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从键盘到出租车

赵峰 原创 | 2016-11-07 07:04 | 收藏 | 投票

路径依赖:从键盘到出租车

 

在经济思想史上,“柯尔培尔主义”是重商主义的代名词。柯尔培尔(1619-1683)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重臣,担任过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职务,全面掌管经济大权,被称为“经济沙皇”。柯尔培尔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政策,被称为“柯尔培尔主义”。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政策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在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使法国在与欧洲各国的经济竞赛中由落后而走向先进。但柯尔培尔主义终究又是失败的。柯尔培尔实施的是一种非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促进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农业进行了严厉的打压,所以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是以农业快速衰落为代价的。农业毕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落进一步将工商业拉下马,导致路易十四之后法国经济的整体衰退。到了路易十五时代,每年的税收仅够偿还债务利息,经济面临崩溃。不得已,路易十五的摄政王奥尔良请来了苏格兰的金融奇才约翰·劳,为法国制定实施财政金融改革计划。约翰·劳开办了纸币银行,发行纸币,后又成立密西西比公司,发行股票。约翰·劳的改革起初成效显著,法国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农业衰落导致的经济困难没有得到解决,最终,约翰·劳的改革失败,密西西比泡沫爆发,纸币银行倒闭,法国经济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之中。之后,法国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柯尔培尔主义和约翰·劳改革进行反思、批判和清算,在这个过程中,重农学派成长起来。鉴于柯尔培尔主义非均衡发展带来的问题,法国重农学派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提出均衡发展的思想,这一思想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魁奈那里,以“经济表”的形式得到体现;这一思想还一直延伸到近代,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得到体现。针对柯尔培尔主张的国家干预带来的灾难,魁奈发展了自然秩序思想,主张自由放任,这一思想成为后来法国经济学的重要传统。从柯尔培尔主义的失败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是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按照某种历史的逻辑自然演化和发展。在路易十四时代,柯尔培尔执掌财政大权及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可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是,这些政策一旦实施,后续的事件——从法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到财政金融危机的出现,再到财政金融改革及其失败,然后是重农学派的兴起及其对重商主义的清算,以及具有法国特色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就按照历史逻辑顺序展开了。“历史是一连串的事件”,这是我对柯尔培尔主义及其影响的总结。这种历史现象,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被解释为“路径依赖”。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偶然的,但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惯性地展开。人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就只能按照不同道路发展下去。最初的选择可能决定后来的选择,后来的路径对先前选择的路径具有依赖性。

 

“路径选择”的思想首先出现在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技术的演进具有这样的特点,最先成功的技术在后来的发展中也许不是最有效的,但这种技术一旦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就有可能独霸市场。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QWERT排列的电脑键盘。据说,QWERT排列的电脑键盘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最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即不是最有效最方便的。但是,因为最初的电脑键盘就是这样的,人们习惯了这样的键盘,即使有更有效的键盘,也不会得到推广和应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今天的电脑键盘是从打字机键盘沿用过来的,最初大量使用电脑键盘的,也是习惯打字机键盘的打字员。据分析,英文词汇中有70%是由DHIATENSOR10个字母组成的,因此,如果打字机键盘设计中将这10个字母放在键盘中央,显然有助于提高打字效率。使用打字机打字的时候,是通过敲击键盘,带动字杆的跳动将字打在纸张上的。如果这10个字母集中在一起,字杆就很容易纠缠在一起,反而会大大降低效率。QWERTY这种排列,虽然打字效率不是很高,却能减少字杆的纠缠。1873年,打字机生产企业Remington公司开发了QWERT排列的4行键盘,很受市场欢迎;随之出现了配套的训练教材,进一步出现大批习惯这一键盘的打字员,于是QWERT键盘就流行开来了。进入电脑时代,已经不存在字杆纠缠的问题,但是一来打字员已经习惯了QWERTY键盘,二来电脑公司关注的不再是打字速度而是电脑运算及存储的问题,于是,键盘的改进就被忽视了。

