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
社会还留下什么？
我常设想一种情景：再过十年左右，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走上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舞台，担任主角了，精英阶层也不例外。这个群体具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普遍而言，在一个不断呈现排他性的制度体系下，那些属于权势阶层的后代，既没有受过多少苦，也不会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
第二，他们在孤独中成长，身处精英阶层，却没有很好的沟通和合作精神。
第三，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种具有深刻矛盾的教育。他们并不能像前辈那样被蒙骗。在信息时代，他们也知道事物的真相，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则不能提供给他们真相。
他们因此生活在事物的真相和假性知识的巨大鸿沟之中。他们抱着工具主义价值观而接受假性知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制需要他们这样去做，并且他们也能通过这个体制获得巨大利益。
在社会的另一边，也就是被统治阶层，则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工二代、三代，留守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人数庞大。
作为为权势社会阶层服务的阶层，和传统农民、工人大不相同，因为他们和统治阶层和其他强势社会群体一样同样生活在信息时代，知道前者是如何获得财富的，如何获得权力的。他们的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所接收到的资讯等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公平意识。
也同样重要的是，到那个时候，我国老龄化时代的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当“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父母亲生活在富足的“城堡”内部的同时，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没有能力来保障其父母的生活，甚至难以养活他们。
于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因为对这个社会的仇恨而开始用暴力手段反抗这个社会，并成人群为领袖。同时，他们追求社会正义的行为也许会获得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社会成员的支持，赢得更多同情。
这种情形不是凭空想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并开始蔓延影响到社会的多个角落。
我们可以借用中国传统的概念，称之为“势”。如果这种“势”再累积十多年，那么这个社会是怎样的呢？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场景不知上演了多少次了：弱势社会群体和强势社会群体之间的革命必然表现为无限的暴力性质。
社会失序的前景与后果非常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上革命和造反的恶性陷阱必须避免。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且不说会导致无数生命的牺牲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它们仅仅是社会体制的简单再生产。
揆诸历史，渐进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变化，而激进的变化尤其是革命可能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激进的变化往往促成历史的简单重复。这已经为数千年的农民起义所证实。
尽管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要社会结构仍然是高度两极分化、中产阶层还是很小，那么激进的变革所能带来的结果都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要避免革命和造反传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很显然，出路对每一个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
今天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一旦社会激进化，社会上的一些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退出”这个社会。
实际上，我国社会的“退出”的现象也已经开始。这些年来，社会有两个群体在努力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
很多年里，国家制定了很多吸引人才回国的项目，但高端知识群体的流失仍然是个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知识群体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在拼命竞争这个群体，纷纷提供优质的环境吸引和留住这个群体。
我国旧的体制是排斥这个群体的，这可从所谓的“海归派”和这个体制的冲突的众多案例中看出来。如果新的体制建立不起来，高端知识人才还会继续“退出”。
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财富群体。一类是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干部官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在国内没有安全感，因此选择“退出”。社会所谓的“裸官”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这些官员把家属和子女放置在国外，而自己仍然在国内积聚财富。一旦社会激进化，他们自然会选择“退出”。
另一类就是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选择“退出”？“退出”是一个有效的选择吗？
“退出”自己的社会，加入一个新社会，不可避免要成为“二等公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二等公民”还不如。无论官员还是企业家，在一个新的社会，基本上只是一个孤立的高消费群体，他们有钱来消费，但没有能力和主流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
对企业家来说，他们大多在中国社会发展起来，所有商业网络都和中国有关，到了一个新社会之后，要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并不容易，要不因为这些社会各方面的商业机会已经饱和，要不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新社会的知识，难以找到商业机会。
对中国社会来说，问题是，在财富和知识“退出”之后，社会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有两个东西很难退出，一个是贫穷，一个是权力。但如果一个社会这两个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很简单，那就是无休止的不稳定和暴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表现为这种情形。
这些年，有关方面在维稳方面投入那么大的资源，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形。因为维稳往往过分依赖于国家暴力机器，社会的反应也相当暴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政府和社会之间就会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
当然，还有一种被迫的“退出”，那就是一旦当社会失序，国家对人口失去控制能力，社会所可能出现的难民潮。难民潮是一个失败国家的标志，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局面。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附《郑永年：中国社会失序的根源》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这一边，导致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失衡。
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把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大势所趋。那个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极度匮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陷入政治恶斗。改革就是要抓经济工作。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正确，为社会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追求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亿人脱离贫穷，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不过，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和引领经济的发展。和这些经济体相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人们所说的“权势一体化”或者裙带资本主义的局面。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不难看到，我国的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我国的社会领域。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推动的私有化运动。但在很多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社会领域没有被强行私有化，主要是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人民用选票否决了政府的私有化计划。这在撒切尔当政时期的英国表现尤其显著。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在我国，新自由主义有了不同的命运。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
我国社会没有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的产业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
改革、发展、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所追求的良性发展道路，但现在的情况是，发展越快，社会越不稳定。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是通过破坏这些社会领域而追求发展的。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在权钱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我国的社会领域如此快速蔓延。我国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这一边，社会便没有了任何有效的反抗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 GDP 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我国的社会秩序的。GDP 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 GDP 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要 GDP。
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治疗、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各种变相的 GDP 主义的产物。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社会道德和信任就会变得毫不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社会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必要的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
无论在哪里，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解体危机必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