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对经济的伤害是根本性的

周天勇 原创 | 2016-05-30 15:24 | 收藏 | 投票

 

  时间有限,我就讲我们的分析框架,这是我们几乎八年的经济增长下行,对此原因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做了一些解释。我看到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刘士景的观点,中国迎来了自己的低速度发展阶段,是该阶段的常态,应当努力提高效率。他说中国的基数已经非常大,在2009、2010年的时候人均GDP已经到了11000美元,到了这个阶段增速都会下降;二是林毅夫的外因论,他认为这是外部波动所致,他认为我们的城市化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还可以维持高增长,即8%以上的速度15-20年,他主张积极的刺激政策。

  对第一种观点进行数据分析

  韩国是在2002年从8%的速度下滑,从1960年或者1961年起实现高增长,时间大概维持了43年;台湾从8%的速度掉下来是在1997年,如果从1951年开始算起,高增长维持了48年。我们是从1978年算起,参考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人均GDP是150多美元,城市化水平是18%,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所以如果从1979年算起,我们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我们从8%的速度开始下滑,高增长维持了33年。

  韩国增长速度开始下滑的当年,汇率是12000美元,台湾的汇率是14000美元。如果按当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不超过20000多,购买力平价一般要乘2%左右多一些,我们2011年就是5447,即使乘以购买力平价,也要比韩国、台湾低,只是后两者的40%左右。

  但是人口生育率我们最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我们高于韩国,低于台湾,65岁以上人口,我们比韩国和台湾都要高。常态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是维持8%的高增长速度年份,比韩台短了10-15年;二是中国的人均GDP基数比当时的韩台要低得多;三是韩台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我觉得这个是常态论解释不了的经济现象。

  针对林毅夫教授观点的质疑

  相当多的农民工只是在城市里打工,并没有真正的市民化,这和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国家、地区的城市化并不一样,并没有定居在城市,甚至有一部分是终身在城市漂泊。我觉得中国这种城市化过程和韩台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是根本不一样的。

  城市化没有真正深化,农村没有真正配合,和别的国家、地区非常不一样,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非常高,比同时期的日本、韩国、台湾、德国要高得多,但是农民工参保率非常低,特别是年岁越大的农民工参保率越低,但是城镇住宅实际上已经过剩。还有一个疑问,既然经济下行是源自外部原因,为什么欧美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在上行,而欧美经济复苏上行我们的经济却在下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从人口角度分析经济下行

  2014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从中国人口的角度分析经济下行的原因。这是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如果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干预,即不搞指导性计划生育也不搞强制性计划生育,是这样的曲线,人口从低增长一直到工业化初期突然爆发,然后下降,增长的这一块就是人口,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后来我们发现人口的增长存在跨期平衡问题,工业化初期人口爆炸部分在工业化中期的时候无论是德国、美国都是下降的,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是下降的,而如果在此干预得越多,则跨期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就越少。在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人口增长的调节方式:第一种是社会经济自动调节,主要有妇女受教育水平、城市化、人口流动、农村经济货币等等因素影响;第二种是抚养孩子的成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结果是人口规模会自动下降;还有一种是社会经济自觉调节外加指导性划生育,这样的政策主要在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曾经实施过;第四是社会经济自动调节加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中国,1978年以前,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人口是自主生育,相反到了1978年以后,经济是市场调节,但人口是计划调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计划生育的硬缺陷——只能计划新增人口,不能计划已经出生、生育并且登记了的人口,也就是只能对数量进行替换,不能对结构进行替换。

  上图包括了印度的人口变化曲线,中国的人口变化曲线,还有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变化曲线。这是人口增长在不被干预情况下的自然增长曲线,还有指导性计划生育的曲线,比如说韩国、泰国的曲线就是这样的。中国的曲线,是在增长后最低的人口增长曲线。

  我们把208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的相关性非常高,人口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就低。我们按照这个推出了前面的那两张图,人口自然增长线越高,经济高增长时间越长。如果人口增长是指导性的计划生育干预,就会缩短,如果强制性干预,进一步缩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比韩国和台湾短了10-15年的理论上的推导。

  这是我们用208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模拟曲线,就是自然增长率曲线算的,别干预,就是中国人口增长率的曲线,这个曲线这一部分人口为什么突然下来?这是70年代,我们分析:一部分原因是城里人到农村上山下乡延迟结婚年龄;第二部分原因是自留地受到约束,只要小农经济一受到约束,生育率就下降,再加上计划生育器具,则下降速度非常快。反而在1980年左右这个阶段,大概在10年左右,联产承包,知识青年返城结婚,再加上人口没有流动,导致了人口一轮新的高增长,但是从这以后就开始一直是下降,一直维持了低生育率、低增长率。[page]我们把两个数值进行微积分计算,大概结果为2亿多人,并没有计生委计算的4-5亿人那么多,因为计生委计算方法是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大概人口的增长曲线。但是缺少的2亿多人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第一、这一部分减少了主力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包括从事就业、创业、创新、消费、投资的人群;第二、跨期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大规模减少,而且0-14岁将继续萎缩。如果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大概还能维持20-25年的高增长,如果像韩国、台湾那样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则我们还能高增长10-15年,但是我们并没有。重工业全面过剩,第一次工业化提前结束,未富先老。经济提前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形成中国特有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人口陷阱。

