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洪流中的中国智库

朱敏 原创 | 2016-02-05 10:28 | 收藏 | 投票 焦点关注

价值中国网:朱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对经济发展战略、新型智库建设有深度研究,您认为中国智库(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美国智库,与英国为首的欧洲智库,各具什么特点,突出的领域是? 

朱敏:对于智库,在指导意见出来之前国内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智库其实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形态,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以前的智库逻辑上不太有独立性,依附于体制存在。现在国内高端智库主要还是官方为主,由宣传部门来统帅。对比研究国际智库的时候,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我们目前智库的出发点,主要从国家意志上,从市场意识上来说的;二是人才机制的差别,我国偏向于国家治理方向,而市场上需要的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专家。

关于国际智库出现的背景,一部分观点认为欧洲智库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有些人认为是美国,包括兰特公司,也有人认为是以社会化执行机构兴起为标志,没有统一的说法。在制度变迁当中,欧洲智库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的决策体制不能满足需要,而美国智库则是脱胎于军方,它的运行机制还是社会化的。从管理来说,美国有“旋转门”的机制,他们的人才很多也选拔自政府的人员,智库工作的人员可以进入一些优秀的政府机构、跨国机构去,能够很好的在政界与商界转换角色,机制是一个制度保护。

有人说中国需要呼唤“旋转门”机制,说的更多是一种机制,也有案例是零星的转变,但是和国际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由于正当竞争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重视智库的传统。国际智库有很好的人才来源,比如兰特公司专门培养决策分析博士,针对公共政策与决策分析专项进行培养,与我们学术型博士培养方式很大不同在于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能对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比较好的促进。另外一个就是人才培养的机制比较好吻合美国的政治模式,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这是目前中国与美国智库有差距的地方。

英国智库在人才使用方面有很大特点,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地用人,是非常开放的。而国内可能比较看重硬性的东西,比如学历。日本的智库灵活性更高,智库里的研究人员有双重身份,与政府沟通的时候强调市场身份,与市场咨询的时候则可以是官方的研究员,在官方研究员与市场咨询员自如运用,这种机制也为日本智库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

新加坡近年来也提出了发展智库的一系列的政策,更多的是针对项目来建设发展智库机构,这些智库在人才和管理方面都各有特点,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相辅相成的。

价值中国网:相比世界智库,以及世界智库发展的领域与方向,您认为我国可以适当发展哪方面的智库?应该学习哪方面的经验?

朱敏:从大的历史背景上说,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的阶段,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为智库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对中国来说,中国转型的需求对智库的使命及其内在运行逻辑的要求都有转变,过去中国的智库,我们不认为官方的机构叫做智库,而我国现在推行智库的建设,还是以官方为主,国内的一些民间智库发展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们提出的理念、方案可能更加符合市场化方向。官方的智库可以分类来看,做的东西更多的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

比如说国务院发展中心与世界银行2013年关于中国智库报告,引起了争议,国资委对初稿提出来很大的意见,因为当时对于国企改革导向有很大争议,这个报告偏向于民营化市场化,与一些部门的认知是不一样。中国官方的智库也不能一概而论,智库之间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具体课题上的方案也有差异,从智库的分歧中也能看出社会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有待进一步深化,整合,这种分歧、差异可能成为鸿沟,也可能为社会化咨询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也给弱势的群体带来了机遇。

价值中国网:比世界顶尖智库,中国智库在专业化、筹融资以及影响决策还有不足,如何改善这些方面问题。除了以上方面,您认为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朱敏:中国智库发展遇到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和30多年前刚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某些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处于转轨阶段,基础来源于体制变迁。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会消减原有的力量,凝聚出新的来自于市场的力量。

