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派

洪永淼 原创 | 2017-11-15 01:2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中国经济学派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双一流”建设由政府推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将投入资源扶优扶强,并指明了建设“双一流”的方针、政策与路线。这一由政府主导推动而非由市场力量自然竞争的做法,本身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一大特色。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中国高校有可能借此实现“弯道超车”,迅速迈向与接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非常清晰,即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产出世界一流成果,推动中国高校走向世界一流。打造世界一流学科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经济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如何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文讨论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什么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相比存在哪些差距?中国高校经济学科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本文将就这些重要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

  一、什么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

  目前,全世界没有一套标准的学科评价体系,可用于精确评估世界一流经济学科。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刻画,其标志主要体现在:

  (一)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这支师资队伍不是依靠各种“人才计划”头衔,而是凭借其自身的学术能力与学术影响力,具体体现在能够在国际顶尖和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其学术带头人在本专业领域具有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培养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能力。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首先要有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实力,能够在国际公认的顶尖经济学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重质不重量。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网站列出其教师发表在经济学最顶尖学术期刊(即所谓top general interest journals)的论文。从2010年以来,荷兰蒂尔堡大学发表世界经济学研究机构在30多种经济学顶尖与一流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的排名,很多研究机构引用此排名说明其学术研究能力。

  (二)所培养的学生就业表现优秀并且日后学有所成或业有所成。特别是,博士毕业生能够在世界一流的大学等学术机构找到教职或在国际机构找到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日后将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博士研究生是以学术就业导向为主,而非业界就业导向。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Paul Samualson和Robert Solow培养的不少学生,包括Lawrence Klein, Robert Merton, George Akerlof, Peter Diamond与Joseph Stiglitz等日后均先后获经济科学诺贝尔奖。当然,对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特别是专业硕士生)的培养,就不一定以学术就业导向为主。例如,如果一个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日后大多成为各行各业成功的创业者,或者说其金融专业硕士生日后大多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大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那么这样的本科生与硕士生的人才培养,也是世界一流的。

  上述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学术标准,不论是师资队伍,还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均是如此。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评价标准。应该指出,研究型大学并不是指研究生的数量一定要超过本科生的数量,或者研究生数量越多越好,事实上,绝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人数都超过研究生人数。

  二、中国经济学的现状

  近4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从计划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者与领导者。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也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中,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课程设置发生重大转变,从深受苏联教科书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课程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为主的课程体系,并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经济金融专门人才。

  (二)研究范式逐步规范、严谨,并且从定性分析转变为定量分析为主,特别是比较严谨的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主流。

  (三)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经济学者已经能够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期刊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这些经济学最顶尖的学术期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不论是课程体系的转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国际化师资队伍(包括海归博士加盟)、国际学术论文发表,还是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国际化的一个学科。

  但是,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其国际影响力相比,中国经济学的转型不如中国经济的转型那么快速和成功,其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那样举足轻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程度,特别是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初级阶段。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相比,中国经济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鲜有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为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二是鲜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中国学者在经济学最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目还不多;三是鲜有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博士能够到世界知名大学任教和国际机构任职。

  这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论是中国经济学教育,还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博士与博士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0年的颜宁教授,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这件事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关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在其个人微博评论说:“清华大学出了实实在在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很可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教授很少,社会科学更少,社会学、政治学根本没有”。

  三、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

  (一)坚持国际标准,遵守国际规则

  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学科必须坚持国际标准。所谓国际标准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水平。只有采用世界公认的国际标准,遵守国际规则,才有可能得到国际承认。这个道理,与通过参加国际体育赛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证明自己的实力是一样的。

  美国乔治?W?布什总统科技顾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前校长John Marburger曾说过,只能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达到一流,单独搞一流标准只会偏离方向。另立标准,顶多就是国内一流。

  世界公认的国际学术标准是参照系、对标地。通过参照国际标准,才能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差距有多大,才会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同时,还需要遵守国际学术规则与国际惯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交流、合作与竞争。国际标准以及相应的国际规范与国际惯例,是国际学术界在交流、合作、竞争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则。这些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济学的发展而变化。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我们是这些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提升,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制定、影响国际学术规则。例如,在MBA与EMBA教育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的管理学院已在参与制定相关国际规则与评估活动。

  (二)通过国际交流获得国际承认,才能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

  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在达到国际标准之后,还需要得到国际同行们的普遍承认。只有国际同行承认了,才有可能在国际经济学界传播,才有可能具有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并非达到国际标准的学术成果,均会自动或马上得到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例如,屠呦呦由于发现青蒿素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成果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取得的,长达40多年没能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

