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而管用

赵峰 原创 | 2016-06-04 21:32 | 收藏 | 投票

 简单而管用

 

“理论简单,政策管用”,这一评价针对的是美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期间作为政策指导的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的“理论”,就只简单的两个教条:一是萨伊定律,二是拉弗曲线。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可以理解为是对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解释。据说,后来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以致再后来的阿罗-德布鲁模型,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证明自发市场的有效性。不过,“萨伊定律”即使内涵真理的成分,其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名声却不太好。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鄙视它,主流经济学也不怎么看好它;前者因为它“思想反动”,后者则因为它“论证粗浅”。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其《经济思想史演讲集》中说,要不是因为这个“定律”的表述是那样的粗陋,本来叫做“斯密定律”要更合适一些。至于拉弗曲线,这个关于最优税率的解释,简洁而明了,生动而准确。关于税率和税收的关系,没有比这更直观而有效的解释了。但这样一个倒扣的茶杯一样的曲线,可以称其为“理论”吗?可以成为一个学派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理论基础吗?以这样一个理论作为基础的学派,其“学派”的资格不免让人怀疑。想一想新古典综合派的IS-LM分析,乘数-加速数原理,生命周期理论,还有托宾QM-M定理,奥肯法则,那才是真正高大上的理论,那才是真正的学说体系。相对而言,供给学派的理论实在显得单薄乃至寒碜。为了渲染供给学派的传奇,拉弗曲线一直被描绘在一张餐巾纸上,这倒与倒扣的茶杯相称。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就是减税,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控制货币发行几点。在新自由主义逐渐取得并控制话语权的年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阵营共同的军火——它们不仅仅是供给学派的法宝。里根上台之前,美国政府为滞涨而焦头烂额。实施几十年凯恩斯主义政策之后,西方世界豢养出一只叫做“滞涨”的怪兽,这家伙比哥斯拉还要怪异,还要难以应付。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措施在它面前都失效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凯恩斯主义因为在滞涨怪兽面前的无所作为而名誉扫地,而措置失当的尼克松总统则成为罪人和笑料。这时候异军突起的供给学派,一个在理论界还籍籍无名的“学派”,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就那么三三两两几个人,就那么简简单单几条理论和主张,那架势,有点像土匪和流寇。不过,这群家伙可能有自己的绝招,相对于正规军的陈词滥调,他们可能有治理滞涨的有效武器。随着里根的执政,供给学派成为学界新宠;那一群在学界不怎么起眼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纷纷成为里根政府的座上宾。理论虽简单,政策却管用。至少,经过里根政府的政策实践,滞涨这头怪兽被驯服了。在里根执政末期,通货膨胀和失业都得到了有效控制,自由资本主义又看到了希望。帮助里根政府驯服了“滞涨”怪兽的供给学派,成为战胜巨人歌利亚的大卫。

供给学派的成功,可以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理论和政策的关系。供给学派之外,历史上还存在其他的例子,证明简单的理论可以很管用。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就是这样的。李斯特反对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对于落后国家来讲,因为不具备与先进国家的竞争力,在工业化初期最适当的政策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贸易保护。通过贸易保护,同时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发展铁路网络,建立统一市场,落后国家才有可能壮大生产力,取得与先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李斯特的理论看起来很简单,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唱反调,但是,这一理论却非常管用。实际上,后来德国在俾斯麦治下的迅速发展,与奉行李斯特的主张直接相关。李斯特的思想还影响了美国、日本和俄国,这些国家都在李斯特简单理论的指导下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成长。供给学派和李斯特的例子表明,简单的理论,却可能是管用的理论。相反的例子在学说史上比比皆是。比如,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构建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的经济理论,在那个时代他们也贡献了最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些复杂的理论却对解释和治理滞涨束手无策。更加极端的是理性预期学派。他们使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构建出更加复杂的理论,也贡献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的理论基本上就是要证明宏观政策无效。

