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和林毅夫对经济乐观

姚洋 原创 | 2016-12-05 23:24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经济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下最近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有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现在我国经济形势不是太好,悲观的声音比较多。我和林毅夫老师一直比较乐观,我们的乐观有乐观的理由。我要做一些横向的对比,谈谈为什么我们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的心态。

  大家知道,“十三五”规划将经济增长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当然,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没有增长,要做其他的东西,都是很有难度的。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202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今后5年的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6.56%。这是硬指标,达不到这个增速,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就实现不了。这速度是不是容易达到呢?其实参照世界的经验,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1、世界的经验

  我在此将中国和日本做一下对比。日本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采用的是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中国也是采用这种增长模式。没有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另一方面,中国也积累了海量的储蓄。在过去这15年间,中国居民储蓄有近50万亿元的存量,接近中国的GDP总量,企业储蓄更多。这都是和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高度相关的。

  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跟日本的差距大约有40年,但是差距在缩小。展望未来20年,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化比日本还要快,这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日本经济从1973年开始经历了两次急促的减速,或者说断崖式的减速。日本经济第一次减速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此前20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速达到9.2%,此后20年的增速一下子跌到了3.5%(如图1所示)。

  

图1

  所以,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不可能跌到5%以下,日本已经证明了这是有可能的。日本经济第二次减速是1993年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从那时候起日本经济只有年均0.8%的增速,而这纯粹是物价不断降低造成的。1970、1980年代事实上是日本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世界上涌现的新产品,几乎全部来自日本。但当时日本的技术进步,却不足以支持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搞创新就能支持7%的增长率,这是不太可能的。技术创新极其艰难,我们还需寻找新的突破口。

  日本经济第一次减速的直接原因就是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开始进行调整,那一轮由日本、德国带动的全球化结束了。美国经济也经历了痛苦的、将近20年的调整,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美国才又开始增长。但是,日本在1973年—1993年恰巧是赶超美国的关键20年,别看当时日本只有3.5%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增长得更慢,所以到1993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80%。日本找准了机会和空档,一下子实现了赶超。这对中国未来也是一大挑战。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能不能在2049年的时候,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45%?其实并不好说。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哪怕在危机阶段,近年还是达到将近2%。

  日本经济的第二次减速是由于人口老化造成国内需求不足。所以,安倍搞经济刺激效果不明显,因为老年人不爱消费。日本的物价走势,也和它的人口状况具有较高的相关度。其实,日本在过去40年间走过了一个轮回,前20年资产价格疯长,然后泡沫破灭,后20年主要的经济指标全回到20世纪70年代。

  对比日本1973年之后的经历,未来20年,我国也要考虑GDP增长率是不是也会跌到3%到4%之间。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预测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就是这样的水平。这样来看,中国要达到年均增长6.56%的目标,实际上是有难度的。从全世界来看,一个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考察1960年—2010年世界各国(地区)收入的变化情况,我们把一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8%,作为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门槛;把达到美国的45%,作为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门槛。1960年中国还是低收入国家,现在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1960年已经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或地区中,有不少现在变成了低收入国家,经济转型完全失败;只有11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现了飞跃,变成了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更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事实上在原地踏步,没有多大变化。这是全世界的情况。即使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也看到各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急剧分化,非常不稳定。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未来会像有些国家一样掉下去回到低收入水平,还是像有些国家一样进入高收入阶段?中国大概是在2003年—2005年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到2049年的时候,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顺便说一下,直到今天,超过美国人均收入45%的国家其实并不多,超过美国人均收入一半的只有36个国家或地区。别的国家相对于美国来说还是比较穷的,美国的名义收入不一定最高,但是美国的物价水平很低,所以实际收入高。

  怎么去解释这些在1960年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的分化呢?借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成功国家的经验非常相似,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比如菲律宾,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今天中国是它的2倍。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成功案例的话,那么菲律宾就是失败的典型。菲律宾是怎么失败的?实际上,是缘于政治上的失败。我问菲律宾人,你们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里的明星,为什么现在经济这么差?他们说,是由于官员太腐败了。菲律宾的政治极其腐败,是大大小小的家族在统治。菲律宾的省长、州长,很多都是来自各大家族。

