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阴阳平衡和损补与西经的供求平衡。
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乃尊循天道之策。元代医学家朱震亨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与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看似各明一义,实质各执一偏各有其功用，应辩证施用。调理身体系统管理健康之法，都从平衡入手，但进化有序的更高层次平衡必不能只从简单的生理平衡视之，过度强调节欲理论之所以有弊端，不能为国家和个人带来强富，正是以退为守，张介滨的“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这是从人体系统角度，而西方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实际正是“供给非有余，真需不足”，是从囯家社会系统角度，都是“阳非有余，真阴不足”在不同层次系统的体现。一类商品的供给有余的动力源泉在于社会生产率大于该物有支付能力限制的社会需求率，A商品供给量上升过度超过大于刚性需求的量(真需)，而价格不降反而ZF以政策干预诱导百姓消费者透支消费他类社会必要需求发展的支付能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甚至因断判选择购买投资失策产生绩务危机，这就像现代社会由于生活物质丰富了，食饮过多的以前稀缺的油脂、肉类、海鲜等滋补的阳性的酸性食品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导致“阳有余阴不足”，即清降的阴属性的碱性食物、维生素、纤维素等不足，终会阴阳失衡。民之富乃国强之根，掠之于少数人，聚富于寡，如这些人不想方设法以社会福利形式之渠道还之于民，散财之于众，久必伤已误国，学生态学的都知捕蛇过度鼠害必昌行反害其人类，割韮莱过度伤根，下次还想再割还能有收获吗？
与萨依相反的是，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认为“需求能够创造自己的供给”，通过ZF干预宏观调控使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均衡，而当有效需求不足时，生产(供给)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资本投入行为和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当供给=需求时，会产生边际效用为0的现象，但凯恩斯认识到实中的供求信息不对称和供求不致的常态，不把供求致作为其理论假设前提，操作上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使社会经济系统供求平衡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不正是儒家的“致中和”与《道德经》所谓的“无为”嘛，“无为”其实就是“无妄为”，即不违背价值规律、符合自然宇宙规律的行为，用边际分析就是要达到或者接近边际效用为零时适可而止，不超过这个度，否则过盈为淫。乾卦爻位到了上九，以六爻的爻位而言，已位至极点，再无更高的位置可占，孤高在上，犹如一条乘云升高的龙，它升到了最高亢、最极端的地方，四顾茫然，既无再上进的位置，正所谓“ 物极必反 ”“乐极生悲” ，此为亢龙有悔。所以，道德经思想蕴含着的阴阳转化之法则也是边际原理！其实这个很少有人明白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之中需求量与供给量就是一对阴阳，当某一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达到纯阴至极而阳生之前）时，就会有新的需求产生，这时自然而然，为了满足相对于前面更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满足这种更高层次需求的生产就会发生（阳始初生）！如此反复，在这一阴一阳博弈之中寻求一种新更高的平衡的状态，此状谓之新的平衡点，前面的平衡点与后面的平衡点的排列前进就是“道”这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实与马斯洛需求层次发展学说相通，可见，医、道、易原理与经济学原理相通。
〈二〉、需求与价值和价格与大道似水。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讲述了“低流之水”市场机制的例子：东南西北方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有牦牛，西有畜牧，东有渔盐，南有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司马迁说：“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
如果说单位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价值或中心价格)，像海平面，那么，其个别价格就像浪花和浪谷，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就可能上涨到价值(中心价格)以上；而当商品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下降到价值以下。同时，价格的变化会反过来调整和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价格不断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但实现中各个局部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其它某些因素影响，难免出现低洼与高峰，这种差距才产生动力，让商品价值成本低洼的地区生产出来的同质商品向价值成本高的流动，或同样价值成本能生产更多同质使用价值的地区或部门生产的相对剩余商品使用价值向不足的地区或部门流动，这就像水从高处往低流，而这正是老子所说的"大道似水”之社会经济现象。
〈三〉，主体与社会价值关系的数学表达和帕累托改进与共产主义。
用逻辑学或者国学的《易经》来分析是：
主体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可以分为A（阴，阴）；B（阳，阴）；C（阴，阳）；D（阳，阳）；四个象限，这里阴是价值小于0，阳是价值大于0。即“阳”——对应正价值（即功用或者对于双方整体的价值有利的东西）；阴—对应负价值（即损害或者对于双方整体的价值有害、两败俱伤的东西）；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互惠、和谐的社会之道”就是第四象限：D（阳，阳），如果考虑坐标原点0（0，0）即无无价值或者无有价值的状态，则“道”是（阳，0）∩（0，阳）这个集合范围的轨道。当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处于（阳，0）∩（0，阳）的集合中时，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双（多）赢、帕累托改进的互惠的、和谐的关系，这时可以实现互惠互利、利己利人、人尽其才的社会之道。
这其实正是儒家理论的仁义之道，仁义的意思是：仁爱和正义，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从字面仁义更加深入的理解就是：仁者从人，从二。“二”即“一加一””，即“二”“人” 为了共同目标和谐相处、互惠互利、联合协作双赢的意思，体现在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活动上为，有利于生产成本费用、劳动时间以及资源耗费的节约减少以及有利于社会使用价值、集体利益、社会福利的提升，整体表现为社会生产力提高和帕累托改进。而“义”是 “仁”的定位，因为，“义者，人之正路（道）也”，整体就是：二个以上的人（集体）为了实现走向和谐社会/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等等类似于帕累托改进的社会系统，这个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并以此为方向和推进的道路。
〈四〉、中国古人对价值相对性的认识。
王阳明举过一个例子，说花园里的花和草，如果花园长了草，草就是恶的，花是善的，我们要保护花，把草拔掉。可是王阳明突然提出一个反论，说你是从花的立场看花的，若从草的立场上看花，花就是恶的，因为草也有生长的意志。我进一步想，也许你突然有一天，想让花园变化寸草颗花不长的广场来使用，那么，花与草又都是恶的。《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意思是说天下的人都知道美好的事物是美好的，是因为知道了丑的存在；都知道善的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知道了什么是恶的。
可见，价值参照系标准变化，主体对客体价值判断也因此发生相对变化，符合需求有利于价值主体优化发展的就是善，小善独其身，大善则兼济天下！
《庄子 逍遥游》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下后结出的葫芦大得可以容纳五石。用它来盛水，它却因质地太脆无法提举。切开它当瓢，又大而平浅无法容纳东西。这不是嫌它不大，因为它无用，我把它砸了。”庄子说：“你真不善于使用大的物件。宋国有个人善于制作防止手冻裂的药，他家世世代代都以在漂洗丝絮为职业。有个客人听说了，请求用一百金来买他的药方。这个宋国人召集全家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靠这种药从事漂洗丝絮，一年所得不过数金；现在一旦卖掉这个药方马上可得百金，请大家答应我卖掉它。’这个客人买到药方，就去游说吴王。那时正逢越国有难，吴王就命他为将，在冬天跟越国人展开水战，（吴人用了不龟手之药），大败越人，吴王就割地封侯来奖赏他。同样是一帖防止手冻裂的药方，有人靠它得到封赏，有人却只会用于漂洗丝絮，这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啊。现在你有可容五石东西的大葫芦，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身上作为腰舟而浮游于江湖呢？却担忧它大而无处可容纳，可见你的心地过于浅陋狭隘了！”
可见，商品的价格(价值体现)是主体与生产资料、劳动服务对象的统一性和相对性的体现，所有者对物(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的以识不同，商品的价格也就可能不同。这两个故事表现中国古人己有对价值相对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