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为何要选择投资欠发达国家?

王义桅 原创 | 2016-09-29 14:37 | 收藏 | 投票

  原编者按:近年,中国在全球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取得了不小进展。近日,笔者有幸采访到了长期关注和研究此话题的王义桅教授。在这篇采访中,王教授系统讲述了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战略考量,并且从多个角度回应了时下对这一战略的种种质疑。本文系节选。

  习近平很早就定下了“一带一路”大方向

  袁训会:您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来讲是主动出击式的选择还是被动选择呢?因为不少人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包括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反应。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构想远远超越这些,应该说大方向早早就定下来了,只不过最早还不叫“一带一路”。应该说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他就有了做长远战略规划的打算。

  2010年,习近平还是副主席的时候,曾经带着当时的国开行行长陈元等人去澳大利亚访问,在那次访问中他遇到了当地游行示威反对。应该说,这次访奥对习主席的触动很大,因为你要知道,澳大利亚将近85%的铁矿石出口中国,经济上对我们的依赖性很强,结果还这么不买我们的账,啰哩啰唆很烦人。

  于是,习主席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中国同国际打交道的方向,包括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中国建工厂从发达国家进口原材料,再生产出产品卖给发达国家这种模式可能是有问题的,他当时在思考这些问题。

  “一带一路”出台的大背景

  袁训会:可能他是觉得中国的这种模式很难受到发达国家尊重。

  王义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考量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利益的可持续性,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海外市场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他就琢磨,中国能不能搞些海外利益区,以前资本主义国家搞殖民主义,我们不学这一套,但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实有必要经营海外,而不能总给发达国家打工。

  再后来,习近平担任了国家主席,他做主席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为什么第一站选在哈萨克斯坦,回过头来看这在当时是做了战略考虑的。因为中亚国家一直主张同中国合作搞好经济,也一起搞了一个上海经济合作组织,但俄罗斯对此却不甚感冒,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中国动了他的地缘政治奶酪。

  但习主席显然有要同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一起搞好经济合作的意图,但在这个问题上上合组织却是怎么也推不动,于是他在当时就想到了丝绸之路,但光讲丝绸之路也同样不够,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经济带的概念,就是中国倡议同中亚内陆国家一起合作做一个经济发展带,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但是光同内陆国家经济合作还不够,现在海上贸易这么发达,于是习近平紧接着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因为丝绸之路原本就有,于是便在前边加了21世纪,标识这是新的概念,新的做法。一个经济带,一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便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的大背景。提出来后,一带一路也经历了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的过程,包括囊括进哪些国家也是在不断丰富。

  中国经济下行只是加快了推进“一带一路”的步伐

  王义桅:至于你提到的经济下行确实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但不是因为经济下行了,我们才搞起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早就设想好了的,是大方向,只不过经济下行会进一步加快推进这个战略的步伐。为什么?因为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发达国家,但现在发达国家经济也遇到各自问题,债务危机导致消费萎缩,购买力下降,加上各自反倾销反补贴。除了出口这块的问题,还有就是对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撤了,中国经济就完了。

  显然,是时候改革和调整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了,怎么改,增加国内消费是一条路,但消费是一下子拉不起来的,它受制于社会保障、创新滞后和国人消费习惯等多重因素。于是,我们的决策者想到了新的方向——一带一路,那就是企业走资走出去,中国要做投资大国。

  但去哪儿投资,这需要战略考虑,于是我们便有了投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规划,为什么要投资这些国家,因为他们的产业链比我低,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接近于零,而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是我们所擅长的,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基础设施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国家现在各方面的水平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差不多,我们过去就相当于那会来中国的发达国家,他们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我们都有。中国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做的最主要工作是什么?那就是拷贝中国模式,给他们建造中国标准的基础设施,从而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

  当然这个试点是有困难、有风险的,就像高铁走出去一样,这些地方有三大风险,一是政局不稳定,经常撕毁建设合同,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二是经济制度跟中国不太一样,比如土地是私有的,建基础设施可能要比国内征地难度大很多;第三是企业文化、法律环境跟中国也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中国做法。

  “一带一路”是长远战略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袁训会:您刚才也讲到了出去也会面临一些风险,我注意到“一带一路”好像很多沿线国家是伊斯兰国家。

  王义桅:一半以上吧,30个左右。

  袁训会:咱们现在跟发达国家打交道虽然会遇到各种磕磕绊绊,但是发达国家毕竟讲一些市场规则,但是同这些伊斯兰国家打交道会不会风险更大,他们的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度到底有多高?