  马来西亚为什么也不行?因为占人口40%的华人受到了政治上的限制。华人是马来西亚掌握着经济命脉的人群,但是他们没获得应有的地位。巴西则是因为早熟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量资金没法投入到生产当中去。

  成功的国家有什么特征呢?要想发展,没别的途径,只能踏踏实实、勤勤奋奋地干。第一,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在赶超阶段,高储蓄和高投资能带动经济增长。第二,是深入的工业化过程。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增长。第三,是高制造业出口。20年前中国最大项的出口是服装产品,后来是电子产品,现在是机械类产品。第四,是高人类发展指数。第五,是稳定的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率比较低。第六,是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七,是较低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国家在这点上做得还很不够。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成功的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储蓄率越来越高,而失败的经济体储蓄率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投资占比也是一样的。成功的经济体的投资占比最高将近35%,中国在最高峰时将近50%。在经济结构方面,农业占比都在下降,但是成功的经济体明显下降得更快一些。在工业占比方面,失败的经济体上升很缓慢,说明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是比较缓慢的。成功的经济体,工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是一个倒U形;在最高峰的时候,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可以达到40%以上。中国的工业占比曾经接近50%,但这可能是服务业漏报造成的。中国的工业占比在2012年达到顶点后也开始下降。现在有个错误观念,只强调大力发展服务业,好像中国发展工业是错的。但实际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不成功的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实际上更高。但是,不成功的经济体,主要是出口基础产品,比如农产品、石油、矿产等。成功的经济体主要出口制造业产品,这是它们的强项。有人说,印度的高科技比中国发达,这是不可能的。印度的高科技出口、软件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很高。但是,印度出口额是多少?不到5000亿美元。中国的出口额是多少?2.5万亿美元。印度的出口额只是中国的零头。印度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不走工业化之路,印度是不可能发展的。巴西是典型的“荷兰病”,依赖资源出口,国内物价猛涨,而且本币升值,对制造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叫“荷兰病”?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之后,在欧洲北海发现了油田,荷兰开采了很多石油,最后却搞垮了国内的制造业。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呢?第一,它能创造储蓄。工业的资本密度大,资本收入份额占比高,而资本拥有者的储蓄率也高。第二,它能提升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工业是所大学校,开发技术,培养人才。第三,它能支撑服务业。如果纯粹地搞服务业,你看印度、巴西的例子,都是什么样的服务业?都是一些低端的服务业。在巴西,服务业的人均产出一直在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就业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就业的层次却越来越低。如果你是富人,在印度生活就舒服极了。你买一辆车用不着自己开,司机多的是;你根本不需要电冰箱,大清早就有人给你送来洗好的菜;你不需要洗衣机,有人专门给你洗好,叠成什么样都可以;你还可以雇人来家里做饭,并伺候你。我去印度朋友家做客,有两个人伺候。我去美国人家里吃饭,都没人伺候。

  中国的服务业在做什么呢?我到南方发达地区,发现好多服务业都是在服务制造业。这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金融、保险这些服务行业,一定是跟制造业挂钩的。所以,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中国与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最大差别,就是在消除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好。韩国、中国台湾是成功的典范,它们不光有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且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4。特别是中国台湾,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35,简直是奇迹里的奇迹。当然,台湾这个经济体比较小,只有2000多万人,忽然一下就工业化了。我们再看一下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韩国是0.34,中国台湾也没有超过0.4,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土改。最离谱的是委内瑞拉,土地分布的基尼系数曾高达0.9以上。它的历史上有四次土改,每一次都导致军事政变,因为军官大都来自土地拥有者家庭。

  2、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像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样,中国还有一些后发优势,特别是在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方面。我们先看一下人力资本的提高,中国大学入学率和高中入学率都上升很快。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的专利数量增长也非常快。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妄自菲薄的议论,说中国没有创新能力,说我们的教育制度损害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我觉得这不符合实际。中国的创新能力很强。华为每年投入到研发上的费用是多少呢?1000亿人民币。华为的年销售额大概是4000多亿,它拿出将近1/4搞研发。还有中国航天集团,下边有108个研究所,每个所都有很多专利。只要我们的机制对头,把它们转化出来,技术不愁发展不起来。中国差在哪呢?制度。我觉得光是国务院发文件还不行,必须得修订法律。要让科研人员入股,让市场来定价,这样才会实现技术的市场应用。

