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推行注册制改革扩容股市至1万家

姚洋 原创 | 2016-12-08 11:1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注册制 

  「精彩观点」 

  今年以来,全国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民间投资疲软让人忧心,其下行原因是什么?产权保护能否应对下滑态势?自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股市一直备受关注,如何进行改革保证其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同时经济学理论的哪些创新发展,能够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让我们听听姚洋如何解读中国民间投资下滑之谜、中国股市发展之路,详谈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路径。

  关于民间投资的下滑,姚洋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如何应对?姚洋表示首先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民间投资下滑是短期情况,不能用长期的方法治理,短期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加杠杆,扩大赤字到5%-6%。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哪?姚洋认为城市化本身就是动力,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型国家,不仅有技术进步,还有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本身就会增长,他主张用发债的钱投资实业,建设基础设施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姚洋直言如果政府急着干预,最后会欲速则不达。“政府做事情太急,总想立即见成效,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比较缓慢的,要柔性地干预市场,不能直接干预”,他说。

  对于中国股市的改革和发展,姚洋建议股市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扩容到1万家左右,股市厚度增加了,操纵股市就困难了,就不可能出现像去年一样暴涨暴跌的现象。

  另外,关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创新与发展,姚洋表示中国经济学界要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定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战后从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例子只有七个,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得去研究,为什么这七个经济体做对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35年做对了?”他认为中国特殊的地方在于体制,这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

  第一节姚洋: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底部

  金融界陈炜: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为什么民间对未来的投资信心不足?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

  姚洋: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周期。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不承认中国有经济周期,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基本上7年一个小周期,14年一个大周期。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民间投资下滑是短期情况,不能用长期的方法治理,现在总是把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弄混,所以方法找不对,比如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长期就是这样的,但是派督导组督导银行放贷,是拿长期的办法来治短期的问题,不行的,一定要找到短期的办法,短期的办法是什么?

  目前来看,民间不愿意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基本上也是浪费,居民消费也不可能飞速增长,如果让它飞速增长,就是积累债务,零首付也是有一定危险度的。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加杠杆,再扩大一点赤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3%的赤字太低,我觉得短期应该扩大到5%-6%,让地方政府发一点国债,国债可以做两方面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购买剩余库存。房地产库存那么多,有那么多老百姓需要改善住房,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后再低价卖给老百姓。

  李克强总理提出“三个一亿”,一亿进城人口的户籍问题,一亿棚户区的改造问题,一亿新增进城人口的城市化问题。七亿库存除以三亿人口,人均住房只有2平方米,怎么可能有过剩库存?关键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怎么解决?就要政府去做,全社会的钱重新分配,由未来出生的孩子承担成本。

  金融界陈炜:很多库存其实在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其实没有多少库存了。

  姚洋:三四线城市需要给一定的激励,如果房价很便宜,可能大家就会买,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可能有些人愿意回去。一些三四线城市并不是都在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嘉兴距离上海很近,嘉兴有剩余库存,去嘉兴也挺好,我相信边际上会有人调整的。不指望一线城市的人都回去,二三线城市还有那么多城市化的工作可做,还有那么多棚户区改造,包括北京,有潜力可挖。

  第二节姚洋:政府应增加投资基础设施

  金融界陈炜:中国已经经历了几个周期,之前的迅猛发展是因为一些改革或者外部激励,目前你觉得有哪些新的发展动力?

  姚洋:中国人总提发展的新动力,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词本身就有点可笑。美国这么多年经济在波动,哪有新动力,这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本身就存在,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你说我们就停滞了,没有动力了,这是不太可能的,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如果非得让我说新动力,城市化本身就是动力。

  金融界陈炜:是否需要一些改革释放红利才能发展呢?