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美国铁路的轨距问题。美国铁路的标准轨距是4.85英尺。为什么会这样呢?1,美国铁路最初是由英国工程师设计的,而英国铁路标准轨距就是4.85英尺;2,英国铁路轨距为什么是4.85英尺呢?原来英国铁路最初采用的是有轨电车的标准,而英国有轨电车的轨距就是4.85英尺;3,为什么英国有轨电车采用4.85英尺的轨距呢?原来最先经营有轨电车的企业,本来是经营马车的,而马车的轴距,就是4.85英尺;4,为什么马车的轴距是4.85英尺呢?这是因为英国的古老公路上,辙距宽度就是4.85英尺。按照这样的辙距设计马车,才不容易受到损伤;5,为什么英国老路的辙距是4.85英尺呢?因为古代战车的宽度就是4.85英尺;6,为什么战车的宽度是4.85英尺呢?因为战车要用两匹马牵引,而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加起来就是4.85英尺。这是网络版的美国铁路轨距的故事。据台湾学者赖建诚的研究,其实在历史上,美国铁路的轨距是五花八门的,从不到100厘米到将近200厘米,各种规格都有。之所以不同地方有不同轨距,有地形方面的技术原因,也有非技术的原因。比如,有些地方故意设计与邻近地区不同的轨距,就是为了限制外来车辆的进入。不过,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就逐渐统一为4.85英尺了。原因是那时候美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交往大大增加,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东西部之间的铁路轨距主要是4.85英尺的;其他地区要加入铁路运输网,就主动修改轨距来适应。慢慢地,4.85英尺就成为美国铁路轨距的标准了。就今天的技术来看,4.85英尺的铁路轨距,既不是最安全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它之所以成为标准,还是有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

如何理解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我们以微软为例。微软是最早的最成功的操作系统,它一旦成功,就稳稳占据着操作系统市场老大的位置。即使后来有了比它更好的操作系统,也很难取代它的位置。这种情况的形成,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解释:第一,报酬递增或者规模经济。市场上的初始成功者,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有助于降低成本,进一步扩大规模并改进技术,从而取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更大优势。微软的最初成功,获得更高的利润,进一步增强其研发的投入,有可能在技术上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第二,协调效应。微软操作系统的成功,使围绕操作系统的相关技术如储存、打字等与之建立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稳固了其他技术对微软操作系统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对微软操作系统的需求。在这种协调关系中,还产生了范围经济的作用。第三,学习效应。人们在实践操作中可以获得相关的实践知识。更多的人在使用微软操作系统,意味着通过微软来习得的知识会更加丰富。人们在实践中可获得关于产品优点或者缺点的更多知识,这将为产品的改进提供更多机会。第四,同向预期。一种技术或者产品的流行,会使人们产生这种产品或者技术将会更加流行的同向预期,从而会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进入这种产品或技术的使用或体验中,从而使这种产品或技术更加流行。在微软操作系统流行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相信它会更加流行,这样使用这一操作系统就成为人们下意识的选择。总之,在技术变迁过程中,某种产品或者技术可能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而产生或者流行,在惯性作用之下,技术的变迁可能会进入某种自我强化的反馈过程中,使其沿着既定的路径持续发展下去。

 

新制度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使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制度变迁,始于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19202015年)。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思想,扩展到制度变迁分析中。诺斯认为,经济制度的演变同技术变迁一样,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制度变迁一旦启动,就会沿着某种路径惯性发展下去,自我强化,自我实现。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制度变迁走上某一路径之后,爱惯性或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之下,既定的方向或者行为方式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受到正反馈的作用,沿着既定的路线,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不断得到优化。制度变迁也可能一开始就进入错误的路径,并在负反馈机制作用下沿着错误的路径越来越远,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一旦进入被“锁定”的状态,要想脱身或转变将异常困难,除非依靠强大的外部力量。

在诺斯的分析中,路径依赖可以将制度变迁导向成功,也可以导向失败。成功者的成功或者失败者的失败,都与初始选择有关。初始选择可能出于某种偶然,制度变迁一旦开始,就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自我演化和自我实现。于是,初始选择对于制度变迁就显得非常重要。被导向成功的制度变迁,可能与制度变迁发生之后的报酬递增有关。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巨大的初始成本,而且要克服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这样,制度一旦选择,就无法轻易改弦易辙。如果存在报酬递增的话,则制度运行的成本会降低,制度收益将会增加,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将发挥作用,制度变迁将走向成功。反之,如果缺乏报酬递增,制度变迁就可能被闲置或者放弃。制度变迁显示出无效率的后果之后,人们可能选择退出或者其他改变,但是,如果这种无效率的制度变迁恰好符合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可能形成进一步制度变迁的阻碍力量,制度变迁就有可能被锁定在无效状态之中。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分析的无效产权的存在,就是无效制度变迁被锁定的例子。