  但是,我前面讲了,尽管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相当快的技术进步,但它的增长率仍然只达到3.5%。我国要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能。我认为,与日本相比,我国未来的优势有两点:一个是大国优势,一个是经济改革。

  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我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6倍。中国的国内差距,远远大于欧盟27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沿海的差距。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就是沿海9省市的发展。中国能分为几个世界?沿海最发达,属于第一世界;其次是内陆的中心城市,属于第二世界;然后是三四线城市,是第三世界;最后是广大的内陆农村地区,是第四世界。这几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水平不同,基础设施不同,人的思维也完全不同。中国好多内陆农村地区,思维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19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远远没有结束,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从201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沿海的9个省市,辽宁最低,刚好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9个省市以外的其他省份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9省市人口占到了40%,GDP占到60%以上,出口占到近90%。内陆有多么落后呢?河南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富士康把组装ipad的工厂搬到郑州附近,第一年就使河南省的出口额翻了一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河南全省的出口额,只有富士康一个工厂那么多!顺便说一下,富士康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与伦比,如果把富士康所有的工厂全集中起来,支撑一个500万人口的城市绝对没问题。

  东西部差距有多大呢?图2里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东部人均GDP是西部的1.8倍。真实的差距肯定比这高,因为沿海省份倾向于瞒报GDP,不发达地区倾向于多报GDP。可能真实差距至少是2倍。农业占GDP的比重,东部地区已经低至5%,这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平。中西部还是12%左右,相当于东部地区1997年的水平(如图3所示)。城市化率方面,2000年东部已经超过50%,现在差不多70%,城市化基本要结束了。而中西部地区相当于东部地区2000年左右的水平,相差15年左右(如图4所示)。

  假设中西部地区要在20年之内在人均GDP方面赶上东部地区,那么它每年要比东部地区的增长率高出3个百分点。这样的话,即使东部地区GDP增速下降到4%,全国GDP增速也可以达到5.2%。所以,中国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内地腾飞计划。我们以前搞过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项目,但都比较虚,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内陆地区的腾飞,是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一个巨大机会。

  我特别看好沿长江这一带。武汉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重镇,常住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可以排到全国第四位,前三位就是北京、上海、南京。如果把长江上的大桥都改造一下,意味着什么呢?万吨巨轮可以直上重庆,沿江城市就变成了沿海城市。这会改变我国的经济地理布局。

  

图2

  还有就是郑州到西安这一带。郑州这几年发展非常快,4年前郑东新区还是一个鬼城,去年年底我去看了一下,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西安这几年发展也非常快。重庆、成都这些中心城市是中国今后10到20年的增长希望所在。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另一个优势是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不像日本在1970年代时已经完全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动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的经济改革,1980年代是准备阶段,1990年代是改革攻坚阶段。当时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居功至伟,他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进行改革的。先是分税制改革,再是国企改革,然后是政府改革,随后又是加入世贸组织(WTO)等全面改革。这奠定了中国2001年之后经济腾飞的基础。没有这些改革,2001年后我国的经济腾飞是有难度的。

  图3

 

 图4

  胡温10年主要是在补1990年代改革的欠账。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候社保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基本上是瓦解了。特别是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许多老人得了病就只能等死,很多地方出现了老人自杀现象。不管怎么说,政府在那一段时间把这个巨大欠账补起来了,仅仅这点就很了不起。

  新世纪第二个10年,改革再上征程,人们有很多的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议程非常宏大,但多数改革推进的速度比较慢。其中,有一项改革推进得相当快,那就是金融改革。这是李克强总理力推的一项改革。由于直接改银行部门很困难,李克强总理搞了一个“后门改革”,就是开放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发展起来了,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民营资本进入了金融行业,PE、VC以及各种理财产品都起来了。国家还准许设立了几家民营银行。上海自贸区建立起来了,推动了资本账户开放。上海自贸区有自主权,但上海人比较胆小,不敢试。比方说负面清单,他们就照着外资投资目录稍微改了改,等于没有做。现在北京“新三板”很兴旺,但是上海科创板却停下来了,还有注册制改革也没有做,比较遗憾。我还是希望注册制改革要做起来,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改革呢?因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适合于创新。银行风格保守,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支持创新,一定要是资本市场才能支持创新。日本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不适合支持创新,特别是不适合支持分散的创新。