  国际交流是获得国际承认的最佳途径。例如,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在Molecules用英文发表社论,明确指出青蒿素的发现归功于屠呦呦。2011年,从事疟疾研究的NIH科学家Louis Miller和Xinzhuan Su在Cell发表了关于屠呦呦工作的综述文章。这些介绍以及饶毅等其他科学家的帮助,对国际同行逐步认识与承认屠呦呦的科学贡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目前,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还很小,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对中国怀有偏见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称,中国只生产电视机,不生产思想。

  影响中国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术界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学家由于英文水平不能有效地与国际同行交流。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需要使用英文与外国同行交流?为什么外国同行不能使用中文与中国同行交流?我只能说,这确实不公平,我也希望这个时刻早日到来,但一个现实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是用英文交流。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人解读为不发英文期刊论文也可获诺贝尔奖,更有相关部门发文大力支持由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优秀科研成果应优先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以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正是由于发表在中文期刊而没能及时得到国际同行承认,才导致屠呦呦“迟来的获奖”。屠呦呦的科研成果最初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并不是来自于她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中文期刊,而是来自于宋庆龄主持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1979年的一篇介绍文章。特别是之后国内外科学家的帮助,屠呦呦的研究成果才被国际学术界逐步认识与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学术期刊应该尽快国际化,包括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发布英文版,以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与传播力。

  用国际语言来阐述中国的思想,才能具有国际性的影响。新中国很早就在战略高度上推动本土思想的国际化传播问题。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发表。《毛泽东选集》从1950年开始就组织大规模的英译工作,1953年在英国出版后,在欧美乃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60-70年代成为西方以及亚非拉等地区一股重要的思潮,深刻影响与改变了全球政治走向。当然,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是与毛泽东本人的崇高威望与个人魅力分不开的。

  语言本身是一种交流工具。由于国际社会在交流过程中主要使用英文,中国经济学家在推动国际化时若能够使用英文从事教学、发表论文、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将可以迅速扩大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中国绝大部分高校的经济学科目前还没有能力实行专业课程全英文教育。因此,中国高校在吸引外国留学生到中国交流与学习时,存在着不少语言障碍,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国际交流。美国一流大学大都要求其本科生要有一学期到一学年的时间到国外伙伴大学交流学习,学分可以互换。很少美国学生到中国高校交流学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高校至今还缺少全英文教学的课程。

  早在2001年,当时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朱镕基就提出过希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今后改用英语授课。根据《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记载,朱镕基说,“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

  由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水平相对落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了美、加、英、澳等英语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超过50万人,是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中国高校不但面临与西方国家的高校争夺外国留学生生源的问题,也还面临着与他们争夺中国学生生源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只有迅速提高其国际化教育水平,才能在这场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除了英文外,影响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与国际传播的更大障碍是经济学的国际通用的研究范式。任何学科都需要有共同的术语,公认的研究范式。经济学家是通过这些“国际语言”互相对话、交流、交锋,共同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范式的核心或内核是研究方式与研究工具。西方现代经济学除继承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特别是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之外,还创新了现代定量分析方法,特别是数学建模与以数据为基础的计量分析。国际主流经济学术期刊约80%甚至更多的论文都是以数据和计量分析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这些研究范式特别是数学建模与计量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为了使经济学能够成为一门符合科学认知的学科。所谓科学认知,就是透过现象抓住客观本质,通过样本信息推断系统内在规律。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这些研究方法本身没有阶级性或意识形态色彩,完全可以借鉴并且用于研究中国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用好”。此外,西方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很多术语及相关分析方法,例如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消费边际倾向、一般均衡等,也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稀缺资源配置问题。这些中性术语,可能是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较为不同的地方。

  中国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传统优势,但是在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相对落后。30多年来,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取得巨大发展,以计量经济学为方法论基础的严谨的实证分析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主流,但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时还存在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的现象,特别是适合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创新严重不足。这些影响到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影响。2010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召开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科研研讨会,时任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Belton Fleisher指出,投稿到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学者中,有中国本土学者,也有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包括华人与外国人),但海外、海归学者能够将中国经济问题讲得清楚、透彻,而大多数中国本土学者还做不到这一点。这应该与英文写作水平以及研究范式密切相关。

  四、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那么,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并彰显中国特色?按照国际标准,采用国际语言,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学成为从属于国际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甚至像一部分人所担心的,国际化是否会导致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西化”?