  住宅需求快速下降

  1991-2015年竣工的房子,全部折算,包括小产权房、拆掉的2000万套,则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2-3。5亿之间。2015年施工面积还有51亿平米,新开工面积10亿平米,两者相加,还有6180万套,如果中间没有新变量,按照三口人住用一套房子计算,还能容纳1。8亿人口。如果全部竣工,按照统计城镇每户大概3。05人,则能容纳12。69-13。6亿人,基本可以容纳全部农民。假如取存量的中间数,城镇住宅有3。4亿套,扣掉400万套左右库存,据推算大概农民在务工所在地买了100万套房子左右,在自己的家乡附近购买了4500万套,最后城镇居民大概1。38亿户,减去库存余下的每一户有2。1套。但是现在城镇居民的13%是租房子住,66%是自有一套房子,21%有多套房子。多套房2898万家庭平均有6。8套房子,租房子住的比例相加一套房子人口比例,剩余的房子就是多套房居民的房子。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农民工买房子方面计算入数字偏大,如果按1600万套数字计算的话,则结果就是7。8套。

  再然后是汽车。受经济大势影响,车市消费潮明显降温,虽然维持了增长,但是全年增长率不足10%,为数年来首次跌出两位数增长。人口的主要消费品就是车和房子,并以此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支撑重化工业阶段,但是现在可能出问题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消费增长率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下降

  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这几年是下降的,但是农民工工资从2002年的600多块钱,涨到去年的3000多块钱,比城镇职工工资增长得要快很多。2012年减少的规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规模,但是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几乎是向上的一条非常陡的曲线。而且无论养老资金来自于何处,都意味着养老成本提高,说明商品中的养老成本和劳动力稀缺成本两项成本在一起推动劳动力成本的提升。2006-2015年出口速度一直下降,煤炭严重过剩,2015年产能总规模57亿吨,原煤产量2015年37亿吨,原因正是重化工业的结束,根源在于人口的减少,最终市场需求的减少。

  上图是粗钢产量16。2亿吨,但是我们2015年才8亿吨产量,水泥的产能利用率才65%,工业全面过剩,我们年末大概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整体低于75%,有些行业低于65%,各个行业几乎都是过剩。

  我们万幸的是计划生育没有强制性地从1978年就开始,1978年这些知识青年返城集中结婚生子加上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自然经济就是生孩子的经济,再加上没有出去打工,1988年以前人口没有外出务工,生了很多孩子,否则这十年也将失去。

  这是中国向下伸缩的凹凸型的人口柱,像一个倒五星。

  我们把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和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了惊人的高相关性。虽然存在2008年的短暂刺激,但随后继续往下走,仍然与人口呈高相关性,20年前的人口增长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第一、进入劳动年龄,第二、结婚生子,第三、要开始买房子买车。我们比较幸运的十年是1979-1987年这个阶段人口维持了增长,得益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青年返城可以有条件生养孩子,人口也还没有外流,计划生育也还没有很强制,20年后加入WTO,可以有剩余劳动力加以利用。

  可是按照2015-2034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推算,比如2015年一直到2034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按前面的20年前,“十三五”期间下行压力从7%或者6。9%一直降到3。5%左右,“十四五”期间从3。5%降到2。2%左右,“十五五”期间就进入了1%,所以我们现在也期待各种媒体的学者能推翻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的假说。

  2016-202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从7%跌到3%左右,2021-2030年,从3%降到1%左右,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收缩比日本、韩国、台湾严重。2030-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3%左右,当然现在就看“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会怎样。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阶段以及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生生不息,替代率2%左右;合理的人口结构也合理,以及顺畅的人口流动,这三点是经济平稳或者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的三个最关键的因素。美国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九,2015年替代率为2%左右,而且它的人口柱合理,人口结构也合理,但是人口结构合理尚且会发生养老金短缺问题,如果是我们的倒五星形状,养老金将更为短缺。

  宏观调控可能失效

  宏观调控困难根本是由于人口的收缩,总需求减少。过去超前建设的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可能不久石油石化、煤炭、冶金、有色、钢铁都会过剩,传统的财政货币总需求的调节手段,在人口收缩导致的总需求萎缩问题上基本没有作用。供给侧调控只能对企业高税费、高利率和其他成本,或者居民因GDP分配比例过低形成的一部分低增长因素起改善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这部分低增长的原因在全部低速增长的压力中权重占比比较小。

  所以供给侧管理对人口收缩引起的总需求萎缩还是没有办法,提高效率等增加生产能力投资、增加生产,都会使产能更加过剩,职工闲置则消费需求会加剧收缩,但是去产能会减少供给。所以供给侧改革还是需要考察政策搭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进行总需求刺激,安倍的“三箭齐发”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超发货币,但是却不可能增加消费人口。

  更大、更长远的危险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才1。4%左右,远低于2。1%的健康替代率,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五左右的超低增长,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死亡率的提高,不久将进入人口零增长、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经济会更加困难。1-14岁人口占16%左右,低于安全水平25%左右,不愿意生二胎的现在占大多数,我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经济下行之谜,整个分析框架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后面又写了一本书叫《走出经济下行》,就是想点办法,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不讲了。谢谢!

个人简介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祖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县。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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