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经济动力意义及对策

宋圭武 原创 | 2016-05-13 21:46 | 收藏 | 投票
      精准扶贫的经济动力意义及对策
          
               ------基于甘肃的调查与思考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精准扶贫课题组
 
           (甘肃省委党校  兰州市安宁区建宁路199号  730070)
 
        内容提要:抓好扶贫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精准动力。从甘肃贫困农户实际情况看,生产效率低下是致贫的基础因素。由于生产效率低下,农户收益微薄,农户一旦发生疾病、上学、结婚等情况,就很容易导致家庭贫困或进一步贫困。解决贫困问题,核心是要激活内生动力,而要激活内生动力,关键是要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效率。为此,要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化、规模化、社区化、特色化、生态化建设。推进上述五化,核心是合作化。推进农村合作化建设,不仅对于解决贫困问题,而且对于整个农村发展,乃至对于整个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如何推进农村的合作化,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另外,在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化建设的同时,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合作化是脱贫致富的火车头,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底线保护网。
 
        关键词: 精准扶贫  甘肃贫困  对策
   
    为了深入贯彻中央精准扶贫有关精神和落实甘肃省委关于精准扶贫的具体部署和要求,甘肃省委党校精准扶贫课题组成员先后对甘肃省永昌县、临泽县、迭部县、碌曲县、夏河县清水县、康县、武都区、康乐县、积石山县等县区进行了前后累计30多天的专题调研。调研人员不辞辛苦,不畏颠簸,爬山涉水,走村串户,广泛深入贫困户家庭,询问致贫原因、研究脱贫难题、探讨脱贫思路;广泛召开有县扶贫办、乡镇主要负责人、精准扶贫帮扶队人员、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群众代表参加的县乡村各级精准扶贫座谈会本报告是此次调研的理论与实践思考,并根据调研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供有关部门参考借鉴。
    一、抓好扶贫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精准动力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精准扶贫体现了我国三农工作的新境界,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新水平。抓好精准扶贫,意义巨大而深远。 
(一)抓好扶贫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消费动力。
一般而言,对不同群体增加收入,高收入阶层即使继续获得更多的财富,也不会对提振消费带来太大作用,如果让低收入阶层成为中产收入阶层,则会对提振消费带来明显的作用。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顿的研究结论也指出:以增加消费行为为例,对高所得的消费者而言,所得增加对消费行为影响不大,但穷人的消费行为却会明显提升。由此他认为,刺激有效需求根本在于解决收入不平等。现在,迪顿的模型已经通行全球,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并且被不断改善。从我国情况看,到2020年,要在现有标准下实现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其提供的消费动力必然是巨大的。按照消费乘数效应分析,设想未来5年我国有平均7%的增长率,则精准扶贫提供的增长率贡献应至少有1%到2%。也就是说,排除其它经济增长因素,仅就精准扶贫而言,可为国家经济增长单纯提供1%-2%的增长率。 
(二)抓好扶贫有利于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贫富差距,导致消费结构二元化,也导致生产结构二元化。一元是穷人的消费体系和生产体系,一元是富人的消费体系和生产体系。社会存在两套消费体系和生产体系,从社会分工角度看,不利于提高生产的规模和分工效益。大力消除贫困阶层,让中产阶级占主流,会最大程度发挥好经济结构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 
(三)抓好扶贫有助于国家大幅度改善人力资本状况。
    贫困严重损害人力资本。贫困导致个体生长发育缺乏一些基本条件,从而对身体健康生长产生诸多不利影响。美国科学促进会研究的一个成果表明,在贫困环境中生长的孩子在以后的发展中多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研究显示,贫困孩子的智商平均比富裕家庭孩子的智商低6分,这个差距将在青春期到来时增加3倍,这意味着他们的背景使他们在考试中处于不利地位。研究也显示,有多动症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更为普遍。健康经济协会组织副主席皮拉尔·加西亚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生命前五年的生活条件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西班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16岁以下儿童中有四分之一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孩子在其成年期中遭遇肥胖,心血管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社会排斥,工资过低和其他血液疾病的危险更大。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德布对童年时期贫困会导致的后遗症进行了特别研究,他认为童年时期的贫困生活条件可能会导致平均寿命的减少。另外,财富的不对称也容易衍生人格的不对称,长大后容易让贫困者形成物质偏好型双重人格,在有权力的情况下,也可能更容易成为腐败分子。从中国反腐败的情况看,一些腐败分子童年很贫困辛酸,中年很奋斗很辉煌,但最后却凄惨走向囚室,这实质也是贫困状态下衍生的一种人格悲剧。有关研究也认为:稀缺会抓获一个人的大脑,使他过于注重稀缺的对象,然后失掉正常的判断力,这恰恰会致使稀缺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不是使他得到改进
(四)抓好扶贫有助于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基础。