  中国加入WTO后,遵守其国际贸易规则,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因此成为附属于西方资本的一部分,相反地,已经快速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并且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与领导者。同样地,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化过程中,也将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并且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国际评价标准与保持中国特色并没有矛盾。中国大学不能也没有必要对西方大学亦步亦趋,丧失自己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他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在作者看来,中国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经济学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最大特色。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经济问题正在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问题,因此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当然,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推动者与领导者,世界经济的很多重要问题也变成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对世界重要经济问题提出中国观点与中国方案。

  (二)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改革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这个经济学重要命题的素材与数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色,也是中国经济学最能够取得原创性突破理论的所在之处。中国经济具有世界大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特征,特别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其通过各项法律与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深度与广度,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三)中国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历史文化。在这些不同制度与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也存在其显著不同的特点。市场经济一般原理与一般规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可能会以这样那样的特殊性表现出来,这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答案。中国经济学家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大有作为。

  (四)中国经济学家还可以在经济学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使用方面(如金融科技,即Fintech),中国经济由于其规模等原因,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大数据与复杂数据的产生、收集、分析与应用方面,也有不少明显优势,这些新型数据特别是非结构化数据的产生,呼唤着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创新。而与这些大数据相关的重要经济问题,既有中国特色,也将是经济学研究前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实证研究的理想课题。

  (五)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针对中国与世界重大经济问题提供具有严谨理论支持的观点与解决办法。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过去二百多年,英国和美国长期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并获益巨大。这除了其自身市场化与自由贸易等开放政策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拥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经济理论,占据着经济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与制高点。在当今新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家肩负着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提炼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派”,并将经济理论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全球化实践。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是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陈锡康、杨翠红团队,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开拓性地提出应以贸易增加值作为计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额。这种新的贸易核算方法,克服了基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传统贸易核算方法的缺陷,是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统计学的一个新的突破,同时也为中国在世界与亚太地区倡导以贸易附加值作为贸易核算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方法论支撑。

  五、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若干关键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是中国高校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以下讨论若干关键问题。

  (一)如何妥善处理国际学术评价标准与中国特色学术评价标准之间的关系?

  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坚持国际公认的国际学术标准。在坚持经济学国际学术评价标准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特别是如何理解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

  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特色是以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中国人立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是学术评价标准应该遵从国际评价标准。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国际评价标准主要是以学术为导向,极少考虑其他非学术评价标准。几年前,作者曾经参与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评估社会科学领域某位教师是否有资格获得终身教职的工作。康奈尔大学鼓励其教师在媒体发声,以扩大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影响力。这位教师经常在报纸发表文章和在电视台接受采访。但是在决定其是否符合康奈尔大学终身教职条件时,评估委员会只考虑其学术研究与教学,没有考虑其“社会影响”,虽然评估报告也肯定其在媒体发声。

  上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成员求职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系招聘小组在认真评估申请人的学术贡献后,建议不予考虑,虽然申请人作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成员,有助于提升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国外高校经济学家以学术研究为主,这些学术研究大都是经济科学领域的世界学术前沿问题,与政策研究距离比较远。在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中,国家需求包括智库建设是一个重要目标。这是中国经济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时需要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因此,中国高校的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在创新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将经济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特别是经济政策研究。那么,对经济政策研究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政策研究评价标准才能提高经济政策研究水平,并且获得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同?长期以来,中国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经常受到质疑。目前中国不少高校将各级领导人的批示作为政策研究一个最主要评价标准,甚至将其等同于发表多少篇重要学术期刊论文。应该采用严谨的研究范式来研究经济政策,特别是提倡以数据和计量方法来量化分析与评估政策效应,“让数据说话”,而不仅仅是一些观点的陈述。以数据为基础的严谨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比较具有客观性与科学性,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理论应用,具有其学术价值,并且可以推动政策评价方法论的发展。作为计量经济学国际前沿的一个新发展,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就是针对社会经济政策评估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方法论学科。

  (二)如何处理使用“国际语言”或“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之间的关系?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即打造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以及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使用中国语言与国际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指出,不管是使用中国语言还是国际语言,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但是如果使用中国语言而外国同行听不懂,则有可能变成自说自话。

  那么,使用国际语言特别是西方语言是否可以讲好中国故事?

