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纵乐与王朝更迭

赵峰 原创 | 2017-12-05 07:04 | 收藏 | 投票

 商业、纵乐与王朝更迭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2017-11-22

这是我最近阅读的卜正民的第二部著作。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两部著作是有着关联的《维米尔的帽子——十七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卜正民著,黄中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讲的是全球化初期贸易推动西方对东方的探索从而推动世界的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明代中国是西方冒险家探索的对象;《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和文化》(卜正民著,方骏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明朝为研究对象,讲的是商业发展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面临的各种困惑。“纵乐的困惑”这个书名让我感觉有些“标题党”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文化影响说成是“纵乐”,总感觉有些牵强。将主题概括为“希望与失望”还差不多。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最初的希望是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和平的国度,最终商品化的冲击使希望变成了失望。

 

洪武皇帝朱元璋不仅是一个从动乱频仍,灾难深重的时代走过来的大军阀,还曾经是流落社会底层的乞丐与和尚,对那个时代的动乱和灾荒,对普罗大众的贫困和苦难,他有着切身的体会。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度,也就有着最为强烈的愿望。朱元璋理想社会形态,其实就是老子所向往的那个乌托邦。“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楫,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这其实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开国者的梦想。

开国之初,建国理政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稳定社会,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朱元璋下令推广里甲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下令每县建立四个粮仓,以应对可能的饥荒;要求家家栽种桑树和枣树,每里要拨出二亩地来栽种桑枣;取消书籍税,每县要开办一家县学;建立“查言司”“通政司”,所有人都可以上书皇帝建言;发行《邸报》,传播官员升降、军事、外交及自然灾害等信息;建立和恢复以驿传、急递和递运为职能的交通通讯系统;疏浚河道,发展水运。朱元璋采取这一系列政策的初衷,主要是稳定社会以休养生息,保障和平与发展经济。在里甲制度中,村民离家一百里以上就要申请备案,否则就要入刑。至于离开国境,则是死罪。进一步的规定,不仅限制人员的地理流动,还限制社会流动,要求工匠之子必须为匠,士兵之子必须当兵。

这些政策的实施,预料之外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人员流动,目的是增加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确实是增加了,而且有了剩余,于是剩余农产品进入流通;逐渐地,剩余农产品交换发展为专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建立和恢复交通通讯设施,目的是便于军事调动,提高行政效率;由于这些设施一样可以用于商业活动,于是客观上节省了流通费用,方便了商品流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运河的疏浚,其初衷是服务于运输税收物资,但也同样可以用于民间运输,于是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在运河上来来往往的,既有运送税收物资的公船,也有从事商品流通的私船。公船的水手们在完成公职的同时,也经常夹带私货以牟利,而且私货往往比公货还要多。《邸报》的发行,促进了信息流通,而这些信息既可以用于行政,也可以用于商人的经营活动。

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恢复了农业,稳定了秩序,改进了交通,从而改善了商业环境,无意间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也试图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其过于活跃给社会稳定带来危害,但这种干预并没有阻止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洪武皇帝曾经试图干预价格,以实现公平交换;还曾经试图控制白银流通,以防货币积累导致的社会分化;还曾经控制一些重要商品如食盐和茶叶的经营,以防商人的垄断牟利。这些举措或者未能持久,或者未能彻底,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未带来实质性影响。相反,在社会稳定,流通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商品交换日趋活跃,市场领域在扩张,商品化程度在提高。不可避免的是,商品经济自发发展的一些负面后果也在呈现,收入和财富在分化,阶层和阶级在分化,传统道德体系面临冲击,乌托邦梦想的实现面临挫折

 

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苏州及太湖流域的重要市镇,丝绸业生产规模巨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提高,甚至桑叶的供应也具有了专业化的性质。在松江地区,纺织业快速发展,技术进步,生产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景德镇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级陶瓷制品的供给中心,欧洲人以使用景德镇陶瓷而自豪。对外贸易虽然受到锁国政策的制约,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扩张着。马尼拉成为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中转站。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通过福建港口出海,在马尼拉装上欧洲的海船;而来自美洲的白银则从欧洲海船上卸下,装上中国的商船。徽州的商人与政府官员结合,取得食盐的专营权,借助于政府授予的垄断权,迅速积累财富。杭州商人和山西商人也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长袖善舞,借着商品经济的东风大发利市。财富在商人手里快速集中,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逐渐衰落,中央财政对富商巨贾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商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在不断增强。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推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在加剧贫困的积累。时任歙县知县的湖北黄陂人张涛在其编写的歙县县志中这样感慨:“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结,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知识分子所忧虑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分化,还有传统分工体系的崩坏和道德伦理的没落。在商品经济冲击之下,安稳因循的农业经济开始解体,经济基础开始动摇,社会生活已然失序。在士农工商的分工体系中,商人曾经是于社会最底层的职业,如今他们借助于金钱的力量,插上财富的翅膀,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已经在接近士绅的地位了。尽管士绅们还在用鄙视的眼光看他们,但商人们的经济地位已经远远将士绅们甩在了后面。