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自然灾害是一个方面,技术创新的不均衡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因素,还有战争的因素,还有需求不足的因素,还有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因素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但所有经济危机在发生前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贫困现象的加重,贫富差距的拉大。比如,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发生的大危机,就是在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再比如,2007年底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是主要原因之一。对此,一些学者建议,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应更加注重解决好贫困问题。    
(五)抓好扶贫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管理成本。
贫困会加剧社会精神价值贬值,物质价值升值。在贫困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尽快致富,一些投机行为就可能加剧。有关研究也表明,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社会的焦虑感会普遍上升。越是贫富差距大的社会,毒品的使用情况会越严重。在不平等的国家,凶杀率更高。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拥有权力。而在贫富差距小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加宽容和富于同情心。另外,在贫困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另外,贫困人口多,也会加大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这也会加大社会经济管理难度。另外,贫困也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产生的土壤。目前,世界宗教极端活动和恐怖活动增加,贫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性的毁灭本能,加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再加特定价值观(宗教教义)的支撑,三者有效结合,最终成就了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六)抓好扶贫有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推进绿色发展。
贫困既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落后地区为了在经济上快速追赶上发达地区,往往对资源过度开发,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破坏,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研究也表明,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更差。由于不注意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让贫困地区发展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一方面,越贫困,环境保护压力越大;另一方面,环境保护越差,又导致贫困压力越大。精准扶贫,是突破这个怪圈的有效举措。 
  二、甘肃贫困农户贫困原因一般分析
    对于贫困原因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有研究,也有许多不同观点。179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出版了争议颇大且影响深远的著作《人口原理》。该著作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按照算数比率增长,人口按照几何比率增加,因此,人口增长不受抑制,必然会出现贫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者贫困化的根源。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p267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Nurkse)在1953年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主要是“贫困恶性循环”,其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和《饥饿与公共行为》(Hungry and PublicAction,1989)中,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研究贫困(饥饿)问题。他从权利方法视角将贫困、饥饿视为“权利丧失”的结果。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二十世纪70年代提出社会排斥论(social exclusion)概念,认为贫困是社会排斥的结果。刘易斯(Lewis)贫困文化(poverty culture)角度解释贫困现象。他认为,一般来说贫困者会长期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空间,贫困者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很少与外界其他人群联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与外界相隔离的“亚文化圈”,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贫困状况的加剧。由于各国或各地区实际情况不一样,贫困原因必然有所区别。从甘肃贫困农户实际情况看,贫困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是基础原因。
    和发达地区相比,甘肃贫困农户普遍的生产方式特征是:一是生产规模的小型化。平均人均耕地一般只有1-2亩左右,家庭人口一般5人左右或更少,家庭主要劳动力有1-2人。这种小规模经营方式,没有体现规模经济优越性。
    二是生产工具的简易化。从调查可知,贫困户虽然贫困,但几乎每家都有农用运输车一辆,摩托车一辆,手机两部,个别家庭也有更多农用机械的,如粉碎机等,剩余就是以劳力和畜力投入为主。而农用运输车和摩托车以及手机等,从目前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看,应属于最基本和最简易的生产工具范畴。