  有一个经典案例,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上个世纪30年代亲自采访刚刚胜利完成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而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译本书名为《西行漫记》。这本纪实传记,通过一个西方记者的视角与语言,向广大西方读者介绍了红军、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这本书当时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西方人因此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这是用适合西方人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案例。还有,中国人曾创造性地采用芭蕾舞这一来源西方的艺术形式深刻诠释“红色娘子军”这一中国革命英雄事迹,并且用中国元素极大丰富了芭蕾的舞蹈语汇,使西方人耳目一新,获得西方芭蕾舞界的普遍认可,创造了世界芭蕾舞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被誉为“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

  可能有人会担心,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刊是否会拒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比较熟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兰格(波兰人)和科尔奈(匈牙利人),其大部分学术论文均发表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期刊上。问题的关键是论文的研究范式,而不是其研究内容。应该大力提倡用国际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样才不会自说自话,才能在经济学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么,使用国际语言是否会导致对西方亦步亦趋,从而丧失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加入WTO、IMF等国际组织的经验,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即现有的国际体系虽然不合理、不公平,我们可以先加入,先参与,然后不断提升影响力与话语权,逐步主导与引领。这是一条成功经验。在国际交往中,当我们的话语权比较小时,全面性另起炉灶很少有成功的可能。事实上,学科话语权是与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力密切联系的。例如,在计量经济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Engle所提出的波动模型(ARCH),ARCH这一术语,不仅为经济学家,也为国际金融业界所熟悉,甚至在大众化的商业杂志也不必解释。同样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ive Granger所提出的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ity),在预测科学中也广为人知。家喻户晓的宏观货币政策中的货币供给M1、M2,其实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上课时的课堂符号。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财务软预算”这一术语,用于分析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有的制度特征与短缺现象,现在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共用。这些例子表明,学术话语权与影响力,取决于经济学家所提理论的学术贡献,而非仅仅学术术语本身。中国经济学家应该通过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创造为国际同行所承认的理论创新成果,从而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标准与国际语言中的中国元素的比重也必将随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学术贡献而日益增加起来。

  应该指出,强调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学家就不用中国语言。使用国际语言、遵从国际规则是指在经济学术研究上,在与国际同行合作与竞争时,应该采用的方法,以达到在国际上最大传播中国声音的效果与目的。其实,经济学有很大外部性。例如,经济学知识的大众化,可以帮助那些没有受过经济学严格系统训练的政府决策者、企业家、投资者、社会公众等,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更好地进行经济决策。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掌握经济学基本知识,学以致用,那么没有必要使用只有经济学家才能理解的术语、模型等,相反地,我们必须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方式。因此,中国经济学家既要会讲国际语言,也要会讲中国语言,应该视对象与目的的不同而选择最合适的语言体系。

  (三)尊重学科与学者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带头人的首创精神,赋予他们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一大特色是政府推动与主导。中国高校具有很强的行政组织体系与行政执行力。但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是学科,其主体是代表学科的学院以及广大师生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校行政部门推动“双一流”建设时,需要充分发挥和尊重学科与学者,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学家、领军人物与学术带头人的意见与作用,包括在学科建设方向,学术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学术考核标准与考核体系,学术资源分配等方面,真正实行“教授治学”。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每个学科及其学者(特别是战略科学家、领军人物与学术带头人),最熟悉自己学科的国际前沿、发展趋势,最熟悉自己学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与存在问题。应该赋予代表学科的学院与研究院更大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四)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需要有一流的国际化学术文化支撑。

  国际化学术文化的内容与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在遵守国家宪法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坚持“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原则,营造自由、平等、宽松的学术氛围与环境;提倡学术批判性思维,鼓励学术争论,尊重学术对手;以真正自信、开放的态度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并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国际同行竞争与合作;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与繁文缛节;充分尊重和发挥战略科学家、领军人物与学术带头人的意见与作用,同时坚持在学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防止因行政职务、学术贡献或个人资历而形成特殊权利的学术寡头垄断;正确处理历史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既要尊重前人的贡献,也要有超越前人的志向,等等。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虽然实行终身教职制度,但每个教授,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到70岁时,便自己主动退休,以便经济学系能够聘用年轻教师。这种符合学术新陈代谢规律的学术文化,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六、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什么是世界一流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科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差距,中国经济学主要特色的内涵,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以及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若干关键问题。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特色体现在研究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经济问题,同时应该遵从国际学术评价标准与国际学术规则,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派”,以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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