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

贾康 原创 | 2016-03-04 10:32 | 收藏 | 投票

2015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导新供给,我们很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此事?

贾康:应该说,这次会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概念,不仅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个人,而且对于我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客观上,这当然也是对于新供给研究群体多年来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新供给群体理应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库研究工作。

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探究、构建新型经济理论。当初你们的动议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供给?

贾康:当时,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瞩目。而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经济学理论和调控经验的反思中,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创新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做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贡献。

因此,我们组建研究团队,并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目的就在于构建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们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

这些年,你们是如何与高层互动并最终影响到高层决策的?

贾康: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成立以来,基于努力深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主动向中央决策层、各主要部门上报研究成果,同时在公众媒体、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在研究院成立以后,保持每月至少举办一到两场公开的研讨会,通过公众渠道发出我们的研究信息和呼吁。我们还有“新供给”书系的多本著作陆续出版。

我们深知自己的努力和研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决非急功近利和浮躁之举,而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恪尽研究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对已有的和将有的研究成果的质量抱有信心。所以,我们的成果与主张如能为决策的优化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令人欣慰的。当然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是希望起到研究者的建设性促进作用,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伟业添砖加瓦。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康: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供给侧研究。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作为指标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的制度供给,其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上制度安排供给优化的竞争。只有通过上述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做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

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

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侧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原来长期侧重刺激需求的中国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贾康: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当前,从“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在“十三五”规划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侧要素。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个人简介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曾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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