    三是生产经营的分散化。几乎所有贫困农户都是以家庭为主独立分散经营,家庭更多是直接面对市场,很少与有关企业建立经济联系或与合作组织建立经济联系,比如订单农业等。生产分工也是基于家庭成员的的内部分工,没有体现社会大分工的优势。
    四是生产风险的最小化。甘肃贫困农户大多是保守型人格,缺乏风险意识。从他们的实际生产行为看,更多是追求风险最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其回避风险的手段主要有:一是通过多元化种植养殖来规避市场风险。比如玉米、小麦、洋芋、油菜,还有中药材,都是各种一半亩左右,然后再就牛、羊、鸡、猪等各养一两头左右,也有个别农户养驴等其它动物的,但都是小量养殖,没有形成规模。二是家庭经济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一个循环是在农户内部形成自给自足经济。比如,贫困农户种植的很大一部分农作物,主要还是自家消费,一部分是自己吃,一部分做自家牲口的饲料用。自家养的鸡、猪、羊等,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吃。人与牲口的粪便又作为肥料用。一个循环是农户与市场的循环。这个循环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而农户的货币来源主要是打工收入。从调查可知,大多贫困农户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是1-2人居多,更多是一人打工,多是丈夫外出打工,媳妇看家照顾孩子或老人。打工时间一般一年有三个月左右时间,每天收入有100元左右。技术工人会更高一些,能拿到200元左右。但甘肃的打工者,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打工者很少。一般农户打工收入在1-2万元之间。其余货币收入靠零星出售一些农产品,如洋芋、油菜等,也有时出售几只羊或猪或几只鸡等。然后农户主要靠这些货币收入支付家庭的日常费用,比如油盐酱醋钱,比如学生上学的费用,比如化肥农药的费用,还有看病的费用等。一般贫困农户是尽可能缩小与市场的循环,尽可能扩大自给自足的循环,来规避市场的不稳定性。比如农户在生产投入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一般贫困农户家庭总收入也就在3万左右,但大部分都用在生活支出上,用在生产支出上的总费用一般在2000元左右,这明显是生产投入不足,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生产投入的小量化,本质就是回避市场风险。而这种刻意回避市场风险的行为,也客观不利于收益的最大化。另外,马克思认为:对于小农户这种生产方式,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而贫困农户的这种双循环经济模式,也验证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因为好年成,虽然农产品丰收了,但由于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所以农产品价格必然下跌幅度大,比如白菜,好的时候可以一斤卖到1-2元,但白菜太多了,必然价格大跌,有时一斤白菜几分钱也没有人要,其结果是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这让农户面对市场的一个循环不能顺利实现。而在坏年成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虽然可能上涨,但对一个贫困农户来说,这种上涨的收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最终让贫困农户的双循环都陷入困顿。
    五是生产效益的低下化。比如,我们调查了一家贫困户,种植一亩小麦亩产是400斤左右,每斤小麦市场价在1元左右,出售一亩小麦收入也就有400元左右,而一亩小麦需要投入劳动力至少需要80个小时。不计化肥农药等费用,一亩小麦的劳动力收益是5元/小时。而打工一小时至少有10元收益,这就是说农业劳动的收益只是打工收益的一半不到。一些灌溉农业亩产高一些,一亩小麦产量可以达到800斤左右,但农业投入也多,算下来农业劳动收益也多是打工收益的一半左右。通过更多的贫困户调查可知,贫困农户大多来自农业的收益和打工收益相比,总体在1/2到1/10区间的居多,也就是说有些贫困农户农业劳动的收益甚至不到打工收益的1/10。这样农业劳动效益低下的格局,其直接的结果是农村土地的撂荒。陇南有一个村庄,据村干部反映,一个庄子有二十多户人家常年锁门。其土地要么是让别人白种,要么是撂荒,要么是只收取一点点租金。在临夏一个贫困农户家,自己有7亩地,流入4亩地,其中流入的4亩地,3亩对方就没有要租金,只有一亩人家要了租金,是300元/年。
    贫困农户上述五个生产方式特征,导致农户只能是一种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格局,甚至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样一种连简单再生产格局都维持不了的情况下,贫困农户的生活品质只能是一种维持性生存状态,也就是说: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已,不敢再有其它的奢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贫困农户的存在从哲学角度看,就是一种异化。一方面是生产方式的异化。这种小而分散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大框架下,最终走向了自身对自身的否定。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异化。由于贫困,让生命的价值更低,让货币的价值更高,生活否定了生活真正的价值。好多悲惨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贫困家庭中。留守儿童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金钱面前,亲情的价值更低,货币的价值更高。母亲为了货币,可以抛弃自己的子女,子女为了货币,可以抛弃自己的父亲。贫困者为了摆脱贫困,不惜一切,最终让摆脱贫困的目的也成了工具,这就是贫困者和贫困家庭的故事。另外,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长期的物质欠缺,也容易形成一种物质偏好人格,长大后也就更容易成为腐败分子。一些腐败分子往往是:心酸穷困的童年,艰难奋斗的中年,悲惨凄凉的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种贫困状态衍生下的人格悲剧。
    (二)疾病是很重要的致贫因素。
    对一个4-5人的小家庭来说,一个人得病,不仅本人丧失了劳动力,还需要家里人照顾。所以,一个人得病,家里损失的劳动力往往是2-3人。另外,虽然目前国家实行了合作医疗和大病救助制度,一般农户也能至少报销70%以上费用,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疾病报销只是减少了农户的亏损,但并没有增加农户的收益。从各地调研数据看,除个别地方外,大部分地方疾病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致贫因素,所占比例大部分都在30%以上,甚至达到85%以上的比例,比如康乐县的五户乡吓窑村。如下表(根据各地区调研数据整理,框中数据为百分比,因数据有限,有些框空缺,但不影响分析):

