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还是“修辞”？
——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
《反动的修辞》应该是赫希曼（1915-2012）最后的重要著作。在其晚年总结性、综述性和自传性的文集《自我颠覆的倾向》中，提到最多的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其次是《退出、呼吁和忠诚》，然后就是《反动的修辞》。《经济发展的战略》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是奠基性的，《退出、呼吁和忠诚》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是持久而深远的，但他最后的重要著作《反动的修辞》，赫希曼能够说出来的影响和贡献，也就是提出了保守主义反动修辞的“三个命题”，至于其重要性或者理论意义如何，没有给予太多阐释。对于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有着一定影响的《激情与利益》，《自我颠覆的倾向》中着墨不多，而《转变参与》则只提到一次。《自我颠覆的倾向》体现赫希曼的自我批判精神，这当然也是他理论自信的一个表现。在对自己著作的评价中，赫希曼的重视程度与与学术界的认同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赫希曼最得意的作品也就是最有影响并得到理论界高度评价的作品，而那些被理论界相对冷落或者忽视的作品，也是作者本人也不甚满意或者重视的作品。《自我颠覆的倾向》中有一篇长文介绍《反动的修辞》，说明作者对这部著作是比较重视的。
赫希曼写作《反动的修辞》的背景，是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全面攻击。赫希曼在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对福利国家政策的攻击，其实也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在凯恩斯主义风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失势，加上福利国家政策实施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新自由主义攻击的火力就更加集中而猛烈了。一般而言，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一直是实证主义的实践者和维护者，他们总是主张在研究过程中杜绝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判断的。赫希曼将自己的这一项研究确定为论战性质，实际上已经选边站了。赫希曼的这项研究，既是对保守主义的批判，也是为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进者提供论战的技术指导。赫希曼将自己置于保守主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试图利用对修辞的分析，对保守主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进行批判，同时也为福利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提供应对保守主义者攻击的某些策略。赫希曼在《自我颠覆的倾向》中说他父亲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人，赫希曼似乎也认同并持有这样的观念，不过他并不真的没有世界观。一个人现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一个以经济学为终生职业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世界观呢？更可能的是，他不怎么认同那些主流的世界观，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或者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赫希曼的经济学教育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完成的，这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总是关注那些不为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而且，他也不使用主流经济学奉为“科学”的那些形式化工具。当然，如果赫希曼信奉了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赫希曼也就不是赫希曼了；至少，我们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里是很难理解“退出-呼吁”这样别具一格的理论的。可是，也就是在这里——从特定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问题就出现了。比如，什么是反动？
革命—反革命，进步—反动，保守—激进，这就是我们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关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立场的判断或者界定中，一切取决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价值观或者世界观。“进步”或者“反动”这样的判断，其实与事实没有多大关联，只取决于立场。你相信什么或者拥护什么，你反对什么或者拒绝什么，取决于你自身秉持的很多主观因素。不同人的人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现实环境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赫希曼将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攻击界定为反动，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干预才是反动的。经济学其实总是不能避免价值判断的。因为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下，价值判断事实上是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前提。人无往而不在价值观的牢笼中。绝对的“价值中立”的声明，往往只是一个姿态而已。韦伯的主张倒是值得信赖，他说我们不能避免价值相关，但要努力做到价值中立。但就赫希曼的研究目的而言，做到价值中立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是论战，就意味着要以自己的主张打败对方的主张，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反动”还是一个问题。
