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产业政策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实践中都在被执行着，但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却是一个常令人望而却步的课题。不仅因为它的分析难，需直面政府和市场的双向互动因而涵盖面实在太广，而且话题敏感，常会遭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式的抵触：政府失败要比市场失灵更严重，所以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无为而治，难道政府干预的苦果我们尝得还不够嘛？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提到某个现实经济中的产业升级，提到产业政策时，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诊断”，就已然开出了的万能的政策“疗方”：政府不仅不要有新的干预，而且最好要取消已有的干预！
在如今的中国公众网络媒体上，甚至经常出现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如果有经济学家胆敢公开支持政府的某项产业政策，就会马上受到人身攻击，被贴上“拍政府马屁”的道德标签；而只要是批评政府产业政策的，那就是有良知和不畏权贵的“反腐勇士”和“学术良心”。没有调查就有发言权， 颇具文革遗风，全无科学严谨之态度。如此造成的客观后果，就是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的政策性研究，严重缺乏比较独立的学院研究和基础研究，客观上使得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操作，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足够全面的理论指导，进一步增加了产业政策失败的可能性，浪费更多纳税人的钱，恶性循环。比如最近讨论较多的我国“光伏”产业的失败，不少人据此主张所有产业政策都肯定会失败，所以政府就不应该推行产业政策，其潜台词就是也没有必要继续对产业政策进行研究了。这个逻辑非常有市场，但荒谬性就如同看到有很多癌症患者没有被现代医学治好，就主张癌症是不可能被治好的因而没有必要再对癌症做研究了。
市场失灵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在经济学的教材上都有，产业发展停滞与经济落后在很多国家更是活生生地事实。现实中也存在着政府的各种干预和产业政策，但遗憾的是虽有不少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则是失败的情形。面对这些，“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主张先把市场尽快完备起来，把政府干预尽快统统取消掉，这样，我们就可以逼近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新古典环境，剩下就交给市场了，因为理论上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将会自动出现。
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未遵照“华盛顿共识”的疗方，而是采用更加实用主义的实验和试错的渐进方式，一方面以改革启动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发展过程中逐一地将每一阶段最直接遏制经济继续增长的瓶颈约束暴露出来，并通过及时的改革依次放松这些最紧迫的约束从而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策略不仅在政治上更加容易获得每一步改革方向的民意支持，而且对政府的信息处理和执行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因为不需要政府事前就制定一份长期详细的针对各种可能性的改革计划，同时在财政上也可以平滑改革成本，可进可退。
我觉得，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应该继续以这种非教条主义的方式进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应该采取“市场主导加上政府因势利导”的策略。因为只有让“市场主导”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分散在各经济决策者头脑中的零散信息，才能对当时的市场机会充分摸索，毕竟商人们对商机的捕捉力要远高于政府；另外价格信号和市场的充分竞争也是经济大规模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性机制。但与此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听取广泛的商界意见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试图找出有限的几项意见最为集中的遏制产业升级而市场本身又无法及时有效解决的瓶颈约束，然后政府就可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供政策扶持或者制度改革，将这些瓶颈约束放松，给这些产业更大的生存可能性和成长的空间。特别是当经济中的产业发展趋于停缓时，政府的适当作为就显得尤为必要。
最近，北大林毅夫教授、清华鞠建东教授与我在一项合作研究中讨论为什么产业政策在某些国家成功了，但在很多国家失败了。我们对已有的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作了回顾，发现现有的模型基本上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如何帮助政府有效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常见的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模型都作如下假定：存在一个传统产业，另外还有一个新产业具有马歇尔外部性，但由于协调失灵，市场无法自动升级到新的产业，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在那些模型中，哪个产业需要扶持被直接假设为共同知识，所以“目标产业如何甄别”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被直接抽象掉了。但事实上，具有马歇尔外部性的产业有很多，而且它并非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充分条件。比如前苏联的航空航天产业，这是一个需要大量配套产业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庞大产业，显然具有很强的马歇尔外部性，按照现有理论这样的产业就应该被扶持。事实上前苏联也的确这样做，该产业也建成了。但由于该产业非常资本密集，并不符合前苏联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扶持过程中造成了很多资源配置的扭曲，轻工业被过分遏制而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所以这种产业政策是以拖垮整体经济为代价的。现实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产业甑别”的失败，失败在目标产业违背了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的理论模型，明确引入要素禀赋结构，重点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去甄别当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认为，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本身就会对如何甄别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而资本比较昂贵，所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应该是那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但是由于交易费用过高或者马歇尔外部性等原因尚未充分发展甚至尚未出现的产业。随着经济的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目标也会随之变化。我们证明，正确的产业甑别再辅之以产业政策的因势利导，就可以使得经济效率高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而错误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违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甄别，则还不如政府无为而治的市场均衡。遗憾的是，现有相关理论模型大都假定劳动力是唯一生产要素，工资提高对于所有产业的影响是中性的，因此要素市场无法帮助甄别正确的产业目标。而我们的模型则强调一种“市场决定、政府扶持的”理论机制，强调在甑别目标产业时，就需要充分利用相对要素市场价格信号，并在升级过程中政府积极扶持。这既不同于旧结构主义的“市场失败论”，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无用论”。
总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果断抛弃“产业政策究竟应不应该要”的意识形态的纠缠，着力研究如何帮助制定和执行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我们必须反思现有文献的不足，结合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和其它各国成功和失败的产业政策的具体案例，从理论上帮助理解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