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政策争议的误区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政策的争议是最近的热门经济话题。但在这两大议题的讨论中，也出现了明显的误区，似有必要予以指出和廓清。以免使误区变为误导，从而消解了产业政策争议的意义并使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陷入迷思，甚至滥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区。
解决中国经济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长期任务。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特殊的含义和内容。其核心是调结构、促转型和谋发展。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重点是压缩过剩产能和减少金融虚拟产品；二是存量改革，重点是国企改革和土地资源要素改革；三是制度改革，重点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制度供给。中国经济问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而非周期性和外部性导致。加上体制性因素阻碍了结构性出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制度改革和供给尤为重要，同时，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但由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口号式的宣示和误区。
如所谓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并无实质内容。包括拓宽金融有效供给渠道和改善金融有效供给质量及提升金融有效供给效率等都是常规任务，不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做好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内容。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是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又如当前所谓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也没有主攻方向。我国当前农村和农业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的创新，而不是什么供给侧存在问题。而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应是土地资源要素的产权改革。
目前，还有一些领域存在的所谓商业零售模式的创新，餐饮服务业的市场开拓，电子商务平台和支付方式的创新等都不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畴和内容，也没有必要冠以供给侧改革的头衔招摇过市。
所以说，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特指内涵和任务，千万不要各行各业都在言必称供给侧改革。其实，所谓的新供给侧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二、产业政策争议的误区。
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知名学者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议被媒体渲染为世纪之争，在经济界煞是热闹，其争论的意义也得到了不同的阐释。但放在现在的舆论情境和传播手段下看问题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看热闹的多，看门道的少。且争论双方存在明显的争议误区。至于这场既没有新意也没有结论的辩论。到底我们瞩目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牛华勇在《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张维迎和林毅夫之辩？》一文中的评论比较客观和中肯：“或许，这样的辩论永远也不会有结果，但有人真诚地出来辩论，引起大家的思考，总比所有人都喊一样的口号，对我们更有利。”我想了想，仅此而已。
但我还是要明确指出这次产业政策争议至少存在五大误区。
误区之一：把转变政府职能列为产业政策研究的范畴。
误区之二：把社会制度改革当做制定产业政策。
误区之三：把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等同于产业政策。
误区之四：把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对立起来。
误区之五：企望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实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目标。
由于这次产业政策争议的很多观点涉及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等政治内容，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范畴，所以就使林、张的二人之争变成了以自我设题为目标的自说自话，聚焦不够。其结果必然是争者难分伯仲，听者一头雾水。
如产业政策必然要受制约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政策明显属于强制性；而在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产业政策则具有引导性和选择性。所以说，产业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有解决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但产业政策解决不了所有市场失灵问题。
又如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不是对立的双方，有你没我。而是互为前提、互为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正确的观点是：政府既要有限，又要有为。所谓有限，就是政府需要法规和政策来规范限制自己的行政行为；所谓有为，就是宪法和法规、政策需要制定制度和条例并通过监督问责机制来保障政府有限职能的实现。所以说，政府既要有限，又要有为。就是在有限的基本原则下做到有为并实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管理目标和方向。
实际上，林、张二人关于所谓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的争论也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所以，双方关于明显属于政治议题的辩论也就更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尤其是林毅夫教授在辩论中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改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称为是企业家精神导致的结果我就更不理解了。我认为还是应该改回去，国家发展研究院可不是仅仅研究经济学的，而林、张二人的专业应该是研究经济学而不是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
在这次产业政策争议的辩论中，林教授除引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概念外，还一再提及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并作为论证自己观点正确的理论武器。我反复看了他的观点和文章，但至今我仍然弄不明白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也许只是子虚乌有、本不存在的一个概念而已。
而张教授并没有搬出自己的所谓的理论武器，只是运用大家都比较知晓和熟悉的经济理论和中外改革实践与发展说事。
所以，通过这次产业政策争议的辩论，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是不认真专注地研究经济学。
而像去年的让·梯若尔是因为“政府规制”理论而得诺奖；今年的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两位经济学家是因为“契约理论”而得诺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专注、聚焦和弃短扬长。
2016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