“反动”也就意味着进步的反面或者对立面。可是，什么是进步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生产力的发展保持一致并成为其推动力量，这可以理解为进步。但这里面可能存在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如何判断“历史规律”及“符合历史规律”？如何界定“生产力的进步”及“生产力进步的推动力量”？或者将进步理解为经济学所主张的那些基本精神，如自由、效率、竞争、开放，等等。可是，这些精神的意义何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们服务于谁的利益？赫希曼似乎是不认同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正是新自由主义主张和实践的东西。那么，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或者物质福利的普遍的增进呢？赫希曼对自由或者物质福利增进的态度也不明朗。比如他支持普选权，支持法国大革命，同时又反对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市场观念。被赫希曼理解为反动或者保守的那些观念和主张，似乎没有什么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它们仅仅表现为对变革的保守或者反动，而不一定是出于什么确定的理论观念或者意识形态。比如说，在反对法国大革命和反对福利国家制度之间，就不存在基本理论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仅仅表现为对改变或者变化的怀疑、阻碍和批判。这样来讲，赫希曼之“反动”或者“保守”，其实只意味着对革命或者改革或者变化的一种抑制性的反映。熊彼特说过，为了列车运行安全，需要在铁轨上撒上一点砂子。或者如柯林武德所说：“进步之轮需要有一个制动装置。”（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王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1）这样的理解，去除了反动的意识形态含义。赫希曼声明说：“‘反作用/反动’、‘反作用的/反动的’这些概念的消极含义是不幸的，我更希望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始终不作出价值的判断。”（P9）但实际上赫希曼不仅有价值判断，而且价值判断就是他理论的前提。辩护或者论战能没有价值判断或者立场吗？
换一个角度的解释可能更合适一些。“反动的修辞”之重点不在“反动”，而在“修辞”。——这样的理解也很勉强。因为赫希曼此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批判保守主义，维护改革派的。不过，为了避开我们一开始就有可能陷入的泥淖，我们还是暂时接受这个勉强的假设。——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接受的话，赫希曼此项研究的任务，只是对反动派的修辞手法进行批判——批判的重点是修辞而不是观点。成为赫希曼攻击对象的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保守主义的修辞，不是反动而是为反动辩护的手法。这样的理解只是将“反动”或者“保守主义”从批判的清单中暂时撇开，问题还会接踵而来。作者批判和反对的是“反动的修辞”，但是，他所反对的究竟是其反动还是其失效或者无效？也就是说，作者所要处理的究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还是一个逻辑的问题？作者实际上是将修辞本身作为对象的，主要讨论的是反动的修辞的形式、特点和应用。作者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反动修辞的形式和应用，为改革者提供应对反动修辞的技术指南。在对反动修辞的整体评价中，作者也只是对这种修辞诉诸人的情绪和热情而非诉诸理性进行了批判，至于其有效性则没有说出什么。既然是论战，或者辩护，其目的不在于阐释理论或者发现真理，取胜或者获得影响才是关键，诉诸理性或者诉诸情绪其实并不重要。在人们吵架的时候，当事人只是通过提高嗓门来显示自己理直气壮，显示道理就在自己一方，至于是否真的说出什么道理，是否真的有理，已经无关紧要了。其实不管是反动的修辞还是进步的修辞，只要能够达成目的，怎么修辞不重要。
赫希曼总结出思想史上反动修辞的三种形式：悖谬的命题、无用的命题和危险的命题。应用思想史的材料，赫希曼列举了反动修辞应用的具体实例，并深入分析了各种修辞形式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总的来讲，反动修辞指的是对改革或者革命的一种“反动式”，“抑制性”的思想回应，是对革命或者变革的一种怀疑、阻碍和批判的修辞。悖谬命题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革命或者变革意图实现的目的，与其实际达到的结果，是相反的。也就是说，意图实现进步的革命，结果可能是倒退，意图实现民主的变革，结果可能是专制和独裁。悖谬命题的使用者，应用了“个人行为的非预期后果”的思维方式，但却将这种思维方式下开放性的可能性狭隘化，将可能的非预期的积极后果抹杀掉，只关注非预期的恶劣后果。悖谬命题的使用者，对革命或者变革采用了一种恐吓和威胁的态度，要让变革者在维持现状和变革带来恶劣后果之间选择。悖谬命题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修辞方式，在思想史上有过广泛的应用。对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埃德蒙·柏克使用了悖谬命题的手法来进行攻击。在《法国革命论》中，柏克认为，资产阶级的最初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却是大屠杀以及最后的拿破仑专政。柏克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存在，自有其自然的规律和秩序；文化和传统，道德和宗教，是维系个体及社会存在的法宝。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人们盲目相信理性，相信人具备设计国家制度和社会演进路径的能力，其结果只能是对国家和制度的破坏，其后果只能是自由和尊严的丧失。在经济学中，悖谬命题的使用也很广泛。比如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马尔萨斯就以悖谬命题的方式进行过批判。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解，济贫法的初衷是要帮助穷人，使他们获得简单的物质救助。但是济贫法实施的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救济制度，变成不再工作的懒汉。这样，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反而得不到帮助，而那些本来不值得救济的懒汉却得到了好处。弗里德曼对最低工资制度的批判，所使用的也是悖谬命题。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也是要维护低工资者的利益，使他们的工资水平不致因为竞争力不足而低于基本生活资料水平。但是，最低工资实施的结果，是降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于是导致工资水平的整体下降，从而使原来最低工资制度想要帮助的低收入者失去工作机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也广泛应用了悖谬命题。比如在供给学派那里，福利国家制度的结果，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助长了工资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这样，福利国家制度的成为滞涨的重要原因。