  资本市场的优势在于给你匹配风险,偏好高风险就投高风险的项目,偏好低风险就投低风险的项目。所以,资本市场适合支持创新。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1700万美元,得到2900倍的回报。这合理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2900倍的回报恐怕是合理的。从1997年阿里巴巴创办至今,有多少互联网企业死掉了?有多少个1700万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恐怕3000个都打不住。

  去年海淀创业一条街上企业死亡率多高呢?90%。互联网企业的死亡率是极其高的。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必须要达到3000倍的回报才行得通,否则没人愿意投资。我们现在意识到,搞好资本市场是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中国现在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例还非常低,不到3%。道路还很漫长,但这也说明我们国家的潜力所在。

  只要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速,未来10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平均会在6.6%以上。由此,可以推断出我国赶超美国的时间表。

  假设未来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001年—2014年的平均(不包括2008、2009两年),即2.35%,通胀率也为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即1.7%,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6.5%(这是到2020年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收入翻番的必要条件),通胀率为3.36%(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计算得到的数值),那么,到2023年,我国的GDP总量将非常接近美国的GDP总量。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稍高于6.5%,则届时肯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中国GDP占世界的比例,将达到20%,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排在全球第三到第六位的4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总和,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5000美元,上海会达到25000美元。另外,中国的军费开支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会改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对比。

  这是对未来1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测,前景是鼓舞人心的。但中国不是没有远忧。其实我担心的是20年之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即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下降,进入长期通缩阶段,经济增长大幅度减速。但是,只要中国在未来20年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20年后的增速略高于美国,就可能足以保证中国在2049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45%,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

  3、当前经济形势

  回到当前经济形势,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会减速?我觉得这是三期叠加的结果,既有结构的原因,也有周期的原因。结构方面,一个是世界经济的调整,一个是中国自己的经济结构转型。由于世界经济的调整,中国提前进入了去工业化的进程,从2012年起开始去工业化。这也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慢下来。但是,我们现在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结构因素上,而很少去谈经济周期。这是不对的,会让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4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大致7年。1992年到1997年,经济高速增长。从1998到2003年,中国经济低增长,发生通缩。1998年的GDP增速恐怕是不准确的,报了一个7.8%,实际增长率恐怕只有3%、4%左右。其实那之后几年的数据都可能有问题。2003年年底经济开始发热,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又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世界大宗商品的周期也是7年一个轮回,中国的股市也是7年一个轮回,婚姻也有“七年之痒”。这是一个天然规律吗?这轮周期从2012年开始算起,已经是第四年了,今年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既然是周期,前边就是有曙光的。

  如果这样判断,政府的反周期措施,总体上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说需求管理是完全错误的,不应该把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存在3个最重要的判断错误:第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解决了产能过剩,经济就好了;第二,中国经济的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率下降最快;第三,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唯一选择。

  我们先看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原因还是结果?任何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之所以发生产能过剩,是因为国际和国内需求下降。危机发生之前,全球化势头高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高,我国积累产能也是正常的事情。现在,因为需求下来了,压产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所有希望放在压产能上。

  压了产能,经济就增长了吗?不可能,压产能就等于是在消灭GDP的源头,怎么可能保增长呢?有人说,把产能压下去,价格就上来了,可以解决通缩问题。首先,这个效果有多大?其次,如果需求不增加,增长还是无望的。必须记住的是,限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短板是需求,而不是供给。产能要去,但应该把这种事情交给市场去做。真正应该压产能的,是亏损得一塌糊涂的国营钢厂。