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制度变迁,都是正反馈的路径依赖发生作用的结果。孟德斯鸠(16891755)在其《论法的精神》中,阐述了由贸易的扩张引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过程。孟德斯鸠将贸易的扩展理解为实现和平,解决“霍布斯问题”的一种手段。贸易的自发扩张具有自我演进自我强化的性质。贸易的自发扩展能够推动竞争秩序的扩展;为了给贸易活动提供支持,银行制度得以自发产生;出于方便交换的需要,纸币制度也得以建立;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公司制度最早在贸易领域出现;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制造业的扩张,证券交易制度也得以建立;贸易的发展还进一步推动着契约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在十三十四世纪之后,随着贸易的扩展,“自我扩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就逐步建立起来了。正反馈推动下的成功的制度变迁在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中也得到体现。最初安徽小岗村农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许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这一事件预示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面临的一场重大变革,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变革,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甚至崩溃。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旦发生,报酬递增就逐渐体现出来。建立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的分配制度,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产出增加,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农村积累的源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以上两个因素的结合,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市场化进程也在此背景下不断扩展。乡村工业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分工与协作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逐渐进入良性轨道。这样,几户农民出于生存需要开始的制度变迁,借助于报酬递增的推动,自我强化为一场全面的市场化进程。

成功的制度变迁如同成功的技术发明一样,只是其中比重极小的一部分。小部分的制度变迁因为成功而为人所知,而大部分制度变迁因为失败而被人遗忘。不过,有些制度变迁虽然在效率上不成功,但却可以长久存在,这些制度变迁也深深地影响着历史。一种效率上失败的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主要的原因在于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既得利益集团还有政府作为同盟军,制度变迁就可能被长期锁定。除非有特别的外部力量,否则无法改变。出租车管制制度就是这种情况。出租车市场政府管制的产生,似乎就是一个寓言。最初的出租车市场是自由进出的,收益还很高。因为收益高,不断吸引新人进入。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老司机,试图垄断市场,垄断高收入,就游说政府对出租车市场进行管制。对政府来说,这种民间的要求正中下怀。建立出租车市场的进入管制,建立一个垄断市场,就可以产生租金,政府与出租车经营者就可以分享这部分租金,何乐而不为。出租车市场管制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设租和寻租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建立管制制度,成为设租者;出租车经营者利用管制构建起的垄断市场格局获得超额收益,成为寻租者。以“自然垄断”为出租车市场的政府管制辩护,实在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说辞。出租车市场的进入管制纯粹是一种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凡垄断经营,总会存在损害效率的情况,出租车市场更是如此。因为控制车辆,导致运力紧张,严重影响人们的出行;因为管制而产生进入成本,而且是高昂的进入成本,人为提高了价格,这是对消费者利益的直接损害;因为市场被垄断,谋生者进入这个市场要缴纳高昂的份子钱,其生存空间就受到严重挤压;……这样一种制度,从效率角度来看是一个失败的制度。按理说,如果存在市场选择的话,这种失败的制度应该被淘汰掉。但是,出租车市场的政府管制制度虽然臭名昭著,但是却符合某些人的利益。作为寻租者的经营者喜欢它,因为借助于垄断的市场结构,他们可能获得稳定的超额收益;作为设租者的政府更加欢迎它,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可以源源不断为政府带来收入。这样,一个失败的制度,在既得利益集团维持下,被锁定并持续下来。

按照诺斯的解释,一旦制度变迁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之中,除非有强大的外部力量,否则无法改变。出租车市场的政府管制制度臭名昭著,但多少年来多少反对和抗议都动不了它一根汗毛。在政府庇护之下,它像个无赖一样我行我素,肆无忌惮。互联网技术的极大进步和全面普及是一个可能动摇其基础的巨大的外部力量。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正以无坚不摧的力量进入所有行业。出租车市场可以免于互联网的冲击吗?即使有政府的干预和庇护,看起来也很难。网约车的出现,预示着出租车市场政府管制的终结。人们对出租车的需求,在于其能够提供快捷、方便、安全的出行服务,在这些方面,网约车远远优越于出租车。相对网约车这种新的出行方式而言,出租车已经成为一个烂苹果。尽管最新的网约车监管细则仍然极力保护出租车,对网约车提出各种限制,但是,网约车淘汰出租车应该是互联网助力下的制度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有人对网约车可能形成新的垄断提出怀疑,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只有一种垄断是真正的可以长期维持的垄断,那就是政府垄断,撇开政府的有意设置,任何一个行业,如果存在产生垄断的超额收益,就会产生打破垄断的竞争力量。

“路径依赖”是我们思考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思路。历史的发展,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同时,历史的演进,又有着一定的逻辑性。我们不能解释历史的偶然性,但借助于路径依赖的思维,我们可以理解历史进程的逻辑性。启蒙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科学”和“理性”的思维,强调人具有对未来进行设计和规划的能力。在这样的思维之下,计划——无论是技术进步的计划还是制度变迁的计划——都是必要和可行的。其实,这只是一种“知识的僭妄”。我们不具备获取充分信息的能力,从而也不具备对未来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进行周密规划和计划的能力。“路径依赖”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可能起因于偶然的因素,可能完成于技术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或者惯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路径依赖”的思想,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也让我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保持一分敬畏,保持一分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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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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