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出现开倒车现象

吴敬琏 原创 | 2016-05-04 11:0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中国经济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个口号比较新,但内容却是困扰我们几十年的问题。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传统:一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号、新的思想出现以后,起初不被接受,经过讨论、宣传、贯彻以后得到认同,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被遗忘、混淆,产生多种理解。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自提出以来不到半年,以“结构性改革”为标题的书就出了十几本,但这些书中的观点差别好像很大。它在实际贯彻中也很混乱,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方针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然后达成一个共识,这样步调才能一致,才能贯彻下去。

  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当前的挑战核心问题看似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其他一些特征好像都跟这一点相关。对于当前面临的形势,十八届五中全会有比较准确的判断: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关于这个挑战,最近三年中共中央有两个提法:从内容上讲,我国当前的挑战状况是“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果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一起出现。从现象上看,是“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可以看到中央这两个判断的第一点都在讲增速下降,所谓的“换档期”讲的就是增速下降。所以所谓“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呈现趋势性下行状态。

  从理论上讲,在21世纪初期就已经有经济学者提出“经济进入下行”,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潜在增长率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发挥了最好的状态。我们暂且可以用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把它撑住,但是这个态势迟早要爆发,而且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就爆发了。

  用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来总结,可以得出:总需求=GDP总量=总供给,但这种方程并不表明因果关系。从需求侧来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加起来就是总需求,总需求是等于GDP的。而从供给方面来说,GDP增长由这些因素决定: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效率提高。

  凯恩斯主义的扩需求保增长是短期的,不应误用分析长期经济问题

  因此,通过寻求并分析经济下行的原因,目前所找出的应对方略大体上呈现两种脉络:

  第一派人用现在的需求侧去分析增速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需求方是自变量,GDP是因变量。

  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一直到提出供给侧,这段时期主流的分析方法是需求侧的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说起增速下降,原因就是“三驾马车力量不够”,甚至我们的报刊说“这是经济学的定理”,但其实这不是定理。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迎接增速下降的挑战要扩需求、保增长。于是09年就采取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来保证经济增速达到8%,结果很成功,这证明了这是一个好办法。

  但这个办法还是遭到很多人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决定增长的就是需求,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造需求就能恢复经济。而这种分析方法就是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比如我国的张维迎、许小年教授就完全否定了这种理论。

  还有一类人就像我一样,并不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但是我认为有一点需要注意:凯恩斯主义用这种分析法对应的是短期问题。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说,市场可以自动调节达到新的均衡,不应用政府政策去拉投资。面对这一质疑,凯恩斯回答:“从长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在短期内你必须要采取这种办法,否则长期我们都死了。”打个比方,洪水来了早晚要退的,但是如果不去堵口、不去筑堤,等水退的时候人已经淹死了。所以其实凯恩斯主义也有对的地方,但用凯恩斯的短期框架去分析长期的问题,就是误用了。

  扩需求保增长长期主导宏观政策,导致效益递减、负债增加,系统性风险累积

  至少从09年起我们就开始用扩需求、保增长的方法,但长期用这个办法出现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可以用经济学的一个定理解释,叫“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用投资去拉动增长的方法用久了以后效果就越来越差。2009和2010年两年4万亿的投资、09年10万亿贷款下放以后,增长率马上提高4个百分点,而且两年都维持在8%以上,然后就下跌。下跌以后再刺激,又上去1—2%,维持2-3个季度。再到后来上去不到1%,维持了1个季度又下跌。到了2015年就很明显:刺激的强度并不低,可是经济还在下滑。

  这就说明了正效应越来越差,出现负效应积累。负效应积累从现象上看,首先是货币超发、信用膨胀,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收藏品市场泡沫吹胀,它在总的公民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就是杠杆率提高。

  从2013年开始,就有单位研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了整个国家或者是国民的资产负债表。起初社科院、中国银行、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他们在复旦大学开始研究,大体的结论就是我国经济有一点问题,但问题不大。社科院的李扬教授等人还认为我国净资产还很多,所以不会有问题。

  可是到了2014年、2015年研究时,就发现我国负债增速太快。到了2015初,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就已经显示:2014年我国的杠杆率超警戒线,在250-300这个范围内。所谓的杠杆率就是指总负债对一年的GDP产量的比例,达到2至3倍,就有可能出现偿债困难的问题。如果负债率太高,甚至还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250—300这个杠杆率在世界上是排名前列的,比中国高一点的国家是日本。

  但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我们债务积累最多的是企业,第二个就是地方政府。

  日本也有过这个阶段,解决办法是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杠杆去取代企业的杠杆,所以现在负债集中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在国内外信用度都比较高的大国,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负债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国是地方政府负债很高,承受率差。所以现在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个财政政策:用中央财政的杠杆去减低地方政府的杠杆。

