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了”，一位当选政治家对自己的伙伴如此表示，据说激动得眼泪在眼中打转。
这是在83年前的柏林，1933年1月30日，主角是希特勒，一位来自奥地利的二流画家与前失业人员，对话对象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戈林。正是在那天，在时任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邀请下，他被邀请成为一个保守派内阁的总理。
这是魏玛共和国末期，精英制度遭遇一战的屈辱与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冲击，政治的僵局导致总理职位多次替换，无论大众还是精英陷入对现实失意，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在斗争中携手排挤了更多代表旧秩序的社会民主党人。于是，纳粹在翻云覆雨之中成为第一大党，许诺给德国人民一个新的未来，最终带来了欧洲乃至世界剧变，二十世纪初期蒸蒸日上的全球化景观从此中断。
一切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眼熟？同样是民主制度，相同的错愕结果。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重复只是评论家的老生常谈。即使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美国大选竞选中就用demagogue（煽动民意者）形容特朗普，但是将特朗普的胜利类比希特勒的上台，仍旧失之简单，目前更值得深究的是类似的微妙社会心态。
希特勒上台之际，并不是那么举国膜拜，他和他的党派一度是德国精英人士或者媒体评论中嘲笑的对象，甚至很快有人预言他所代表的内阁撑不过一年，但历史的结果却是，正是对于现实政治的厌倦之下，不少人选择希特勒或者纳粹，也是对于现实情况的失望，抱着希望改变的想法选择了不那么按照常理出牌的候选人，而第三帝国的兴起与覆灭，时间跨度超出多数人预料。
历史也不容假设，从播音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媒介在变化，政治核心却仍旧存在。回想一下，在2008年奥巴马高呼“改变”上台之际，社交媒体之类工具被视为正面力量，而如今当特朗普上台之际，大家却更多讨论社交媒体的假新闻与阴暗面，最大变化是世道人心还是媒介工具？
不无讽刺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刚好叠加“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尾声，无论是人口不足百万的华盛顿还是冰雪小镇达沃斯，都引发世界侧耳倾听，期待从中听到哪怕一星半点对于未来的微弱信号。我们到底听到了什么？简而言之，噪音中识别，不难听出全球化共识的断裂声。
二者传递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的演讲一如既往表示美国优先，“我们将遵循两条最简单的原则：买美国商品，雇美国人民。”而达沃斯最大明星当属中国主席习近平，他呼吁全球化，表示“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就这样，在变奏之中，战后体制在平静之中逐渐瓦解，甚至不需要一声戏剧性的配音。先是经济上的布雷登森林系统瓦解，再是政治上苏联的解体，接着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断层线集中爆发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了上次应对大萧条的教训，“印钞者”们的积极应对使得金融危机没有酿成大衰退，但是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乃至社会的冲击仍旧没有完全平复，其深处的核心，正是不满于新自由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
曾几何时，全球化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福音，带来资本流动、人力交换以及贸易繁荣，不仅使得中国等国家成为世界工厂，也使得欧美消费消费者买到廉价商品。然而，事实是，全球化虽然普惠，有赢家，但也有输家，最大问题就是不平等，《21世纪资本论》也应运走红。
如此一来，“全球不平等”成为新景观。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研究表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下降，另一方面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前者无疑与亚洲等新兴中产阶级崛起有关，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典型是发达国家蓝领工人收入停滞不前。
特普朗的意外上台，导火索之一在于经济不平等，根源在于民众对于主流政治的不满，这对于全球建制派都敲响了警钟。如今如果简单期望通过政治精英以及官僚系统驯化特普朗，很可能过于天真。更重要的是，特普朗的口号是让美国更伟大，从其政策而言，要点在于将核心资源重新回归本土。
美国利益至上的策略，有什么影响？首先，这对美国本身并不是坏事，资本市场在特普朗当选之后的积极反应本身也是例证，甚至有人预言特普朗牛市的到来。其次，美国的抽离，必然意味着一个倒退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在过去造就了经济繁荣，更是亚洲中产阶级兴起的动力，但是全球化并非没有输家，特普朗正部分代表这部分势力的不满。最后，作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如果更多脱身全球事物，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显然短期利好，但同时，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则意味着新动荡的可能。
问题在于，中长期来看，其他国家的动荡，如果反作用于美国，那么对于美国经济乃至政治，最终效应如何呢？
某个角度讲，特普朗选民票数少于希拉里，其上台纯属意外，美国有预言特普朗上台的专家表示他很可能一年内遭遇弹劾。然而，特普朗无论能够走多远，他所代表的力量，已经足以令人深思。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英国退欧还是特普朗当选，恍然之间，我们已经陷入新的丛林法则，即一半人对一半人的战争。
在希特勒走上权力核心的那一天，经济学家赫希曼也在柏林。他当时还是少年，和当时多数人一样，他曾经满怀热情投身德国共产党运动，在消息传来那夜，他曾经注视着灯火通明的党支部，期待德国共产党对此作出反击，然而他最终却见证了震惊、混乱与瘫痪的应对，也使得希特勒通过国会纵火案等运作获得独裁权力。
很多年之后，赫希曼功成名就，甚至距离诺贝尔奖一步之遥，他曾经思考一个问题，自由社会需要多少共同体精神？我们通常认为，社会冲突在民主社会往往意味着社会在辩论中进步，但是赫希曼警告，如果冲突双方无意妥协，显然会进一步撕裂社会，缩小中间可能选择，最终甚至将损害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所在。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社会资本本身也市场经济的重要产物。如今，特普朗之后，法国等欧洲选举在即，极端势力是否卷土重来令人关注。如何让社会冲突不演变为社会撕裂，对话或许是开始，尤其是对于不平等。
虽然人人生来其实起点不平等，但是对于平等的渴望植根于人性。全球化冲击带来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引发公共债务的扩大与政治民粹主义兴起，使得民主制度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维持更受到挑战，无论英国退欧还是川普兴起都是这一思潮的爆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愿意与否，出路恐怕还是在全球化之中。
皮凯迪的老师、刚刚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长期研究收入不平等，他并不认同不平等扩大源自全球化的普遍观点。首先，全球化造成不平等一国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上升，会使得获益者增加损失者减少，发达国家也会从中受益，“劳动力技能较高的国家可以全心投入先进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生产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它有百利而无一害。”其次，不平等并不是必然，而减少不平等，更需要全球合作。从历史来看，全球化不是新事物，十九世纪的那一波全球化中，造就了一大波国家的兴起，如今来看，无论是后发国家的赶超，还是发达国家的自我改造，仍旧需要依赖全球化。
达沃斯与特朗普的碰撞，是一种全球化遭遇挫折的隐喻。达沃斯人，代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乐观主义，或许不失浅薄，甚至有些傲慢，但是却有进步意义。如今，当达沃斯精神遭遇挑战的时候，或许是时候重新凝聚公众对于全球化的认同。
人类的信念依赖共同体，这其实也是文明进化的基石所在。共同体（Commonwealth）以前是政治概念，从家庭到部落再到国家，今天或许应该延续到地球村，毕竟这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不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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