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并不总是靠谱,所以人们经常做出“错误”的行为

韩和元 原创 | 2017-10-10 11:37 | 收藏 | 投票

摘要: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而塞勒跟其他行为经济学家一样,都认为理性并不总是靠谱,所以人们经常做出“错误”的行为。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北京时间10月9日17时45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72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折合735万元人民币)。除了经济学家这个头衔之外,塞勒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身份:演员。在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大空头》中,塞勒本色出演,客串扮演了一名经济学家,他和赛琳娜·戈麦斯去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向人解释什么是担保债务凭证。而在Thaler获奖后被问及,“你会怎么花费9百万瑞典克朗的奖金?”72岁的老爷子继续开起了玩笑:“我会尽最大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把这些钱花光。”因为老爷子认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当然,老爷子的这一观点,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被弗里德曼误读的达尔文

在他与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交流中,就曾公开质疑过金德尔伯格的行为经济学观点,他说:“投资者如果总是在价格上涨时买进、下跌时卖出,这种贵买贱卖肯定会造成亏损,这完全不符合适者生存这一达尔文机制。因此,他得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不稳定的投机这种可能。”他所基于的观点是,人是自私的、功利的,但更是理性的,因此人类会理性地追求自身功利最大化。在他看来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也必然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人类努力最大限度地获取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理智地进行着这一切,同时进行着这些计算。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者的理论主要依靠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他们概念中的人类是非常精明的。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再回到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贵买贱卖”这个问题上来。老实说我们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一个刻意的专挑贵时买而贱时卖的投资者。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判明,某人当时买贵了或卖贱了,都属于典型的事后判断。在事前和事中,你是很难判定其当时所买价格,到底是买贵了还是恰好。投资者之所以在贵时仍然做出买入的决定,肯定是经过再三分析、反复权衡,而得出投资标的仍会大幅上涨这一结论的。从这里可见,理性的确存在,但却非常有限:尽管我们大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我们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举动。


这类的事情可谓不胜枚举。我们知道,婚姻和职业之于每个人,可以说真是终身大事,其选择必然是慎之又慎,自己与家人、朋友会反复观察和比较,再三权衡后才会做出决定。但事实却是,纵然如此,于现实世界里,还是有太多太多的人,缔结了错误的婚姻;太多太多的人,选择了错误的职业。由此可见,纵使从理性出发,人们也并不一定能够到达正确决策的彼岸。


可见,弗里德曼显然是严重地误读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虽然达尔文强调过,任何一种生物、任何一个个体都必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否则它将无法生存。但问题在于,达尔文强调的只是适者生存,他并没有保证,每一物种或种间的每一个体都能够生存下来。达尔文的这种表述也就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对于大多数生物而言,它们看似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但事实却是,它们经常不能做出真正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所以它们最后多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为此,金德尔伯格很不客气地批评新古典主义者,是错把假设当真实。他说:“当然,理性只是一个假设,它更多地描述世界应该怎么样,而并非现实世界怎么样。”[1]

 

理性的恶行

那么,再退一步,假定弗里德曼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其所有的行为都符合于理性原则。按照微观的全集就是宏观这一逻辑推论,那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集,就必然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却恰好相反。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提出来的。在由他编著的《经济学》一书里,他是这样写的:“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正确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换言之就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


我不知道萨缪尔森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否受到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的影响,虽然他们的观点是那么的接近。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洛伊确实影响了美国科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1968年,哈丁在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论文。这篇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论文,就是他在洛伊的比喻上延伸而成的。

 

 

洛伊的故事是,它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如果每个人都基于经济人假设出发,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多养羊,因为收益完全归自己,而草场退化的代价则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这样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到所有人都无法再养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眼里的理性行为,在这时事实上已经演化为理性的恶行。


其实,这种理性的恶行,并不只是发生于洛伊和哈丁论文所假设的场景里,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他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里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在蒙大拿,大多数人钓的是鳟鱼,少数人喜欢钓梭子鱼,这是一种会吃其他鱼类的大鱼,但这种鱼并非蒙大拿西部的本土物种。那些喜欢垂钓梭子鱼的人就偷偷地将梭子鱼放入蒙大拿西部的湖泊和河流里,这对当地的鳟鱼无疑造成极大的威胁。最初阶段,受益者自然是那些喜欢钓梭子鱼的家伙。但随着鳟鱼及其他鱼类的锐减,梭子鱼的食物链慢慢地开始断裂,那些钟情于钓梭子鱼的人也受到了影响,到最后他们也沦落到无鱼可钓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最符合个体理性的选择,往往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


