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今天的人均GDP是7800美元，如果按照目前人均收入6%的增长速度，大体上我们到2020年已经接近1。2万美元的门槛，就是从中等偏上收入，看起来是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一个动态标准。现在说的人均1。2万美元的标准，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时候制定的，到2020年，这个标准很可能会变。另外，我国的人口红利在加速丧失；大宗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贸易增长速度慢于已经很慢的GDP增长速度，这些都是长期的挑战。至少2030年之前，中国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或者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时间节点，在2020年中国第13个五年规划完成的时候，就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这应该是我们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我国今天的人均GDP是7800美元，如果按照目前人均收入6%的增长速度，大体上我们到2020年已经接近1。2万美元的门槛，就是从中等偏上收入，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这个时间节点还是不够的，有几个原因：我们讲的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其实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也就是说目前看我们说1。2万美元，大体上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时候制定的标准。到2020年，十年以后还是不是这个标准，我觉得很可能会变。同时，到底你是不是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另外一个收入组的行列中，取决于你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中的位置。如果你还是70、80位，那一定不会说你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中等偏上收入到高收入分组的变化是1。2万美元，但是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就是1。2万美元之上的这些国家组，它的平均收入水平应该是在3万美元以上，因此门槛和平均水平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就像我们过去谈脱贫问题，你扶贫的标准比如是2800元，如果仅仅超越了2800元，你的收入增长到2850元，那么其实在这个线上它的脆弱性非常强，非常不稳定，落回到低收入行列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国家按照人均GDP的标准，曾经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随后又回到中等收入的行列，今天仍然在中等收入中徘徊。中国要确保自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时点还应该在2020年之后，至少2030年之前，中国都会在应对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尽管2020年之后可能是跨越了这个门槛标准。
因此中国，包括金砖国家，我们都任重道远，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已经对我们构成了一些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效应。我们面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前些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2至3倍，目前贸易增长速度已经慢于本来就比较慢的GDP增长速度，这是大家都面临的，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过去30年我们都是靠廉价丰富，而且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我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在加速丧失。
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也面临新一代机器人，他的人口红利期窗口会过早的关闭，机器人过去只替代重体力和危险的劳动，现在机器人替代技能、智能，替代蓝领、白领工人，未来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会非常短暂。还有大宗产品价格持续的下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也将在长期中显现它的影响。
应对短期挑战，保持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但是更重要的，更关键的其实还在长期，应对当前的需求不足的问题，无论是外部需求的不足，还是我们基本建设投资需求，高潮过去了。我们居民消费也不足，因为我们现在找不到新的消费热点，我们需要更高的质量、更人性化的产品，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需求侧的挑战。因此我们要进行需求管理，要进行一定的刺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低于需求侧。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说了多年的老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金融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都是硬件的东西，我想讲一下“软”的东西，我们把这些“软”的东西，叫做改革的红利。改革的红利其实说穿了，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我们可以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中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障碍，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这个就叫做改革红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红利的核心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生产要素供给进一步提高，潜力要挖出来；一个是来自于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两个我们都做过一些模拟，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现在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过快，因此生产劳动力的成本迅速提高，降低了我们的比较优势。有日本媒体说，中国大城市单位劳动成本已经超过了日本，这个不对，但是趋势一定是比其他国家涨得更快。我们现在还有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因为农民现在有1。7亿人进到城市。但这个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40岁以后可能不会在城市继续呆了，因为没有解决城市的户籍问题，还要退回去。
我们的模拟显示，如果在未来劳动的参与，每年能够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就是0。88个百分点，几乎是一对一，就是说你有新的劳动力参与，你就有新的GDP的增长百分点，这是生产要素供给的一个例子。
再一个例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如果我们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能够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是整个平均增长速度能够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对应潜在增长率的新增百分点是0。99，就更接近于1。在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每一个百分点GDP的增长，都来自于你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也逐渐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不打折扣全部变成改革红利，也变成潜在增长能力。
因此我们有一系列的改革机会，能够让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更稳定、更快，同时也更可持续。改革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举个例子，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大家可能注意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这句话非常重要，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要加快城镇化速度，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的推进。过去讲户籍制度改革，政府可能说我改了，制定了一个积分制度，如果你的积分制度严格到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积够的分，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按照城镇户籍人口的标准，来看城镇化提高了多少。目前的目标到2020年提高到45%，它的含义就是你每年必须把这个比例提高1。3%，涉及到1600万人口。这个新的目标是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是要求的统一，而且是硬指标，如果你做不到每年提高1。3%，你就达不到这个要求。这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落实好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寻求最大限度的挖掘改革红利，就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