村庄
 
因病
因学
因婚
缺劳动力
缺技术
缺资金
因灾
其它
注释
永昌县新城子毛家庄村
 
27
3.5
 
3.5
47
18.8
 
 
 
临泽县
 
62
4
 
13
 
 
3
18
 
清水县
 
33
 
 
 
 
 
 
 
 
临泽县鸭暖镇白寨村
 
65
4
 
20
 
2
 
9
 
康县周家坝镇张赵村
 
33
7
 
 
31
7
 
23
 
康县阳坝镇田坝村
 
 
 
 
30
51
19
 
 
 
武都西沟村
 
48
39
 
2
2
2
4
2
 
康乐县八松乡纳沟村
 
63
11
 
6
8
3
 
8
 
康乐县五户乡下窑村
 
85
8
 
 
6
2
 
 
 
迭部县洛大乡黑扎村
 
14
31
 
44
6
 
 
3
 
碌曲县
 
11
4
 
30
14
41
 
 
 
迭部县
 
10
17
 
14
27
31
 
121
 
甘南州
 
30
24
12
 
51
78
6
 
有些家庭存在多种致贫因素,所以,百分比之和大于一。

    (三)因学致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各种开支,基本上是一个农户一年或半年的货币总收入,对贫困农户而言,有的甚至是几年的总收入,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贫困的开始。
    (四)因灾致贫。
    从甘肃省调查情况看,因灾致贫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一个严重情况。
    (五)因婚致贫。
    在上表中,因婚致贫没有反映出来,这主要是基层干部在总结中没有注意到。但通过访谈调查,因婚致贫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我省农村彩礼价格普遍在10万到20万之间。也有少于10万的,也有高于20万的,如平凉一些地方,彩礼价达到25万左右,但大部分在10---20万之间。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10---20万的彩礼必然导致家庭负债累累,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从社会学角度看,贫困地区产生高价婚也是婚姻市场的一种均衡,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高价婚也抬高了双方的社会价格,让婚姻双方都有了面子。一方面,娶媳妇的人家出了高价,这给村里人的感觉是这家还是有经济实力,这让娶媳妇的人家虽然背了一屁股债,但也有了一脸的面子,这也给贫困户一种短期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出嫁姑娘的人家收了高价彩礼,也感觉到自己家的姑娘有身价,整个家庭也有了门面,精神收益与物质收益双丰收。二是高价婚也是一种变相的识别机制。通过索要高价婚,出嫁姑娘的人家也是对小伙子家经济实力的一种测试,若小伙子家付不起,说明此家实力可能有问题,或人缘有问题,将姑娘嫁给这样的人家,必然风险较大。三是高价婚也有一种保险的因素。因为人们往往对贵重的东西保护度也高,或对自己付出较大努力得到的东西,往往珍惜度也高。而出嫁姑娘的人家,也是希望通过高价婚,对自己的姑娘增添一份婚姻稳定的保险。四是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婚姻市场男多女少的情况。由于农村大部分女青年都进城打工,导致许多地方农村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由于女青年减少,姑娘价格提高也就是一种必然。但在贫困的情况下,这种高价婚本质是一种短期均衡,或是一种低水平不稳定均衡,其后果是让贫困农户陷入更大的不均衡,或只有短期收益,而无长期收益。对贫困家庭而言,10---20万的彩礼让男方家陷入长达十几年更加贫困的状态。这不仅害了自家女儿,也让男方家陷入长期贫困中。这样结婚后生的孩子也必然生活的贫困中,由于营养不良、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最终让整个家庭陷入代际贫困循环。另外,由于贫困,家庭矛盾必然增多,让婚姻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幸福。另外,从我省情况看,高价婚在甘南藏族人家中几乎没有,主要出现的汉族人家中。目前,藏族家庭结婚的彩礼大致在5000元左右,这对贫困影响较少。
    (六)因缺劳动力、缺技术、缺资金致贫。
    这种情况在甘肃省也普遍存在,但甘南较为突出,比例高达78%,河西地区也较为突出,比例也较高。
    (七)因道德堕落致贫。
    农村有一部分贫困是道德堕落所致,这在统计表中没有反映出来。道德堕落有多种情况。比如懒惰、赌博、吸毒、婚外情、犯罪等。因道德堕落致贫的家庭,估计有1%或2%左右。
    三、从甘肃情况看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从甘肃贫困农户情况看,在上述致贫因素中,生产效率低下是基础因素。由于农户生产效率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户收益微薄,一旦家中发生疾病、上学、结婚等情况,就很容易导致农户贫困或进一步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所以,要激活内生动力,关键是要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高其获取收益的能力。
   (一)大力推进合作化建设。
    要变农户家庭小分工为社会化大分工,向合作要效益。比如养牛,现在是每个家庭养2--3头,若将其合作起来,办一个养牛场,集中养殖,可节省劳动力和土地3/5左右。也就是说原来需要投入10个劳动力的,现在只需要投入4个劳动力即可,原来需要十亩地做牛圈用,现在只需要6亩地即可。再比如,农用运输车,现在是家家都有一辆,若合作起来,至少可以少购买3/5,即原来需要购买十辆,现在只需购买4辆即可,因为农用运输车,在农户家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处于闲置状态,这降低了机械的利用率,若考虑折旧,等于变相提高了贫困农户的生产固定成本。