更有甚者,扯着“利己”原则做大旗,认为损人利己没有什么不对。在没有相关法令约束或法律执行力不够的情况下,这些行恶者深受巨大、确实和即时利益的驱使,工于心计,但蒙受损失的却是大众。戴蒙德曾提到的蒙大拿矿产公司的案例无疑是这类恶行的典型例证。在1971年之前,蒙大拿的那些矿产公司倒闭后一走了之,任由含铜、砷和酸性物质的废水渗入河流中。这是因为,当时蒙大拿州政府并没有法律规定矿场关闭后,矿产公司必须清理环境。到了1971年,蒙大拿州议会通过了相关法律,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矿产公司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他们只要将高价值的矿石挖掘出来,便立马宣告公司破产。如此一来,它们便可省掉一大笔清理环境所需的资金。结果数以亿计的环境治理费用便落到了蒙大拿州的纳税者头上。


事实上,对于这种现象,大卫·休谟(David Hume)早已做出过批评,他说人们的行为常常和他们所明知的利益相抵触,尤其是他们宁取任何现实的些许利益,也不顾维持社会秩序。[2]

 

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譬如,奶制品企业为了降低原料成本,而在其牛奶中混掺入三聚氰胺。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压低成本,努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行为无可厚非。但问题却在于,这些企业虽然压低了100万元的原料成本,但整个社会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无数儿童的健康和数以亿计的善后费用。


事实上,这样的恶行在股票市场上也经常性地上演着。一些精明的投机者,通过各种手段,极力将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一旦股市走势逆转,市场开始大跌,他们则又必然忽悠道:如果任由大盘继续下跌,那么必然会引发事关经济全局的系统性风险。这时他们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要求政府介入。政府基于经济全局的考量,不得不出手救市。投机者们则正好将手中的股票出手。这样一来,政府的态度也为我们的经济领域,创立了一个新的规则:那就是,对于投机者实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投机者的利润被私有化,但损失却由国家承担,由纳税人支付,其败坏的,无疑是我们的市场和国家声誉。


政府的这种应对,即以通过政府的名义、让信用变得更为容易获取的方式,来阻止危机的发生和扩散,等于是不问是非地给那些投机者提供某种最终担保,这反过来又为市场带来更大的“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那些现在被危机困扰的投机者,还会继续不负责任地耍以前的把戏,只要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


囚徒困境

除“公地悲剧”之外,“囚徒困境”也证实了理性的恶行。这是一个由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于1950年提出的博弈论模型。“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甲与乙合伙抢劫了一家银行,但很不幸,在作案后不久,他们俩就被警察抓获,目前被拘捕关押,但互相隔离。他们被抓的时候,随身搜出了没有登记过的左轮手枪一支。但是除了非法持枪这个铁证之外,检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起诉他们抢劫银行的罪行。他们也知道检控方证据不足,所以他们现在只要一口咬定没抢银行,那就最多因非法持枪罪判刑1年。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苦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这于警察而言,无疑是个无奈的局面。


这时有个年轻的检控官站了出来,他说:“我有办法。”这个聪明的检控官,先后见了甲和乙,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在交谈中,他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他们会因非法携带枪支的罪名各判刑1年;如果其中一人坦白而另一人选择沉默,坦白者作为证人将不会被起诉,另一人将会被重判而入狱10年;如果两人都坦白了,那么两人都会以抢劫罪名各判5年。那位年轻的检控官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好好想想吧,明天早上我们会正式提审。”于是,在这个夜晚,嫌犯甲和乙都辗转反侧,权衡利弊,以期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于他们而言,各自的选择会产生4种可能的结果,我在这里把这4种结果都罗列出来,见表2-1.