  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125%,现在还在继续增高。欧盟对于企业总负债的要求是不能超过GDP的90%,而中国2014年就超了欧盟标准的35%。从企业总体来看,杠杆率太高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然后破产。一个企业破产了,另外一个企业就用它的资产作为自己资本的一部分,或者做了抵押,这个企业还可能发生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所以杠杆越多,金融风险积累就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提高。

  系统性的风险破坏力很大,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都还比较低,绝不能够承担这种风险。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扩需求、保增长”对中国而言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供给侧的改革强调劳动、资本形成、效率,提高效率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长期的问题不能从需求方面分析,要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入手。已故的青木昌彦教授在去年中国的“金融40人论坛”上提了一个论文,叫做《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文中说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应该用需求侧的分析,例如三驾马车,而应该分析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即从劳动、资本形成、效率三方面去分析GDP的动态变化。这个分析可以将“为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解释得很清楚,对于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也能够解释得很清楚。

  在改革开放以前,效率提高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0,过去靠的主要是投资、出口和消费。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因此,改革和开放对于我国效率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最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是打通城乡。过去苏联式的工业化都把城乡隔绝起来,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得由政府来分配。改革开放以后两个市场中间的资源流动逐渐被允许,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农村低效利用的一些资源(譬如土地、劳动)转到了城市。虽然我们总的效率不高,但是城市对这两种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比农村高得多,所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提高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开放。利用外国引进的设备、技术,来提高技术水平,外国人还可以来投资。

  这种情况到了21世纪初期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L”曲线:新增劳动力开始减速。在2006年“50人论坛”上,社科院的蔡舫教授曾说,研究调查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刘易斯说在二元经济中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应的,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就是无限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那时候多数人都不相信,可到后来大家都相信了。

  另外一个是城市化的过程,青木昌彦的论文里面有很细致的分析。他把这个过程叫做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自愿向城市转移,他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到了末期。但这有一些争论,现在农村大概还有1亿人需要转移到城市。可是另外一种意见说,这1亿人其实基本上是老弱幼儿,因为城市没有能给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进不来。即使你创造了条件让他们进来,他们也不能够在生产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广东、深圳的应该能够体会到: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技术水平飞速提高,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远远落后的跟随者,在很多领域都在跟西方国家同跑,甚至在个别领域还是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引进外国技术已经不行了,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

  到了21世纪的初期,白重恩和伍晓鹰教授都做过研究,结论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由于我们效率提高的速度大大下降,潜在增长率也在下降。而第二个十年潜在的增长率大概是6%。所以青木昌彦说,因为现在中国供给方的因素减弱,所以出现了经济下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和出路在哪里呢?不是说增加需求,而是想办法要加强供给方的因素。这些因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如果是按人均产值的话就两个因素:资本形成、效率提高。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效率。这就是供给侧分析得到的结论。

  所以从关注需求侧,转到提高供给方面的效率,这应该说是中国的领导层在宏观政策决策上的一个重大思想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同志认识到了,不能一来就扩需求、发钞票、搞投资,而是要想办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要提高效率。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的原因。

  “九五”期间中国就提出了结构性改革,但至今没有落实,甚至还开倒车,因为革自己的命很难,也存在改革惰性

  第二,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同志解释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时,说有三个因素: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只分解为两个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不应单独列出,因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整体的事。

  之前讲到,要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这个问题不是新提出来的。这个最早由张思平提出,到1980年赵紫阳同志当国务院总理时,就组织国务院有关研究机构,做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1981年1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就变成了国家方针。

  十大方针围绕了一个中心,原话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所以用的词是一种半现代经济学,叫做“提高效益”。到了1995年,学了现代经济学,也总结了苏联的经验,就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提出我国经济效率低的问题,就用了苏联在60年代提出的口号:要从“粗放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所谓的“粗放的经济增长”就是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在20年代,苏联提出要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一五”计划以后,苏联总结发现,他的经济总量差距是缩小了,但因为资源紧缺增速正在下降,所以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完成不了任务。更严重的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所以他们最后总结认为增长方式有问题。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资源,而西方国家主要靠效益提高。所以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常常出现引喻失义、数典忘祖的情况。我们“九五”计划提出时,改革还有所进步,但到“十五”计划时就有所倒退。“十五”计划城市化加速,但在我们的体制下这个现象的负作用极大。因为中国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度,各级政府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购得土地,再批租,其中的利益就归政府和批租对象所有。于是就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是造城运动,形象工程。另一个是中国进入重工业时代。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炼油厂、汽车厂、钢铁厂等等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东西。所以到2005年执行完毕,要开始制订“十一五”时,就出现了意见不统一,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后来“十一五”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全部经济工作的主线。这之间出现开倒车现象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GDP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绩表现,而搞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容易实现政绩目标。所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要推进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

