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厉以宁看来，消除结构性失衡说了很久，但一直难以实现主要是有四大原因：第一，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这样就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结构性失衡。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
厉以宁认为，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有两大阻碍，第一是利益集团的阻挠，第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可能会造成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其认为，必须要靠提高效率加以应对，分别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X效率”。厉以宁特别分析了“X效率”——靠“打造企业与职工的共同目标，加大职工之间的融合度，树立纪律以及通过工匠精神、劳模等表彰使得职工认同企业”等来提高效率。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四大原因造成结构性失衡很难改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因为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都说产业结构不适应环境、失衡等等。问题是为什么不改呢？改有多大的难度呢？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考察，我发现改革结构性失衡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想把结构性失衡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是不容易的。
我们可以这么讲，结构性失衡之所以在这么多年都没有大的本质性的改革，是由四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而且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政府决定一切，这在很长时间内是存在的，即使是在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行政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始终存在的。有的时候改得大一点，有的时候不动，这就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结构性失衡。
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简单的“说行政命令就是行政命令，说宏观调控就是宏观调控”，两者不是分开而是混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行政手段的力量更大，你要想违背这个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速度还比较慢的时候。
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一旦指标下来了，假定是增长8%，那么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超过8%。如果目标是8.5%，我就一定要达到9%，所以“大干快上”是有背景原因的，是跟攀比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老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
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因为都计划安排好了，使用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要真正发现错误，让中央感觉到了，时间就很晚了，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我们可以想象，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两个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攀比，“大干快上”这些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好多东西都没有改，这样的一些观点都要分析，结构性失衡的原因不是很简单的。
转变发展方式难在两点：利益集团及失业率
在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哪里？
改革跟发展方式有关，如果坚持过去的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那不容易改，因为那种发展方式鼓励了人们大搞重复建设、消耗资源，尽管产品卖不掉，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他们完成了任务。这么看，问题就很明确了，对我们来说，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真正做到消除结构性失衡，一定要改革发展方式，要从数量型的、速度型的改为质量型的和在质量型的前提下讲效益的发展方式，这个改革就是今天我们要重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部分。
但是改革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是为了结构性调整得更好，去除结构性失衡，就一定要在工作中注重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但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就会“动了”原来的两大势力，一个势力是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愿意全部改，如果全部改的话，利益集团承担的问题很大，所以他们对改革是持观望的态度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起经济中的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改革会使失业增加，但谁都不愿承担增加失业这个责任，都说我可以养起来，可是钱从哪儿来？产品又卖不掉，会遇到很多具体但又没办法解决的困难。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碰硬的”，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团在形成结构性失衡方面的作用，要真正通过改革、通过发展来增加就业人口。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重视“X效率”的发挥，提高企业效率
第三个问题，这里要谈的主要是改变效率的观念，刚才我们讲效益型、效率型，这是需要做的，但有三种效率：
第一种效率就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从经济学中来的，主要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较小的投入，产出不变，也表明了效率的提高。如果以原来的原材料能产生更多的产值，那也是效率提高了。但效率分三种，生产效率是重要的，但它是微观意义上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着重在讲，除了微观的生产效率以外，宏观效率在哪里？那么宏观效率是一个新问题，宏观效率就在资源配置效率。比如说，有这么多的投入，应该有那么多的产出，这是生产效率。