 

乙选择沉默

乙选择坦白

甲选择沉默

甲和乙各被判入狱1

甲被判入狱10年,乙获自由

甲选择坦白

甲获自由,乙被判入狱10

甲和乙各判入狱5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选择思路。以甲的角度,他现在不知道同伙乙会怎么选,所以他必须考虑乙做出的每一种选择,以及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


假如乙选择了沉默,那么甲现在做哪个选择更划算呢?如果你甲也选择沉默,那他只需要坐1年牢而已;但如果甲坦白了,那么他连那1年牢也无须坐了,可以直接获得自由。所以如果乙沉默的话,对他而言应该选坦白从宽更为划算。


假如乙选择了坦白,那甲的两种选择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甲选择沉默,那他就得坐10年牢;如果甲坦白,则甲要被关5年。选择坦白无疑更为划算。


基于上述推论,无论乙做出何种选择,甲选择坦白无疑都更为划算。于是,坦白便成为甲唯一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基于同样的推论,乙同样也会选择坦白。这样一来,第二天早上,当检控官正式提审时,他们将会毫无悬念地得到两份认罪供述。这个毫无悬念的结局就是经典“囚徒困境”的唯一答案。虽然,明明有一个“你好我也好”——他们只会因非法携带枪支而被判入狱1年——的可能,但个体的理性,硬是将他们逼入了一个悲惨的困境——两人因为抢劫罪而被各判入狱5年。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也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有力支持。2014年,由于风调雨顺,农业专家就预测该年南方某省的荔枝将会大丰收。见到这一报告后,主管农业的官员却忧心忡忡,原因是荔枝的增产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其价格的下降。为了防止果贱伤农的事情发生,相关部门建议果农将荔枝树上的花打掉三分之一,通过压低产量来稳定价格。但结果却大跌相关官员的眼镜,正如之前官员所担忧的,这年荔枝大丰收了,荔枝价格下降不说,还造成了严重的滞销,大量的荔枝烂在枝头都无人问津。这是相关部门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局面呢?原因就出在“囚徒困境”上。


于果农A而言,其他果农响不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压缩产量,于我而言增加产量总是会占便宜。他的推论是:如果别人压缩产量,那么别人就帮我提高了价格。他们压缩产量的时候我增产了,那么我就可以充分享受别人以牺牲产量把价格提上去的好处;而如果别人也增产,我自己压缩产量则只会把市场份额让给别人。正是在这样的理性推论下,所有的果农都选择了增产而不是压缩产量。本来可将荔枝的销售价格稳定的,可正是由于这种理性,导致的结果是大家都只增了产量却减了收入,一年下来,白忙活了一场。


放眼投资市场,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人们买入股票是因为看好其性价比,比如估值不高、有较好的成长性等,以便未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同时竞相买入,股价就会飙升,这时性价比就会大幅下降。在这样的条件下,买入股票不仅不能带来盈利,反而会因为追高买入而直接招致损失。


与买入相反,卖出股票,是为了兑现盈利,或者回避风险。如果只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卖出股票,不会对市场造成影响,可以实现兑现盈利的意图。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必然会导致股价急跌、暴跌。本意是锁定利润、减少损失的卖出行为,这时却直接导致股价大跌,不仅意图泡汤,最终还放大了风险。这样的例子在股市里并不鲜见,没有人能幸免,没有股票能躲过。


就投资市场上所发生的微观有效、宏观无效现象,在一封写给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和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的信中,萨缪尔森这样写道:

现代的各种市场表现出相当的微观有效性。(少数人注意观察市场对于微观有效性的偏离,并且能够通过套利从中受益。这样,他们消除了导致微观失效的因素。)然而我同时假定市场具有宏观失效的特点,这与我上面阐述的毫不矛盾。宏观非有效性表现为证券价格综合指数的波动长期偏离各种基本面指标。……尽管市场观察家的敏锐力越来越受到肯定,但这种长期的偏离却一直没有得到修正。[3]


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是,相较于非理性的总是疯狂而言,过度迷信理性可能更可怕。哈耶克就曾提到:现代文明受到的威胁,并不在于毁灭世界的非理性狂热,而在于建构论的唯理主义者之滥用理性,试图有意识地设计现代世界。……而真正的理性,最重要的是意识到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包括塞勒在内的行为经济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本文摘选自:韩和元.为何总是如此疯狂:股市泡沫的形成崩溃与应对【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二章:人性让市场变得总是不稳定

 

 

 

[1][]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五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40.

[2][]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75.

[3][]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7.

 

 

本人最新出版专著《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在部分图书销售平台已经上架,敬请各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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