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北京访问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农村小微金融的开拓者尤努斯教授时，他告诉了我他一生的转折点是什么。
那是1974年，他36岁，在吉大港大学经济系当主任。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名教授。那年孟加拉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饥荒，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很多人只能静静地躺在台阶上等死。“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尤努斯走进了贫困的乡村，开始了帮助穷人的探索。
尤努斯创办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他提出乡村银行运作的最重要原则就是，人们不应该到银行来，相反，银行应该到民众中去。银行职员的工作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与民众融为一体。他说，传统银行要求职员都要到办公室上班，而对穷人来说，办公室让他们畏惧，疏远了和银行的距离。
在乡村银行的16条决议中，有几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我们要修缮我们的房屋，并努力工作争取尽早建造新房子；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教会他们挣钱谋生，要为他们付学费；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孩子干净，环境清洁；
我们要修造并使用厕所；
我们要饮用从管井中打出的水，如果没有管井的水，我们要把水烧开，或是使用明矾把水纯净；
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中心引入体育锻炼活动。我们要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
每个人都是未开发的宝藏，具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当他的基本生活得到改善，他的人力资本就有更大可能得到成长，而人力资本比任何其他资本都重要。
昨天下午，格莱珉（中国）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交流。我问他：“为什么让那些穷人先修厕所？”答案并不是我想的，修了厕所，卫生条件改善，会减少患病机会，身体健康，还款才不会有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落后的村子里，如果你修了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厕所，它会具有社交功能，有助于形成社会网络，这对创业经营是很有好处的。在某种意义上，厕所是一种社会资本。
昨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头条是关于厕所革命的新闻。中央领导说，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仍有1.78亿人随地如厕，超过4亿居民家庭未安具有冲水装置的蹲便器或坐便器，其中很多用茅坑。小厕所也是大民生。
看到这则新闻，联想到尤努斯对厕所功能的看法，我想到的是，也许从数量上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慢慢消失，但是中国人口的质量红利还有巨大的空间，“补齐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光这一句话，潜力就大的不得了。
除了质量红利，在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创新力、积极性和奋斗精神方面，我们也依然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的老百姓，只要给他们起码的尊重和关切，只要法治化、市场化、放管服的环境不断优化，他们身上蕴含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
借用经济学家的话，所谓经济发展，从供给侧就是“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得到成长”，从需求侧就是“过去女王穿的丝袜现在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经济发展，既是创造性发挥的结果，也是普惠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结果。
昨天我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产生了一定影响，谢谢大家的厚爱。我的文章过长，文风四平八稳，秦朔朋友圈（Chin@ Moments）也几乎不做什么推广，就是按着“推动商业文明”的初心慢慢前行。所以，轰动效应并非我之所求。也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说违规违章建筑不整顿不清理也是不负责任，如果不清理你说怎么办？在我看来，住在违章建筑里的人和我们一样生而平等，他们也是未开发、待开发的宝藏。如果能够改造、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他们将是新的发展增长点。
比如，假如有一种市政债，低息，面对市民发行，用于改善短板人群的环境，同时政府在土地出租方面给出优惠条件，我相信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可持续的供给机制，帮助他们用和目前差不多的租金水平，告别“三合一”“多合一”的处境。环境搞好了，人的命运改善了，整个区域优化了，这种投资从经济上也是可行的。
当我们更加走进人，以人为中心，我们就有更大的把握，把灰犀牛真正关住。我们离人越近，灰犀牛就离我们越远。这种发展，是人文化的发展，是和谐的发展，是文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