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气东来三万里，函关初度五千年。”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亮眼，经济体量扩张超过30倍。从增长的区域分布来看，截至目前，相对地位上升和下降的省份各占半数，东部是明显的增长极，而东北地区滞后最多，这意味着整体的高增长伴随着增长极分布的动态演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应时而变，一方面解决了不同时期的突出矛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潜在的新问题，其调整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季（阶段）：第一季的区域战略以经济特区建设和浦东开发为代表，意在通过沿海率先发展带动经济整体起飞，东部增长极也由此出现，并产生了明显的极化效应；第二季的区域战略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为核心，意在通过多轮驱动解决区域间不平衡，在其推动下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出现了新的增长点，但板块内部的扩散效应不足使得增长并未由点及面、区域追赶持续力甚至有所下降；第三季的区域战略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强调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用大区域发展的理念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形成打通板块的增长带。我们认为，除了进一步“开放”之外，第三季的区域战略更加突出“带动”和“协同”，有望将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展望未来五年，随着区域协同联动的凸显，中国经济版图的动态变化路径有望重构，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与粤港澳将成为带动增长极西行和扩散的“一体两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增长亮眼伴随着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不平衡。2016年，我国不变价GDP已增长为1978年的32.3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9.6%。但整体的高增长也伴随着区域间明显的非平衡，这既体现了经济本身结构特征的非线性变化，也反映出发展中大国在初期资源约束下获取起飞动能的配置顺序。从以现价GDP计算的区域相对地位来看，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体量和位序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详见附图）。以1978年和2016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GDP占全国GDP比重为指标的比较显示，相对地位上升和下降的省份各占半数（分别为15个和16个）。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是明显的增长极，而东北地区滞后最多。正如最早提出“增长极”这一概念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所言，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来看，东部10省的GDP占比从43.6%上升至52.3%，东北3省份额从14.0%下降至6.78%，西部12省从17.5%下降至16.2%，中部6省从21.6%下降至20.6%。在东部整体亮眼的增长表现中，沿海五省尤为突出，尽管上海从榜首降至中游，但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稳居全国前四，福建的GDP占比也接近翻番，而中、西部地区中，内蒙和河南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代表。东北三省相对份额萎缩严重，辽宁从GDP排名前三的省份跌至中游，黑龙江GDP占比缩水了一半以上，甘肃、山西、河北、四川相对经济体量也明显下滑。
东部率先的第一季区域战略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区域非均衡。根据历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GDP指数，我们计算出1978-2016年期间各省的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从增长地图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呈现出“鸡头分化，鸡尾稀疏，鸡腹艳丽，鸡身斑斓”之势（详见附图）。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演变是理解中国区域政策导向和区域发展动态的重要视角，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沿海省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将大量的资本、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中于靠近原料和终端消费市场的最具发展条件的区域，才能产生集聚效应，从而实现通过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直接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特区建设的起步，还是90年代上海的浦东开发均体现了率先突破的战略意图，也是“三步走”战略中前两步实现的关键。在1978-2016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各省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均值达到11.3%（详见附表），在1978-2000年期间更是高达11.5%，而同期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各省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均值分别为9.8%、9.4%和8.5%。不仅开放的先后决定了初始的增长极分布，令东部地区成为了最早的工业化高地，随着大型经济体内部市场的形成，东部的产业结构也顺应趋势转型升级，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三产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根据历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GDP的产业贡献指标，我们计算出1978-2016年各省三大产业对于GDP增长的累积贡献率。对比沿海增长极中的东部五省，从其经济增长的产业驱动力来看，第三产业累计贡献率越大，GDP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越高（详见附图）。
第二季区域战略着眼于解决东部极化、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但板块内部的扩散效应不足削弱了区域政策的效果。区域结构分化带来了区域政策调整的自然需求，而增长极流动是缩小区域差异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随着单一增长极成功带动经济起飞，本世纪初我国开始布局全面的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就是将经济增长的区域推动转为四个板块多轮并进，在经济增速出现区域分化情形下实现再平衡（详见附表）。根据我们的计算，在这三项战略推出之后，西部、东北、中部地区各省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均值与东部地区的差异较之前分别缩小了2.6%、2.3%和2.0%。但在走向区域平衡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区域内省份增长不平衡、追赶速度持续力不够的现象。在2003-2016年期间，中部、西部地区各省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均值较东部地区分别高出2.0%、0.8%，而东北地区则落后0.5%。从时间分布上看，2009-2012年是短暂的“全面追赶期”。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出口和服务业遭遇冲击，而恰逢“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相对表现出色，但2013年至今区域追赶速度明显下降，反映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区域均衡政策余温不足的特点（详见附图）。从具体区域来看，重工业和资源型区域尤其表现出后继乏力的倾向，比如山西的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在2003年至今仍然落后东部地区超过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相对增速高开低走，特别是自2012年之后出现了连续下滑，表明单靠板块划分的区域政策并不能打破发展瓶颈。部分地区产业结构抗风险能力低下，再加上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去产能等带来的阵痛，区域发展需要新思路、新方案。
第三季区域战略除了进一步“开放”之外，更加突出“带动”和“协同”，重视天然的区域纽带。政策应时而变，随着地理板块划分不足以充分发挥区域扩散效应的作用，“十三五规划”在地理形态和行政区划之上更加强调大区域发展的概念，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核心的三大战略力图串联起增长极，形成打通区域板块的增长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与第二季区域战略相比，新的区域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于打破了地理板块划分的桎梏，充分发挥成熟地区或增长极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根据1978-2016年期间各省的年均实际复合增长率，我们选取广东、河南、内蒙古、吉林四个区域内年均实际复合增速最快的省份分别作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板块的增长极，从其与板块内部其余省份GDP指数均值的比较可以发现，自第二季区域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的极化程度仍然持续上升，而西部地区也直到2012年才开始出现下降（详见附图）。我们认为，为了增强扩散效应，引致增长极的流动，“开放”、“带动”、“协同”是第三季全面大区域发展布局的关键：开放主要指的是从沿海开放到全面开放，特别是内陆地区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开放的新前沿；带动主要指的是先发区域最大限度的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后发区域，比如长三角地区带动长江中上游地区（详见附表）；协同主要指的是充分发挥统一大市场的作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转型，重视资源环境，通过转变发展的动力机制走上内生可持续发展道路。
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与粤港澳有望成为带动增长极西行和扩散的“一体两翼”。展望未来五年的区域发展，随着区域协同联动效应的显现，中国经济版图的动态变化路径将重构，我们认为，拥有较为成熟的区域纽带、政策红利兑现速度较快的大区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据此判断，以长江经济带为一体、京津冀与粤港澳为两翼的区域发展骨架有望确立：凭借天然的河流和发达的高铁等运输纽带以及下游东部先发地区的带动，长江经济带将成为中国区域平衡增长的横向中轴和示范前沿；雄安特区建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撬动作用，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经济和空间结构的调整，协同效应有望通过环渤海经济区深入北方腹地；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与港、澳同属于发达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各方互补、互利、互惠的理念不断深化，粤港澳湾区有望在软硬件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支撑下进一步实现人、物、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其带动效应也将沿泛珠三角辐射到西南地区，对内地与台湾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一体两翼”的增长极流动和扩散框架下，城市群发展、与邻国的次区域合作将带动区域协同走向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前者将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推动产业带的自然布局，后者将大大拓展开放前沿的朝向，建立起多区域共同参与周边经济循环的共振，加速我国整体的开放进程。在未来的大区域发展战略下，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用好用活区域政策，需要建立跨区域协调的长效机制，需要产业转型升级及时、精准发力并保持连续性，以真正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增长极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