第二，资源配置效率，用某种方式配置资源可能产生A效率，如果换一种方式配置资源，可能就产生A+1的效率，再换一种方式可能产生A+2的效率，这种效率，投入产出都没有变，但配置的方式变了，就产生了新的效率，这是宏观的经济效率。我们过去只注重微观效率，因为微观效率是以生产单位为准，宏观效率是管资本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国企改革是为了增加国有资本的增量，增量从哪里来？是重新调整了配置而来的。
第三种效率，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比较晚，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叫做X效率。X效率是指按照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这么多的投入，这么多的产出，他们是相应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效率远远不足呢？产出应该有这么多可是没有达到，这就叫X负效率。
这就能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那么多的投入为什么来了这么多的效率呢？这也叫“X效率”。我们在经济学中一般只注意到生产效率，但不一定能消除结构性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重新组合，可能有效，可能带来增加的效率，这叫“X正效率”。但是，这些我们都不谈，就谈为什么会产生X负效率？因为X效率中最多的是X负效率。
有分析认为X负效率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比如说企业有企业的目标，个人有个人的目标，不一致集体目标就被架空了，这就产生了X负效率。
第二，微观单位中意见不统一，或者有地方观念，四川来的工人是一帮，河北来的工人又是一帮，不能融洽，这就产生了X负效率。
第三，发现在有些地方，个人不一定能摆脱惰性区。什么叫“惰性区”呢？比如说冬天冷，早上恋被窝，不愿意起床，这就是“惰性”。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不知道的问题——克服X负效率。怎么解决？这就不是一般的办法能解决的，要增加X负效率就必须要做到几点：
第一条，集体目标和工人的个体目标不一致怎么办？目标分解、求同存异。譬如说，把目标一分解，集体目标是大写的ABCD，个人的目标是小写的abcd，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说工厂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生产，安全生产；职工希望平平安安回家，这个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承认吧？还有工厂希望能够增加盈利，职工希望分配红利能够增加，发的红包多一点，这个是一致的，也可以把它单独列一下。再有一条，工厂期望自己的声誉高，工人认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我感到很光荣，因为企业有名，这也是一种荣誉感，求同存异以后就这样来解决。
一致的话我们一起做，不一致的话，先服从企业的利益，然后再帮你解决。譬如说新分配技工学校的学生来了，这个学生说，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舞蹈，工厂说，我们这个工厂不需要这些人，你们要留下就从木工、钳工或者是其他的工种做起，那么就有矛盾了，你先服从企业的目标，然后企业来帮助你实现你的个人目标。比如说你喜欢唱歌，可以组织乐队，你喜欢画画可以举办画展，你喜欢跳舞有文艺队，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一个，目标分解、求同存异。
第二条，工人与工人之间不合怎么办？各自后退一步开阔天空，小事情不要计较。
第三条，个人有惰性早上起不来，那么就要有纪律，有纪律才行，光有纪律还不够，还要有激励，给他们好的奖励。
第四条，达到认同，我对企业已经认同了，我愿意为企业做了，这样效率就提高了。在中国没有研究“X效率”的，如何去掉X负效率，怎么让X正效率不断地增长。我们这些都没有做到，因此我们可以说，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的？西方经济学一直也在讨论超常规效率，也就是X效率超常规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职工的积极性、认同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效率。因为你的效率都在前面的项目中表现出来了，现在要调动积极性就应该从X负效率这方面去入手，通过认同感提高效率，这是我们在解决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失衡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到的。光提高生产效率不够，还要靠资源配置效率，同样不够，就要靠X正效率。“大国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这些都是出于使X负效率转为X正效率的目的。
第四个问题，十九大已经把发展的目标解决了，现在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要人们参加工作，献出自己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着重地培养四种人：
第一种人，新型农民。现在的农民跟过去的农民可不一样了，我最近在南方一些农村考察，现在的农民自己进学习班，参加各种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土地可以租给别人，也可以自己经营，无论是租给别人做还是自己经营做，效率是很高的。现在的农村跟过去是不同的，农民成了集体公司的主人。农民在做很多服务业方面的事，现在农民在做什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各种服务，1+2+3等于6，所以现在的新农资就叫做“第六产业”。
第二种人，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需要政府讲信用，政府要一视同仁，这样的话大家才有积极性。产权保护是最要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样重要。现在在企业家中间传开了一句话叫“二次创业”，过去的创业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就要走创新驱动的路，这是新情况。
第三种人，新型管理者，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南方的很多新型管理者是要参加分红的，他们是职业经理人，能把效率搞得更高，能在企业中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四种人，新型的营销者，光产品有销路是不够的，应该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不但有销路而且有持久的竞争力，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所有的企业都要走这条路，农村、农民正在变，企业家有新的要求、新的希望，新的管理者可能是各种经理人，新的营销者懂得市场的走向，市场究竟往哪个方向走，他们可能更有经验。这样的话，我们消除结构性的失衡，也就是我们完成在供给侧结构方面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