    (二)大力推进规模化建设。
    产业要向规模要效益。李克强总理也说,巴掌大的土地,田埂就占了20%。而农业的规模化,就可以减少田埂方面的损失。甘肃在规模化方面,比较好的例子是甘肃静宁苹果,由于形成规模,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益。在调查中,我们和当地干部细算了一下一亩地苹果的收入和劳动投入量,基本上一亩地苹果的劳动收益和打工的收益持平,也就是一小时对苹果的劳动投入,其收益大约在10元左右,这与打工基本持平。另外,虽然苹果的劳动收益与打工的劳动收益基本持平,但还是阻挡不了静宁一些年轻人更愿意进城打工,不愿意留着农村从事农业产业,因为城市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收益,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其实,静宁苹果除规模化外,还可以进一步向合作化方向提升,由于农户分散生产和分散销售较为突出,在合作化方面,静宁苹果还是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大力推进社区化建设。
    社区建设是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对于社区建设,2015年,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目前,甘肃省如何推进社区建设,建议可结合整村推进和异地搬迁同步进行。另外,在整村推进中,一定要注意与产业发展同步。若没有产业支撑,整村推进就需要慎重,不然会让更多农户陷入贫困。另外,在农户庭院设计中,要尽可能让生产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贫困户家畜生与人都在一个院子里,人住的房子里,养的是牛,既缺乏阳光,也极不卫生。另外,有些整村推进项目,庭院设计是前面人居住,后面搞养殖,人与畜生就隔一堵墙,这也很不卫生。种植可以,人与植物可以近距离,但养殖应当尽可能将人居住地与养殖地分开,至少应分开300米以上。
    (四)大力推进特色化建设。
    特色化是提高农产品比较效益的基础。各地应根据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尽可能形成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如定西的洋芋、静宁的苹果、陇南的橄榄油、河西的养殖及玉米制种等,都是相对优势的产业,应大力发展。但比较优势有时也会发生变化,这需要各级当地政府要对本地环境资源进行详细考察和研究,要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考察指导。在找准优势的基础上,立足市场,规模发展。
    (五)大力推进生态化建设。
    民以食为天,生态化是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这里生态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生产要注意保护环境,对环境要少污染;二是产品要生态安全,对人身体无毒害。比如,静宁烧鸡原来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牌,人们消费也多,但这些年为什么走下坡路,原因就是用工业原料催肥的鸡,导致品质下降,不符合生态化的要求,销路下降也就是必然。而静宁苹果的崛起,除了规模化以及一定的合作化效益外,品质生态化应是核心因素。若没有品质生态化,价格再低,恐难有人要,产品变现货币就很难实现。
    (六)推进上述五化,核心是合作化,或基础是合作化。
    因为合作化可以大大降低规模化、社区化、特色化、生态化的建设成本。另外,推进农村合作化,不仅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且对于整个农村发展,乃至对于整个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农村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不仅是物质的根基,也是精神的根基。合作不仅可以提高物质生产力,而且有利于农民精神的重建。因为合作有利于培育农村社会的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而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小农经济模式衍生了浓厚的家族主义精神,同时,也让农村社会公共精神稀薄。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启,本质是以合作为基础的。没有合作,就没有股份制,就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当代的工业文明。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农户也是被各种合作的网络所覆盖,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农村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基础。另外,合作也有利于更好实现共同富裕境界。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强者对弱者的带动作用更好,而且更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有效调节。