  但因为压起来有难度,民营钢厂反倒成了目标,就像当年整治铁本一样。好在现在政府出了一个僵尸企业名单,照着名单去压国有企业。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压产能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再看经济效率问题。按照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效率是在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扣除了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后的残差。必须注意的是,它是顺周期的。在经济景气时期,设备和员工超额利用,残差自然大,从而得到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下降期,设备大量闲置,员工放假,残差自然变小,从而得到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现在,资本回报率在下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高峰时是15%,现在能达到6%就挺不错了。但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趋于下降的。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前,资本回报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外的需求很多。中国的出口额在2008年是2001年的5倍,可谓疯狂的增长。那几年的出口增长贡献了3-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现在一下子都没有了,当然资本的回报率就下滑了。另外,那时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移出来,而现在却大不如前了,这也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

  必须注意的是,在投资中,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怎么计算?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不可能马上见效。而且,不能只看经济回报,还要看社会回报。基础设施是一种消费项目,是在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这样的投资,不能只算经济账。比如高铁,你可以认为是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福利。别的国家是发钱提高老百姓的福利,中国是搞基础设施。这么一想,心情马上舒畅了。

  最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改什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5大任务,“三去一补一减”,重点是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是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的长期任务是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最重要的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改革都改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还想强调,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是不矛盾的。很多人把供给侧改革、结构调整和需求管理完全对立起来,好像搞了供给侧改革就万事大吉,不要需求管理了。很多人认为,搞投资就是搞凯恩斯主义。但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赶超高收入国家。在一个经济没有达到稳态增长的时候,投资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什么时候该搞需求管理呢?当真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应该搞需求管理,因为此时意味着需求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到底有多高?根据王建的计算,2014年的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在4%—5%之间。我对2014年GDP增长率的计算结果也差不多,去年可能还是差不多,今年估计也在这个区间徘徊。这是真正的衰退,我们应当承认这个现实。

  如果真实的增长率只有4%—5%,就应该担心了。实际上做企业的人是知道这个数的,有亲身感受。现在如果不搞需求管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进一步的衰退,企业外移,资本外逃。美元可能还要升值,人民币是跟着美元一起升吗?显然人民币没有升值的基础。去年8月份到今年1月份人民币贬值是很吓人的,短短的5个月里外汇储备一下子少掉了5000亿美元。

  我们一开始觉得中国有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没多大问题,但照这个速度消耗,是承受不起的。稳住增长速度,才能稳住市场信心,因为市场经济和信心密切相关。如果大家都认为明天会更好,大家都会投资,从而就实现了经济增长;如果大家都觉得明天不好了,就不会投资,都想跑掉,货币就可能大幅度贬值。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没有金融问题,现在有金融问题。现在资本市场还想对外开放,资本还要自由地流动,在市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坚守得住?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需求管理做什么呢?货币政策的边际效果在下降,提高杠杆率的确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多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定向性比较好,也不增加通胀风险。中国要降杠杆,不是说把源头卡死,杠杆率就降下来了。

  那样实际上是大衰退,就像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一样。要想走出衰退,一定要在某个部门加杠杆,让经济流动起来。企业不投资,老百姓不消费,就只能靠政府加杠杆。中国过去几年的财政支出是收缩的,政府加上事业单位的存款增加非常快,从2011年的11万亿增加到了去年的21万亿。换成是别的国家,会赶紧花钱,而中国不花。

  既然《预算法》已经修改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那就多发一点。发了债干什么呢?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可以把过剩的房子低价买下来。现在地方政府不让开发商降价,一旦降价就惩罚你。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把住房买下来,它们会有动机允许开发商降价。这样,开发商解套了,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下来了,经济增长也有了。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交集的地方。我们现在把二者对立起来,所以畏首畏尾的。

  债转股要小心。如果让银行持股的话,我坚决反对。银行持股,管不了企业本身经营状况。怎么做?我们可以开一个口子,允许民间资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去购股,由它们来接手不良资产。不良贷款也可以公开拍卖。如果企业本身不错,只是现金流没有了,民间资本就会愿意接手它的不良贷款,说不定银行还可以赚一笔。我们想一想,上一轮债转股,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赚了多少钱?!

  总结一下,中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应该在6.6%以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应该低于这个潜在增长率。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处理好“调结构”和“保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财政政策不能松懈,要加力。这样,中国一面保增长,一面调结构,可以稳步地把这轮周期走完,真正实现2023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49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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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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