悖谬命题简单粗暴而有力，但在赫希曼看来，破坏性最大的反动修辞还是无用命题。所谓无用命题，简单讲就是将革命或者变革的结果归结为无用，既不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产生消极的影响。或者说，投入了精力和成本，甚至造成大量的牺牲，但历史的进程并没改变。持有无用命题的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社会的演进，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的规律，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革命或者变革改变不了这种规律，影响不了这种发展趋势，因此，巨大牺牲的结果，历史还是要回到其本来的轨道上。赫希曼认为，相对来讲，无用命题比悖谬命题对改革或者革命的打击要大。在悖谬命题那里，尽管最终的结果走向了预期的反面，但革命或者变革还是发生了影响的。只要有变化，调整运动的方向，就有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而在无用命题中，改革者或者革命者则成为一群无理性的傻瓜，明知革命或者变革是无用的，还要勉强自己去实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无用命题的案例，来自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分析。托克维尔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意图实现和已经实现的那些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但是，那些变化本身却不是革命带来的。在革命之前，那些变化已经产生，而且，革命也正是在这些变革萌发和发展的领域发生的。也就是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大屠杀和拿破仑专政为代价，其所取得的成果是不革命也会自然呈现的。在经济学中有着更多的无用命题。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就是相信市场的自发力量，由此干预市场的政府举措往往被看成是是无用的。关于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法则就是这样一个无用命题。按照帕累托的解释，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收入分配的结果总是会呈现二八规律，因此试图通过征税或者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变收入分配，最终都是无效的。唯一能够改善社会福利的，只是通过生产的扩张增加社会财富。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看来，就收入分配制度而言，社会主义也改变不了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剥削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恰恰相反。”对于福利国家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施蒂格勒提出了“戴维德法则”——公共开支的目的在于帮助穷人，却主要使中产阶级受益。施蒂格勒的解释很简单。中产阶级首先策划投票制度，用文化水平测验、选民登记制度以及类似的办法减少穷人的投票人数；中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就把财政制度塑造得符合其团体利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理性预期学派，不仅对福利国家制度，而且对一般的政府干预都持否定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宏观政策无效。这样的论断自然会让凯恩斯主义反感。“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者弗兰克·莫迪利安尼（1918-2003）在谈到理性预期理论时很不客气地说，“荒谬”，“讨厌”，“胡说”。
赫希曼总结的保守主义的第三种反动修辞叫做“危险命题”，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修辞或者言说方式，革命或者变革可能不仅达不到意图达到的目的，还可能危害以往的制度或者成就。比如对于法国大革命，保守主义的危险命题是这样论证的，它所承诺的民主能否实现值得怀疑，即使能够实现也必将破坏自由。对于普选权的反对理由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的，如果赋予穷人普选权，贵族的权益受到侵害，社会的稳定，文明的传承必将受损。所以即使民主实现了，社会为此也要承担更高的代价。对于福利国家制度，保守主义的危险命题大多是将其与国家干预市场相联系。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这必然压缩市场的作用空间，从而给市场和自由带来危害。
赫希曼最初的研究计划只是总结和批判反动的修辞，研究过程中才发现，改革者的进步的修辞和保守主义的反动的修辞其实是分享了某些共同的原则或者策略的。比如反动的修辞针对变革提出悖谬命题，也就是说变革无法实现预期的后果，反而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进步的修辞就会提出“协同命题”主张改革的手段和过程与其将要达到的目的具有内在协同的特点，也就是说达成预期的目标是改革内在逻辑的结果。再比如，保守主义提出无用命题，认为改革意图实现的目标，本来就在事物自然发展的过程当中，即使不改革，变化也会自然发生。改革者对此经常提出“危险迫近命题”，将此时的改革诊断为迫在眉睫。即使历史的发展必然带来相应的变化，但此时不改革将会面临严峻的问题。赫希曼发现，尽管修辞的具体手法不一样，但反动的修辞与进步的修辞在很多方面采用了相同的策略。反动修辞是一种诉诸情绪而非理性的修辞，进步的修辞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反动的修辞是逻辑上存在问题的话，这种问题在进步的修辞中同样存在。这样，赫希曼原来的研究只是要对反动的修辞进行批判并为改革者提供应对反动修辞的技术指导，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至少不再是单纯的批判，不再是简单的选边站了。有了一个对进步修辞的分析和批判，赫希曼的立场似乎变得中立了，一个批判性的论题似乎变成了一个客观性的分析。这就是赫希曼所说的“自我颠覆的倾向”的一个方面。
阅读赫希曼的著作，总会收获一些东西，至少，阅读的过程是个批判和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
阅读的起始阶段，“保守主义”和“发动”这两个概念左右着我的思维。对什么是保守主义以及什么是反动，以及保守主义和反动的性质判断，我想象着自己与赫希曼不同的认识。我想象着赫希曼从自己某个主观的认知出发，将某些现象视为进步，与此相对立的就是反动的；将某些适应自己观念的主张鉴定为进步的，而反对自己的则视为保守主义的。我相信进步或者反动，保守主义或者进步主义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人们从不同历史背景或现实处境出发，都可以得出进步或者保守，革命或者反动的不同认知和观念。
进一步的阅读和思考才发现，赫希曼讨论的重点不在“反动”或者“保守主义”，而在“修辞”。赫希曼是利用思想史的材料，来分析政治论争中的修辞方式及其应用。他关于反动修辞的三个命题的认识，确实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从历史材料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三种反动修辞方式，可以将思想史中很多有意思的论争结合起来。用悖谬命题来概括柏克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批判，用无用命题来归纳托克维尔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分析，确实具有鲜明的色彩，具有灵活的意向，抓住了命题的本质。
不过，赫希曼对反动修辞的价值判断是存在的。他出于论战的目的展开研究就是他价值判断的起点。否认此项研究的意识形态背景或者价值判断性质，是有欠客观和公正的。
201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