如何推进农村的合作化,或是贫困户的合作化,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市场困境。因为市场具有盲目性和自发性,靠市场自发推进合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外一个是人文困境。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和,这是农村社会建设合作最大的人文困境。为此,需要国家或政府力量进入。国家或政府力量如何进入,有三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国有资本直接进入农村私人企业,建立股份制企业,让企业充分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目前,有些地方或政府,大力发展私人企业,这也是好事,但私人企业功利主义色彩太浓。让国有资本进入私人企业,可以有效调节功利主义色彩,增加社会公益色彩。但国有资本进入私人企业,应采取自愿的原则,或谈判的原则,不能强行进入。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本地私人企业发展,往往采取资金奖励等形式,这种做法应限制,因为这容易诱发寻租和腐败行为,对其它企业也不公平。若政府要拿资金奖励企业,应考虑入股等方式。一种途径是国有资本进入农村合作社,建立股份制合作社,让农村合作社真正发挥带动农户的作用。一种途径是国有资本直接建立国有农场。三种途径,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国有农场。因为其它两种途径需要大量谈判成本。为此,建议农村地区考虑一个乡镇办一个国有农场,让国营农场成为带动农村经济或解决贫困问题的火车头。同时,国营农场建成后,在运营性质上应大体属于半自治性质。具体而言:在国营农场的微观生产上,实现合作生产与家庭分散生产有机结合;在国营农场宏观调控上,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在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上,实现政府指导管理与农场自主管理有机结合。
    (七)在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化建设的同时,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合作化是脱贫致富的火车头,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底线保护网。如何构建社会保障制度,需要针对不同原因制定不同的制度保障体系。对于先天不足导致的贫困,最常规的办法是健全社会救助制度,靠社会救助制度让这部分人享受到基本生活待遇即可。对于因学致贫,建议有关方面进一步研究和健全贫困生上学救助制度。对于因病致贫,建议有关方面进一步研究和健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一些患病家庭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因道德堕落而引致的贫困,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道德救助体系来配合解决。 
(八)要进一步规范农村落后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这多年,农村扶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就巨大。但存在问题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存在设计不科学的问题。另外,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中,豆腐渣工程仍是存在的。为此,建议有关方面出台严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监督检查制度。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应在显要位置公开所有信息,让社会各界监督。 
(九)要大力发挥第三部门在救助贫困中的作用。
目前,有些贫困户,由于制度设计不可能照顾到所有情况,或因政府财力的限制,无法得到有效救助,对于这种类型的贫困户,应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力量进行救助。为此建议贫困地区有关县区可考虑设立贫困救助窗口。定期公布需要救助的贫困户,公布的重点对象应是因病因学因灾致贫类的。这里也有可能因地方政府碍于面子不愿公布,或贫困户家庭碍于面子不愿公布,这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一些创新,比如通过公布编号等措施,可以让这些贫困户既保留面子,又得到救助。同时,也应让救助人和被救助人有一个互相知晓的程序。有些不愿让被救助人知晓的救助人,可采取自愿原则。同时必须也要完善相应的监督检查机制,要防止慈善中的腐败行为。各地区在公布贫困户时,要严格核查有关事实,要坚决防止弄虚作假。 
(十)建议建立广义扶贫范畴。
广义扶贫包括扶富、扶志、扶德、扶福、扶智多个方面。扶富,就是着力提高贫困户收入。扶志,就是要让贫困者树立志气,人穷不能志短,等靠要思想不能太严重,不能以当贫困户为光荣。扶德,就是要加强贫困农户的道德建设。扶福,着眼点是提高贫困户的幸福度。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且比财富更重要。对社会而言,有财富但不幸福,是算不上真正的富裕。扶智,着眼点是提高能力和素质。广义扶贫,应是将扶富、扶志、扶德、扶福、扶智五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执笔:宋圭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conomic Dynamism and Strategy of Precise Help of Poor
                            ----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ansu
 
              Gans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Poverty Research Group
 
      (Gans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199 Jianning Rd, Anning District, Lanzhou 730070)
 
 
    Summary: Improv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accurate motiv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Gansu poor farmers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low productivity is the basis of the factors causing poverty. Due to low productivity, meager earnings of farmers, farmers once the disease, go to school, get married, etc., can easily lead to family poverty or further poverty.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the core is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dynamics, and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the key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of poor farmers. To this end,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large-scale, community-based, feature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In furtherance of the Five, the core is co-operative. Promoting rural co-operative building, not on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but also for the entire rur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 the enti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ave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How to promote the rural co-operative? The government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addition,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countries also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variou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operation is the moti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rotection ne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word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in Gansu, Strategy
 
 
                              Author affiliated with Gans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课题组组长:范  鹏:甘肃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
        副组长:孙秉文:甘肃省委党校副巡视员
                魏立平:甘肃省委党校科研处处长
      首席专家:宋圭武: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成员:吴晓军: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王文行: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朱占荣: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曹建民: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马应超: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
            魏向君: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注:原文发表于《领导之友》 2016年5期(上)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智库工作站
                         邮编:730070
                             电子信箱:gssgw007@sina.com
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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