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持续刷屏各大网媒。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一些对制造业企业生存状况的看法，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此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发展困难更为突出，企业经营举步维艰，一些制造企业直接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前三季度，第二产业仅增长6.1%，低于第三产业1.6个百分点。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曹德旺在美投产办厂，资本出海，这样稀少平常的事情才会搅动全社会敏感的神经。
尽管我国制造业正面临重重困难，但不可丧失信心，盲目否定，更应保持冷静心态，客观辩证地看待我国制造业优势与挑战。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国制造有强大的系统配套和集成能力，具备较大的生产潜能和发展空间。二是巨大的市场潜能，中国人口众多，中产阶级的升起，到新生代的新追求，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三是我们有较强创新的潜力和创新基础；加之国家对制造业重视及投入加大，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发展动能。由此，要对我国制造业总体充满信心，切不可妄自菲薄，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也不应盲目乐观，应看到我国制造业存在不少劣势，除了来自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科技制造业冲击使我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底端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制造业税赋的确比欧美等国家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曹德旺反映，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而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
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另外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他认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尤其，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再加上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还有用地、用电、用水、用工等生产资源要素价格不断攀升，更加大了制造业成本，让制造业难堪重负。
更具危害的是，中央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因地方政府财力困难，存在悬空或截留现象，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收“过头税”就是最好说明；而且不少地方名义税负有所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行政性审批收费闸门又被重新打开，企业各种变相负担依然不减甚至有所加重。
正是因为税赋过高，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再加上当前中国人口红利已渐渐不复存在，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受影响最大，还有较高的融资成本、及粗放的管理成本等等，导致我国制造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另外，还有产权保护滞后，专利创新发明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及我国企业家精神和发挥工匠精神上引导不力，不少制造业不愿或不安心从事制造业，并缺乏优秀技术工人，使中国制造业难以形成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产品，竞争处于劣势地位，这些都是导致一些有竞争势力的大型制造业萌生寻找外迁的念头，诸如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减轻制造业税赋负担、提振制造业信心、避免更多制造业外迁已到刻不容缓的时刻了，各级政府应增加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参与降低制造业税赋负担这场社会革命，彻底砸碎各级政府伸向企业“乱征税、乱收费、乱摊派”的“有形脏手”，落实好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等政策精神。
第一，加大降低税赋让利力度，在全面营改增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各项税率，让企业真切感受到优惠税收政策带来的利好，我国宏观税赋还是微观税赋，都有较大降幅空间。
第二，加大对企业税费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建立惩处机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施政考核目标，净化税费环境。即由国务院督查组牵头对全国各地政府在优惠税收政策、行政审批收费事项等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大检查，将对民营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对优惠税费政策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的行为坚决从严从重惩罚。
第三，加大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力度，将能放开的审批事项全面放开，将更多的政府“权力”让位于市场，给企业更多大、更多的主动权和自由裁量空间，消除一切捆绑企业手脚的体制性制约性因素。
第四，采取切实可靠措施，降低各项要素生产资源成本，为降低企业成本提供现实可能。主要是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加大财政体制改革力度，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消除由“地王”催生的土地体格猛涨；加大对水、电、气等价改力度，防止价格过快上涨，对任何乱涨价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查处，营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良好氛围。
第五，各级政府树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理念，消除唯GDP政绩观，提高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和远见性。消除投资化重复建设，扭转地方政府“宠爱”虚拟经济的作法，制定制造业兴国战略，夯实制造业“2025”基石，将起作为振兴中国经济的最重要产业支柱。
第六，切实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政府机构人员，提高政府公务员综合素质和整个行政运行效率，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为减轻制造业及所有企业税赋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