研究和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旨的学术组织,以经济学家和这些学术组织为基础,一场新自由主义运动在大西洋两岸蓬勃开展起来。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组织结构大致是这样的:1,作为思想来源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居于运动的顶端;2,一批具有鲜明阶级意识和强烈自由主义观念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直接或者间接设立经济研究机构(如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亚当·斯密研究所等等);3,一批二流经济学家通过经济研究机构出版著作、发表论文;4,一批接受新自由主义观念的记者利用媒体对读者产生影响。在新自由主义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流经济学家和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家,大多是自由资本主义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坚持,对自由市场的维护,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自觉,而非个人利益的考虑。正是在这样一种献身精神的努力之下,自由资本主义才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并在适当的时机赢得胜利的机会。

凯恩斯说过,影响这个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还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后就很难接受新的思想了。按照这种说法,一种思想要对政策产生影响,得在这种思想提出或者流行二三十年之后,因为一般而言,成为有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得在五十岁左右。凯恩斯的这一理论,用来解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影响,倒是恰如其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和逐渐发展壮大,是二战之后的事情,那时候正是凯恩斯主义春风得意的时代。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持续努力,肯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还一时显现不出来。一来,凯恩斯主义势头正劲;二来,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的人们还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时机就快到来了。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弗里德曼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承认和接纳。不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走上政治的舞台还有待现实机会的到来。这个机会,是由石油危机推动的滞涨所带来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滞涨的发生让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凯恩斯主义既不能对滞涨的发生作出解释,也不能对解决滞涨提供有效措施;而且,滞涨还被解释为是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这样,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凯恩斯主义走下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按照英国著名学者A·V·戴雪在《公共舆论的力量——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中的说法,思想或者观念,是通过公共舆论对立法或者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一流思想家影响理论宣传者,理论宣传者进一步通过公共舆论影响公众和政客,最终影响立法和政策。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持续努力下,在经济研究机构的组织和公共媒体的宣传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念逐渐进入公众和部分政客的观念之中,从而对选举和政策制定产生一定影响。上个世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当选为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奉为自己的导师,他们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显著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同时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色彩。比如,收缩国有化,强化私有制;压制工会力量,促进市场竞争;放松经济管制,提高经济效率;削减社会福利,严肃预算管理,等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执政,是二战以来英美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自此,凯恩斯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自由主义掀起了历史的新篇章。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英美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中,我得到了一些启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场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运动;他起源于几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思想家的政治自觉,又得到有着同样强烈使命感的意识形态企业家的支持。这样一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支持的。单纯的几个思想家的努力,可能不至于掀起一场颠覆性的社会运动。其次,在新自由主义运动中,个人的奉献精神至关重要。不论是卓越的思想家,还是意识形态企业家,他们奉献人生和金钱于这场意识形态运动,关心和关注的是阶级意识和阶级存在,乃至国家和社会的终极价值,而非个体或者家庭的利益。从纯粹经济利益或者个人价值出发,投身一场这样不可预期的意识形态运动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意识形态运动或者斗争中,阶级或历史的使命感,以及奉献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献身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建立,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也纯粹出于阶级或者历史的使命感,出于对神圣事业的献身精神。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主张的,人的行为完全出自个人利益考虑的说法,用来解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者的意识形态行为,就不再成立。同时,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客观性和非阶级性的说法,也是具有欺骗性的。

这样说来,却又有让人惶惑的地方。主张人的一切行为均是利己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可以为阶级意识形态奉献一生,可是,我们号称“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学家,却将人民的利益忘记在一边,他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奋斗而已。最近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打着这样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幌子而已。如果说经济学还有什么阶级性的话,那也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在为权贵利益辩护。至于无产阶级的存在,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实现,早已被我们的经济学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还在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那仅仅是在批判遥远的资本主义而已,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似乎不是理论应该关注的。至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即使到了中国的环境之下,也是在为自由竞争张言,实际上也是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论研究中,很少切合实际地讨论阶级利益关系,很少关注现实中无产阶级日益艰难的处境。能够迎合就迎合,能够遮掩的就遮掩,能够不讨论的就不讨论,大家乐于做睁眼瞎,乐于在指鹿为马的游戏中混得个人的利益和荣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讨论德国经济学的发展时讲到,德国经济学家在可以讨论德国政治经济学问题时,问题还没有出现,而在政治经济学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讨论了。我们的情形与此类似。我们以前在政治经济学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离我们很遥远;而当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又要视而不见了。在我们的经济问题讨论中,关注生产甚于分配,关注效率甚于公平,这样的思路,其实一直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路,而远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使在涉及收入分配的领域,主流经济学的主张依然是强调资本的利益甚于劳动的利益,强调企业家的地位甚于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工人的就业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引起注意过;在关于劳动法的讨论中,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障企业主的利润,而不是工人的工资收入及就业安全和就业保障。1989年之后,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福山的意思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意识形态的斗争就结束了,因为世界上自此就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了。就我们的现实而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急剧降低以致消失,至少在经济思想的领域,存在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了。这是无产阶级的悲哀,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上个学期看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频道的新闻,报道的是法国工人反对劳动法改革的罢工。按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应该对工人运动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应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罪恶行径进行揭露和批判。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完全是资本家的视角。报道者的主张是,法国以往的劳动法对劳动者过于宽容,而对工厂主的要求过于严厉,其结果是工人工作的积极性降低,而工厂主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法国政府当局决定对劳动法进行改革,以期改变法国企业效率不高的局面。新闻报道中有对工厂主的大量采访,他们当然对政府的改革措施给予支持。而罢工运动的主体即工人群众,却没有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没有声张自己利益的机会。这件事情让我感到特别的失望和沮丧。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利益,已经被忽略到无形的地步。即使撇开所有的阶级情感和政治情绪而言,其间显示的不公正已经超乎想象了。

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和情感之下,我决定再次走上政治经济学的讲台。

我希望我能做点什么,尽管我也知道做不了什么。

20161110日。

 

 

个人简介
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每日关注 更多
赵峰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