  十六届三中全会曾做出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各方面的改革。但实际上在“十一五”期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改革没有落实。至于为什么会没有动作,在一次公开讨论上,我们大体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要革政府自己的命。革人家的命容易一些,革自己的命相对困难。

  其次,我国20世纪的改革有很大成果,所以21世纪的经济状况非常好。这种情况下更会增强人们的惰性:既然经济情况大好,那何必再去承受改革之痛?结果改革就耽误下来了。

  到了2010年,中央就提出一个新口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实现不了“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因为有体制性障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加快改革。

  其实我们之后提出的好多新口号,讲的都是这个问题,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某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逐渐消退,如果找不到新的驱动力量,经济就会停滞。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创新、提高效率。

  再比如“引领新常态”。我们在北京“50人论坛”讨论过好几次,后来总结这个新常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另外一个是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增长。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两个转向不同步:第一个转向已经转到中高速了,甚至还有进一步往下走的趋势。但第二个转向还在争取。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形成的新常态就是长期衰退。

  结构性改革提高效率,小风险暴露不可避免,要全力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

  所以经济能不能实现转型、提高效率,取决于能不能实现改革、建立好的体制。我之所以不赞成把“结构”单独列出,是因为现在有把“结构性改革”说成“结构性调整”的倾向。“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在中国很少用,但在西方是通用的,甚至我们常用的“体制改革”常常被翻译成“structural  reform(结构性改革)”。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所以只需要改个别有毛病的结构。而我国是从一个计划经济整个变成市场经济。我们2000年已经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体制改革叫做结构性改革。

  2004年IMF的研究中心主任拉詹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结构性改革就是对某些制度构架和政府的监管构架进行改革。结构性改革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尽管改革长远来说对大家都有益,但在短期有一部分人要承担一些成本,所以人们就很难接受。

  把以上内容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当前情况下应对挑战的方略,就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现在风险已经积累了,小风险的暴露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为改革争取时间,然后通过推进改革,使整个方向发生转变,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分开来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先是避免发生连锁反应,其次要妥善处理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资本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目前最大的隐性负债就是社保缺口,因此三中全会做出决议要调拨国有资产去补充社保基金。一来可以补缺口,避免无法应付社保问题的突然爆发;二来可以降低缴费率,减轻企业因高统筹缴费而产生的重负。此外,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我们还有一个难题:我们有大量的死资产。有些城市有大片住宅卖不出去,还有些地方有大量的开发区,基础建设已经完备,但是没有多少企业入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和政府不是半斤八两,市场要起决定作用,政府发的文件太多了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有时还是应该用的,但是要讲究用法。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学家辜朝明认为: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要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因为出现泡沫破灭、金融偿债困难时现金为王,人们即使有钱也会去保持它的流动性,这时候货币政策作用不大。所以要提高财政赤字的力度,即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赤字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减少收入应为主要手段。现在提倡“结构性减税”,但这会破坏竞争并不明智,因此我建议普惠性的减负。因为现在我们的企业家缺乏信心、积极性,虽然光靠减税不可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有些好处。

  现在我们做的事就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总地来说,好的体制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靠政府发挥作用。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理解:三中全会说了两个都要发挥作用,半斤八两。我觉得要弄清楚,两者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各自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基本功能在我们经济学上说是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有效配制资源,第二个是形成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企业家和一般的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用经济学语言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制”,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市场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政府来做,去产能、去库存,要下指标,哪些产能取消了,补短板,要发展哪些产业给补贴、给资助、给贷款,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三中全会说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更好”是跟过去的做法比更好。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去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干的,不能够直接地组织融资,直接地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

  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地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不要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你对某些企业扶助力度大了,意味着对别的企业扶助力度小了。

  政府“有所为”是要提供公共品,比如说一个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科研是有外部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很热的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来开发某种共用性的技术。但是要注意,这种开发是竞争前可以补贴,到了产品竞争的时候就不能补贴了,补贴一个企业就打击其他所有的企业,这是破坏竞争。

  对于外部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进行补贴,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但要讲究方法,关于电动汽车减排,美国加州的排放额度交易很好。碳交易市场需要诚信,但我们存在造假,所以改革是一个全面改革。政府的规划应该是提供一种预测性的信息,不是计划。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防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发得太多,第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没有时间消化和落实。

个人简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CEIBS) 核心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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