  姚洋:不一定。比如美国没什么可改的,照样还在发展,靠的就是技术进步的推动,经济增长平均围绕2%波动,当然中间有波峰、波谷。美国是成熟经济,进入了稳态,完全靠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一个赶超型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有技术进步,还有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本身就会增长

  金融界陈炜:但是民间投资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姚洋:可以政府投资,多投基础设施,不要再去投工厂。现在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再进入过剩行业,但是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做PPP,和民间资本一起投资新经济部分。我不主张用发债的钱投资实业,发债的钱就应该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民生,购买过剩的住房,这些领域不会扭曲经济结构,但是会刺激消费、刺激投资。

  第三节姚洋:柔性干预市场而不是直接干预

  金融界陈炜: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您一直有独到的见解。现在放眼中国经济的发展或改革,你觉得政府在哪些方面的行为值得赞许?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姚洋:我觉得政府做事情太急,总想立即见成效,而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比较缓慢的,政府如果急着去干预,最后会欲速则不达。比如刚才提到的民间投资,如果政府急着督导,银行硬塞钱给企业,又会出现当年四万亿的情况。当年,温州其实已经发生金融危机了,很多老板当时不想投资,但是银行说必须投,老板们不明白,政府让投就投,最后亏损了。

  现在不能再干这种事,要柔性地干预市场,不能直接干预。社会也是一样,一说要搞社会建设,政府马上就去管,这不行。公民社会的建设,就是靠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像万科事件、雷洋事件。总体来说,我觉得政府应该相信社会、相信市场、相信法律。

  当然不是说制定的法律都是正确的,比如在万科事件上,法律是有问题的,法律对创业团队的保护是极其不够的,但是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改变法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能要三至五年,这个可以让学者先去讨论,讨论完之后,再看是不是修改法律,不能说有问题,一下子就把法律改了,那就乱了。

  第四节姚洋:推行注册制改革扩容股市

  金融界陈炜:之前股市的注册制改革炒得沸沸扬扬,你一直坚持认为注册制改革要继续推进,但是如果现在推进注册制改革,整个市场可能有大的波动,你对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姚洋:首先,注册制改革讨论了这么多年,决定要改革,说明大家对它的好处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为什么退缩?我实在不懂。说怕影响市场,现在市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还能怎么坏?再者,股市的涨落和实体经济关系不是很大,我们要引导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发新股,筹集资金,然后转移到实体经济,所以我觉得股市还是要通过注册制改革扩容,扩容到1万家左右股市的厚度增加了,操纵股市就很困难,也不可能看到像去年一样暴涨暴跌的现象。

  金融界陈炜:监管有什么需要改进?

  姚洋:我觉得监管没有太大的难度,现在都是电子化,很容易监管,一举一动都能知道,比如万科倒手多少次,哪些机构在倒手,完全可以很快知道。当然纪律要增强,ST开头的公司必须下来,不能停在那里,如果企业多了,地方政府没法干预。

  金融界陈炜:现在很多停牌的ST公司,复牌好像很容易。

  姚洋:是的,要手起刀落,推出更严格的机制,不能停牌又复牌。不仅仅是注册制改革,还有上海的科技创新板,我觉得类似的还要再增加,中小企业、创新企业需要有一个地方上市,筹集资金,这就是鼓励经济转型。我们总说经济要转型,要搞新经济,总得有些手段,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支柱

  第五节姚洋:中国的启示更多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融界陈炜:中国自身的发展创新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

  姚洋:我觉得中国应该具备不辜负时代的思想,能够提出有理论意义的研究中国课题的经济学家,这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对世界、对经济学本身有意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经验,如果不总结,那就是浪费。

  同时,我觉得两种倾向不太好,一种是描述中国,但是不去想问题,通过描述中国来研究中国是有意义的,但是还不够,还要再提高一步;另外一种,就是把中国作为猎奇的场所,在中国找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特别是有一些人还专挑西方,特别是美国感兴趣的东西,有些人甚至只找中国不好的地方,比如环境污染。这种研究方式,我觉得非常不可取,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研究,这种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应该是观察中国,然后研究中国,最后总结出对世界、对经济学本身有意义的理论

  我也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怎么管理经济,政府怎么支持经济增长,我觉得需要挖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经验,所以现在我的很大部分精力在做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当然,仅仅研究中国不行,还要做跨国研究,通过国外的数据反观中国。

  金融界陈炜: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探索方面,中国还应该关注哪些视角?哪些方面有可能出现理论创新?

  姚洋: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界要对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一定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为什么?纯粹的经济学基本已经成型,而且已经传播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采纳了那些政策,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中国在储蓄、投资、制造业发展、工业化方面基本和那些奇迹经济体做得一样好。战后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的例子只有七个,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得去研究,为什么这七个经济体做对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35年做对了?

  中国特殊的地方在于体制,这种情况可以给我们很多新的启示。长期来看,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很高速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大多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没有做好,导致没办法采用好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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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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