是否有用的理论就是简单的,或者复杂的理论在政策上是无效的?这种说法也不尽然。从以上特殊的例子中是不能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有效的政策应该是基于现实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政策,是切合实际的政策,与理论本身的简单或者复杂,艰深或者浅显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换一个角度来理解,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构建,或者直接出于政策实践的考虑,或者仅仅出于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甚至,以上二者都不相干,研究者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政策实践,也没有顾及理论意义,只是纯粹出于兴趣——如熊彼特所说,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理论的简单与复杂就与政策的有用或者无用无关了。理论是理论,政策是政策,它们偶然结合,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理论的功能是什么?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是什么?追根溯源,经济问题研究一开始就是有问题导向或者政策意识的。在重商主义的早期时代,约翰·海尔斯主张要在道德哲学中讨论经济问题,原因就在于关于物质福利的知识对于政府官员行使其职责是有帮助的。到了古典经济学早期的威廉·配第那里,经济问题研究的有用性就在于可以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配第为此还煞费苦心地讨论了“政治算术”。再往后,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经济理论构建的作用在于影响社会意识,进而影响政策实践;斯密所有的理论贡献,在于证明自由放任政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李嘉图那里,经济理论研究的意义,一是推进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废除谷物法,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马尔萨斯人口问题研究的目的,是赤裸裸地为地主阶级利益辩护,是为即将实施的新济贫法扫清意识形态的道路。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功能定位是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古典经济学时代关于经济理论功能的判断,大致就是这些观念。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十七十八世纪是现代经济学的产生时代,也是崇尚理性和科学的启蒙时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及其成就带来的示范效应,对科学的追求成为那个时代思想研究的主流,经济学由此也沾染了科学追求的习气。经济学的科学追求,一是试图将经济问题研究中的“非科学因素”排除掉,从而使之与自然科学具备更多的共同点,使经济学至少看起来更像科学;二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越来越多的数学,从而在形式上使经济学可以容纳更多的科学因素。后一方面的工作要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才成为潮流,而前一方面的工作,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引起了重视。形式上塑造经济学科学形象的最初代表是萨伊,在其解读斯密的《国富论》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萨伊展现了将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的雄心壮志。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因此它与物理学或者数学一样,属于科学的范畴。作为讨论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只关注理论问题,而不介入实践操作。也就是说,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不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萨伊的主张得到了拿骚·西尼尔的认同,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纯粹经济学,只研究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既不讨论道德和伦理,也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在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关于经济理论是否承载政策功能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瓦尔拉斯说,整个的经济学可以分为纯粹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意味着纯粹经济学是可以将政策功能从经济理论中卸载掉的。不过,不承担政策功能的经济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一直就是一个问题。经济理论本身是不具备生产性的,如果理论拒绝对实践的参与,拒绝承载可能的政策功能,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就出现了。关于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主张,就有新凯恩斯主义反驳——既然政策是无效的,经济学有何存在价值,经济学家有何存在价值。经济理论究竟与政策实践有什么关系,可能是一个随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践环境变化而变化的问题。比如,在社会经济问题凸显之时,在经济理论可能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时代,经济理论有用的声音可能更大一些;而在经济政策失败,市场亟待自我恢复的时代,经济理论无用的声音可能会更大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往往主张政府减少或者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本身是一种政策主张;同时,这也是他们完成对政府政策布局之后控制舆论阵地,维持舆论影响的伎俩。