  王义桅: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说不要投资到那些风险的地方,投资发达国家,市场好,法律环境也好,政局稳定、创新等等,这是普遍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想法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西方当然希望资金都去到自己那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他们过去的的殖民地,你现在跑到那儿去开花结果,人家当然不愿意。

  我认为,有必要做长远考虑,而不能考虑一两年或者几年的事情。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发展最迅速的将来一定是这些地方,发达国家你能赚多少钱,它已经很成熟了,竞争也很充分了,市场规则也很完善了。这些地方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达国家一来就遍地是黄金,法律法规也不好,什么都不好,老百姓也不偷税漏税,现在都好了,各方面立法都好了,发达国家反而叫苦了,因为不好赚钱了。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风险和机遇是成正比的,既然是长远战略考虑,既然是国有企业,当然就要去这些地方,而不要去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要,不是不要,但是一定是联合在一起去开发这个第三方市场,因为发达国家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分销体系,有标准,还有核心技术。

  特别是现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没有认真进行调研,受到了西方舆论和传统知识背景影响。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他没有亲眼看到是怎么回事,只看看新闻报道的东西,新闻报道一般是出问题才报道,做得好的不会报道的,而且企业也不善于报道。所以一旦上媒体曝光的“一带一路”项目问题都很多,其实那么多项目就这几个出了问题。所以完全靠媒体,尤其西方媒体,这是有问题的。

  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很多学者的研究没能跟上实践的发展

  王义桅:经济结构,你不要用原来西方那套经济学来算这个合不合算,这个有严重的问题,“一带一路”是新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讲,中国修了1.9万公里的高铁,只有京沪高铁是赚钱的,所谓的赚钱就是你卖了多少票,多少投入,卖了票已经赚回来了,它就赚钱,因为它中转多,客运量多。那我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多高铁,中国人是傻瓜吗?只能说这一套计算利润的方式出了问题。

  中国人是统筹兼顾的,高铁通了以后,带来相应的房地产、旅游的发展、产业链的布局。西方经济学只能就事论事,在商言商,不算其他成本,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核算部门,高铁没办法统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考虑问题的模式就是统筹兼顾,所以西方经济学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就是完全把西方那一套照搬到中国,因为中国有国有企业,不是按照那个东西来的,如果按照这个来,我们不会发展这么快,所以很多搞西方经济学的人都出不来了,完全用西方经济学来衡量违反常识。

  就像西方有人说中国不搞民主,中国不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已经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成长了,你还说怎么样?还说我们没有民主,还说中国经济不可持续,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的。三十年还不够持续?你要什么样才可持续?不断地说下一步经济崩溃,下一步经济下行,为了证明它的结论,它要不断地看衰你的经济,包括中国崩溃论等等,就是为了迎合那套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一套判断。

  回过头再说一带一路,为什么我们要投资这些欠发达国家,因为从长远上来看利益非常巨大。我们在中国可以建的,理论上在非洲都可以建,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密度,还有等量降水线,大部分资源都在西部,而人口却在东部,改革开放也在东部,所以我们搞西气东输,西电东输,2000公里的超高压,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绝活,中国在更是在8000米的高原修铁路,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复杂的地形吗?

  去这些国家投资会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要从长远来看,想想怎么解决的方案。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快,有问题很快就可以想办法。所以我们很多学者,有的甚至还不如中国一些企业家,企业家在国外摸爬滚打那么年,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你这个风险那个风险的,人家早就有他的做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研究没有跟上实践,还停留在原来的观念,停留在西方那套理论上,再后来说停留在原来改革开放的模式上面,因为原来改革开放就是盯着发达国家,现在跟着穷鬼去玩,感觉档次降低了。不是我们的档次降低了,是我们的产业链已经从低端到中端了,局部已经到高端了,因为发达国家你越来越和它有竞争关系,回头一看,大部分国家都被你甩在后边,这些国家恰恰和我们有高度的互补性。

个人简介
王义桅,江西瑞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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