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当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2015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十三五”中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在3月初于深圳举办的中欧合春秋专题活动暨中欧管理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教授强调：现在有一种说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化为“供给侧改革”，我觉得这一简化的说法值得推敲。
作出供给侧因素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源于需求侧因素(“三架马车”)的分析，和不同的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方略。至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构架和政府规制框架的改革，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可与“调结构”混为一谈。
观点提要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
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结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1、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什么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
第一“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开车时经常要换挡，换挡讲的就是增速下降。
第二“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调整提出来至少有10多年了，但是调整并不容易，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付出代价。调整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三个产业的结构。
第三“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期我们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就是用需求刺激，主要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增加需求，它们都会造成货币超发、债务增加这些相伴随的后果。
四降一升
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一方面是工业品价格下降，按出厂价格来看，现在已经处在通缩阶段。工业企业利润随之下降，如果成本没有大幅度下降，那么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又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了。因为前期刺激使得债务增加得很快，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率，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可能出现危机，出现经济链断裂。
2、两种分析框架和两种对策思路
面对问题就要找寻它的原因，找出对策思路。总体来说有两种分析框架去分析产生这些挑战的原因，和相应的应对办法。
恒等式
如果用不变价计算，这是一个恒等式。左边是总需求，总需求等于GDP总量，也等于总供给。
需求侧是三个因素：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因素加在一块就是总需求。由需求侧分析得出来的数据叫做实际经济增长率。如果用现价计算，就可能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
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劳动、投资和效率，效率(TFP)也叫全要素生产率。由供给侧因素分析得出来数据叫做经济潜在增长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需求侧这三个因素在中国称为“三驾马车”。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
我们的媒体甚至说这是经济学的真理，其实这只是凯恩斯主义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时使用的分析框架，经济学并没有这条“定理”。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
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三个主要的负面结果是：
投资回报递减
经济学有一个规律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常用增投资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它的效果是越来越差。这条规律在我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增投资的收效递减，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华网
从2009年一直到去年第三季度，几乎每年都有一轮刺激，强度差不多，但是效果呢?2009年那次拉上去好几个百分点，增长率到了10%以上，后来就每况愈下。到2015年刺激政策就完全没用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杠杆率提高得非常快
在分析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状况时，通常使用两个指标：一个是债务率(债务对总资产的比例)，另一个是杠杆率(债务对GDP的比例)。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总的杠杆率大概在300%左右，即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的3倍。
杠杆率加速提高，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ebt and (notmuch) Deleveraging》，2015年2月
一个国家的总债务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居民债务。居民债务在过去一直不高。
第二部分是企业债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金融企业，另一部分是非金融企业，这个杠杆率在中国太高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欧盟的要求是90%以下，中国的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是125%。
第三部分是各级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也偏高。
货币超发导致经济泡沫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之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索洛余值的内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这种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除了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效率比起过去提升了很多。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
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仅仅是采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引进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
3、正确的方针：用改革推动体制完善和发展质量的提高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
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问题不是三五年就能解决的，一般规律是生活水平越高、文化水平越高、出生率越低。
前两年提出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
总之，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粗放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集约增长。
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20年。但是过去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总结“十五”经验时曾经仔细讨论过，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性障碍”(可以参阅我在2006年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所以，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十三五”提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五中全会以后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什么叫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构架和政府规制框架的改革，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
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它还很不完善。例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就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还要强调推进改革的必要性。
今年的结构优化总体来说要“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也主要要靠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1)通过市场竞争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培育创新创业积极性。
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混为一谈。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主要用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去“扶持”新技术产业。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4、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现在风险积累是很明显的，所以要用一些办法保证不出现大的风险，不出现系统性的危机。一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
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
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
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
停止“刚性兑付”;
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政府不采取救助措施，也会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得使用短期政策来渡过难关。短期政策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结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造成大灾难。
所以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用赤字来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则是确定无疑的。
5、“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有些论者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一般地加大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和调整结构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什么是公共品?
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
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
用PPP的方式(公私合作模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
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以补偿正外部性和达到最低经济规模;
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
现在政府还是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
6、拧紧责任螺丝，抓紧搭建市场体系的主体框架
最后，推进改革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必须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中央深改小组第20次会(1月11日)和21次会(2月23日)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