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很多与以往大不相同状况：
以前，我们千方百计地扩大产能，现在，却要千方百计地缩减产能；
以前，只要我们允许，外资抢破了头要挤进来，现在，很多企业想着搬到外国去；
以前，只要我们有土地，企业就可以引进来，现在，我们腾笼换鸟，却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进来；
以前，我们追求尽量多的外汇储备，现在，却为太多的外汇储备发愁；
以前，我们大规模地修路，现在，却觉得路修的太多了。
总之，以前追求的目标，现在已经不值一提了；以前使用的方法，现在已经不灵了。
越来越多的新现象，不断提醒我们，情况不同了，时代不同了，要想新法子了。
古语云：“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又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后工业化的时期，应该是知识经济的时期，应该采取新的方法措施。
知识经济的时代，首要的应该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发明专利的保护。没有发明专利的保护，大家可以随意剽窃、抄袭技术成果，就好比随意抢夺物资产品一样，怎么可能搞知识经济？
当年，港湾从华为出走，挖走了很多技术人员，相应的带走了很多技术资料。两家公司开始抢夺市场，抢夺员工，抢夺利益。如果有专利保护制度，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最后，华为凭借着强硬粗暴的手段，打败了港湾，维护了自己合法的利益。设想一下，如果当年华为走法律途径，有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经验告诉我们，几乎不可能。这样下去，华为分裂出港湾，港湾再分裂出小港湾，小港湾再分裂出其他公司，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小的通信公司，相互挖角，利润越来越薄，最后只会把这个行业做烂。
专利保护制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有提到。不足的是，大家并没有特别重视这条措施，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土地政策、自贸区、安全等重点上。在中国，如果一项措施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那么就意味着难以得到严格的落实，或者落实得非常迟缓。
更好的做法可以是，将知识经济作为全会的中心，围绕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组织决定的措施。那么，专利保护，就会成为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得到有力地细化落实。
比如，我们能不能建立跨行政区的专利法院？能不能设立巡回的专利法院？能不能引入陪审员来提高专利法院的公信度？能不能试行判例制来提高效率？
专利保护，只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的基本规则。其它的政策措施，比如政绩考核、宏观调控、招商引资、大学教育、宣传教育等等，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例如，我们都在批评GDP导向所产生的政绩冲动，那么，我们敢不敢取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