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泰勒在其书《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提出了助推这一概念，基于作为人必然存在经济行为的非理性，与其称之为经济人，不如称之为社会人，在社会的复杂图景下人们更难以企及客观理性的做出决策，推而远之，这正迎合了苏格拉底将人生概括为“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
泰勒将助推概括为“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即针对人们面对某项决策时的非理性，采取“某项措施旨在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甚至使选择者受益匪浅”。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它不采用强制，而是提供更多的选项，帮助和提高人们的选择能力；二是针对人们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弱点和盲点，通过设置首选项、默认选项或者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其他方式来推动、改变人们的经济动机和行为。
人们喜欢选项多样化，但未必能做出最佳选择，购物时人们将面对绞尽脑汁卖东西的商家，他们均遵行这样的套路，“大碗和大包装会使人们吃得更多”。人人都希望做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充满竞争的市场却总会使我们最终不由自主地做出不太好的选择。同时在经济组织内或者经济活动中，遵循一种助推产生的原则在人们看来是可观的，虽然这烙刻上了组织者个人的意愿和眼光，而且可能极不经济，但是人们希望在遵循这一原则之下能够更好的获得个人的利益，众人皆是如此想法，后果则可能不尽理想。这所谓的助推其实误解了泰勒的本意。
人们的成长路径和经历不同，不会对同一问题作出基本一致的理解，由此采取的行为便注定会推翻本来可有的理性成分。特别人们的惰性、厌倦、抵触、先入之见等负面情绪更具有破坏性，而且人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并有传播自己观点的热望，这些都对政策的推行产生影响。强制性的推行必然导致更多的问题产生，不恰当的“助推”也会带来副作用，为了让人们更好的掌握他宣称的助推理念，泰勒增加了一条限定：则必须使副作用降低到最小，甚至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副作用。由人们具有的惰性出发，他举例如下：如果企业或者政府官员认为某项措施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那么他们便可以将其设定为默认选项，从而对决策结果施加影响。
经济活动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即使人们均作为理性经济人来参与这项经济活动也是如此，同时人不是无所不知的，精确的预见并不存在，人们或许会为精打细算而感到愉快，也会努力确保自己的利益不会损失，但是人们这样采取行动本身带有很深的个人偏见，与不确定性结合将造成可能的错误。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只对动机刺激感兴趣”、对引发生动记忆的事项格外在意，比如对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言，普通大众均存在短视，他们喜欢得到实惠，但对因此失去的更大利益视而不见。因此，这需要助推，让人们容易获得经验和信息以及能够得到反馈信息。
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征税看起来让人们蒙受损失，各种管制让人们不愉快，因此人们对采取的导向措施持有所谓的现状偏见。不过政府确实往往不尽人意。在此方面，泰勒认为提供更多的选择和选项是政策的基础，让人们接受政府部门施加的影响，通过助推让政府获得更高的执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