中国的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之间在资源上有很大的差异。科斯讲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思想市场是什么,智库在思想市场是什么一个角色?这些是这个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地方。实际上,思想市场的形成,要符合思想的定价原则,市场原则,分配原则等逻辑。由于思想市场的特殊性因素,讨论中国智库的时候发现能一概而论的东西很少,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中国智库?这和国际上的智库的价值导向或许不完全一致,正如我们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不同立场的人群对中国智库的理解是不同的,从官方角度来说,由官方所主导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化机构是不同的,话语权不一样,官方智库是难以独立的,要做到中立性是理想化的,是一种标榜。要破题的话一定要理解中国内在需求的不同,从官方智库上看,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型改革,就像国有企业改革,站在市场化角度理解,大的前提不解决,如果独立性不能保证,它的生命力或许不能那么茂盛。

对社会智库来说,一开始就基于市场化逻辑来做这件事情,比较有自由度,但要发展的更好的话还是需要借助官方的力量,求同存异,寻求市场的空间。

与全球智库的发展相比,我们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和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智库相比,差距还是挺大的。像二轨外交,这些东西都是围绕我们做智库的出发点来讲,我们自身做智库的也希望从最大公约数来找共识,任何单一的出发点最后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价值中国网:你怎么看待国企改革?

朱敏:不管在认知层面和利益层面我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国企改革的原理,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还未解决,最后可能与我们希望的结果南辕北辙。中国如果去学习淡马锡模式——新加坡并不看好,因为新加坡是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很特殊,统一性能够做到;但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了,要用这样的方式是不现实的。

国企改革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所以现在还没有改。如果从学者的思维出发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可以去讨论是否要国企改革,但是如果现在要行动的话还是要接受现实,再去寻找有帮助的资源。看事和做事不一样,做事需要另外一个心态。虽然我不认同但是还是要接受,总的来说面临机遇时,要好好发展。现在这个大的环境也在动态发展,所以顾准之前讲过“待机守时”,对吴敬琏的影响很大,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里某些价值就不太必要了。很多事可以做,方式方法可以调整。

价值中国网:最近十年改革基本停滞不前,新供给学讲短期刺激无效,如果要长期效应的话要从供给方下手,需要开放市场,减税,放松约束,实际上就是改革,您是如何认为的?

朱敏:十八大以来,包括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六十条,都是针对市场化。不是没有策略来推动,但是实行是难题。现在的新常态、新供给可以是一个意思,当然从短期来讲对某些政策有些推动作用,有些话换个方式说还是会起一定作用的。难的是结构上的改变,也有些声音说这是里根主义,没有具体的做法,又回到中庸的角度。坦率的讲,改革这个词是不是已经腐败了,没有鲜活的力量了,都值得深思。现在我们政府切了很多角度说改革,也有说全面深化改革,但只能停留在文件的地步。

价值中国网:我也看到乐观的因素。滴滴打车是创新,但是在大部分人都反对出台规范的情况下,还是理直气壮的“规范”管理,但是乐观的地方在于并没有直接推出规范,还是需要调研征求意见。

朱敏:通过市场因素的倒逼会变得更强大,国际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其实这并不是此消彼长,不是官方力量强大市场就一定会削弱,他们其实可以共同发展,可以是共生的状态,我们处于时代潮流中,所有的抉择都是大命题。

价值中国网:微信也在积极的做一些推动。另外,要做社会化咨询也是可以做的。

朱敏:短期内市场空气越来越稀薄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力量,不能忽视作为社会主体的力量,要做一些有价值有分寸的事情,中国企业家很会在夹缝中生存。我们先看大趋势,中国可能目前处于不是很主流的环境中。

价值中国网:当前你认为比较自豪的成就是?

朱敏:我们这种心态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以前看的比较浅,现在慢慢的往深水区走,发现水很深。但是能够做的事情还是有的,借助一些资源。但是要说成果的话放在国际上放在历史上可能还不算成绩。对比过去一个比较low 的状态来说,有了进步。)


个人简介
朱克力博士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蔡昉研究员。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智库成员,工信部智库专家,商务部中商智库中国消费大数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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