经济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总是与人们的经济利益有关。人们主张某种经济理论,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主张某种利益结构。为经济利益而营造理论体系,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有时候是公开的,有时候的隐蔽的。马尔萨斯苦心孤诣营造人口原理,甚至还采取了匿名发表的形式,最终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为迎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新济贫法制造舆论。李嘉图构建比较成本理论,为的是反对和废除谷物法,因为谷物法危害他所支持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斯蒙第为了表达对竞争资本主义的排斥,在自己的农场中故意雇佣生产力低下的身残劳动力。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他们敢于大张旗鼓宣称自己的利益,宣扬自己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就显得不是那么坦诚,他们信誓旦旦维护的,是市场和自由,是公平和竞争,但冠冕堂皇后面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新自由主义者的政策主张中,治理通货膨胀总比治理失业具有优先性,其实这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资产阶级是不用担心失业的,他们唯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导致的资产贬值。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中,最低工资立法是无效的,因为它会恶化工人的就业环境;工会是危害最大的垄断力量,等等。这些理论,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应。为什么政府政策的制定总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原因在于不仅政府是资产阶级选举产生的,而且政府采信的正是资产阶级豢养的御用文人的主张。

经济理论最终可以影响经济政策,但这种影响间接的,隐蔽的。如果经济政策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话(经济学家在政策失败时通常为自己推卸责任的借口就是,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经济学家的职能只是理论研究),经济学或者经济理论的影响仅仅体现在对政治家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上。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那种情形。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对政策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狂妄的政客自以为他们的执政不受任何学理影响,但在思想上他们往往是若干年前某位二流经济学家的奴隶。实际上,真正的思想家提出的某个思想,要经过二流思想家的宣扬和传播,成为某个阶级或者阶层的共同的价值观,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而才影响到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态度。这其中也包括了对政府工作人员思想、观念和行动的影响。凯恩斯还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后就很难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了。这就意味着,对今天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二三十年前曾经流行的思想。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只有那些得到长期支持的观念,才会在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并为其政策实践提供了机会的时候抓住时机,发挥影响。有鉴于此,经济理论的研究须臾不得放松。

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可以对供给学派的崛起现象给予很好的解释。供给学派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阵营的一支力量。就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和政策观念来讲,无论萨伊定律还是减税,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构成内容。供给学派政策主张得到里根政府认同并得以实施,不能理解为是供给学派凭借简单理论和主张而空降白宫。实际上,在里根还在是州长的时候,拉弗的减税主张就引起过他的注意。当然,对于民主政府而言,即使是总统,个人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供给学派主张之所以得到政府认同和实施,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长期努力的结果。事实上,在凯恩斯主义风行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弗里德曼就一直持续批判凯恩斯主义,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弗里德曼及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持续努力,对于美国公众接受和认同自由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至少,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弗里德曼及其同仁的努力,为人们的思想和意识选择提供了一种机会。这样,在适当的时机,在凯恩斯主义面临滞涨困境而无法自拔之时,新自由主义就成为一种选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弗里德曼及其新自由主义同仁的持续努力,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缺乏那二十多年的延续和发展,即使到凯恩斯主义面临滞涨危机的背景下之下,自由主义也不会成为一种选择;即使有供给学派这样一个流派,其政治影响也无从发挥。这样来说,供给学派凭借简单的理论而发挥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其实只是表面的现象。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们长期的坚持,奠定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公众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心;供给学派只是因为其减税政策的直接有效性,才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供给学派搭了现代货币主义的便车,摘了新自由主义的桃子。

这样说来,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即使理论研究的目的并非直接服务于政策,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经济实践的深化,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乃至对政策的指导力,都有可能出乎人们意料地发生。理论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持续而深入理论探讨,对于公众和政治家思想观念的发展可以发挥持久的影响,或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再者,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维护和实现阶级或阶层的工具。思想的阵地你不占领,总会有人去占领。保持经济理论的研究,保持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力,就是保持特定阶级在经济利益实现方面的影响力。因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有实力来支持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所以占据经济学主流就一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说到底,经济理论研究本身是不具备生产性的。即使服务于意识形态论争,或者说其本身构成意识形态内容,经济理论也只是经济利益辩护和实现的一种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有着寻租的意义。但是,即使是寻租,经济理论研究也是必要而重要的。每一个阶级都在发展有利于自己的理论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放弃这一权力,也就意味着放弃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构建上不遗余力,可能出于理论本身的兴趣,更有可能出于阶级利益的需要。理论的简单或者复杂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最终要产生影响。

20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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