重农抑商是儒家传统中的基本经济伦理,但是,商品经济的自我扩张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曾任翰林院学士的丘濬(1420-1495)在给皇帝的建言中希望国家正确评价市场的作用,给予市场合理的地位。丘濬认为,市场是连接供给和需求的中心,商人以牟利为目的的操作引导着商品的流动,最终可以实现供求的平衡。他提醒执政者,不要因为市场可能存在某些弊端就试图取消市场,离开市场政府无所作为。丘濬提出,不要因为贫富分化而指责商业和商人,贫富分化并非因为商人,逐出商人不能消除分化,反而会使分化进一步加剧。丘濬似乎意识到了市场的自我稳定和自我平衡的功能,他说:“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116-117)丘濬进一步告诫,国家不应该经营手工业而应将其交商人;国家不应垄断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增加收入而应放任民间自营;国家也不应该禁止海上贸易,与海外各国互通有无对彼此都有好处。丘濬生活的十五世纪,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他对商业和市场的这些认识,甚至有着启蒙的意义。不过,在以重农抑商为经济伦理的强大的儒家传统面前,丘濬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丘濬之后,还有上海绅士陆楫(1515-1552)为商人的奢侈消费的辩护:“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陆楫的这种观念,跟他之后一百多年的曼德维尔(1670-1733)关于“奢侈的悖论”的观点非常吻合。在曼德维尔的时代,他的那些话被看成是疯言疯,而陆楫所说的这些,随后一二百年间人们都当没听到。

面对澎湃的商品经济浪潮,儒家知识分子们怨恨而恐惧,恐惧而焦虑。按照朱熹(1130-1200)的说法,面对诱惑,我们应该“存天理而灭人欲”。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客观趋势,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驱动力,就是道学家视为洪水猛兽而欲除之而后快的“人欲”。“人欲”即人的天性,除之则人将不复为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的日益跋扈,知识分子们的焦虑一日日在滋长。

 

明朝晚期,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商人经济地位提高的结果,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提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以往政府主导的饥荒预防和赈灾,逐渐让渡给了市场。商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商人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控制明显增强。在江浙一带的手工业中心,分包制盛行起来。商人们控制了市场,他们将收购的棉花交给纺纱者,再从他们手里收回棉纱;再将棉纱交给织布者,然后再收回棉布;最后将棉布交给零售商,收获利润。虽然没有控制生产过程,但整个流通都已经操纵在商人手里。生产者成为单纯的代工,只能按照商人的订单进行生产,收取加工费。逐渐地,商人对生产者的控制加强,生产者对商人的依附也加深了。不过,中国的小农家庭有着异常稳固的特点,分包制并没有导致小农家庭的解体,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市场的扩张,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收入差距在扩大,土地兼并和集中在加剧。“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附,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歙县知县张涛敏锐地感觉到王朝正在进入危险时期。张涛这样的知识分子所看到的危险,不是传统生产关系的解体,而是传统道德体系的崩坏。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商品经济在明朝后期进入繁荣阶段,商人的地位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得到提高。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分工体系中,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如今,商人阶级积累了庞大的财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控制也越来越强。商人们有了经济地位之后,就会追求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获得政治地位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消费来体现其社会价值并提升其社会地位,对商人来说有着简单而便捷的作用。明朝前期,针对商人奢侈消费可能破坏阶层之间的界限朝廷制定和实施了禁奢的法令。进入王朝后期,禁奢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商人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其消费力量在增强,继续将商人排斥在奢侈消费之外已经不现实。

商人的奢侈消费,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提高消费档次的行为,还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行为。某些消费品,是只有上流社会才消费得起的。而且,在禁奢令实施期间,商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在朱元璋的时代,商人只能将丝绸衣服穿在里面,而不能穿着丝绸外衣招摇过市。进入奢侈品消费市场对于商人来说,是一种消费上的革命,是提高其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同的壮举。大商人或者大财主,有的是金钱,通过奢侈消费来体现其社会存在,提升其社会地位,成为一项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在明朝晚期,富商们不仅跟随绅士奢侈消费,甚至还超前于绅士阶层,成为时尚的引领者。

本来是低三下四的行业,为人不齿的职业,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借助于金钱的力量,居然可以与士绅阶级平起平坐,甚至还引领时尚的潮流,这让张涛之类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高档的服饰,幽静的庭院,考究的家具,精美的陶瓷,还有书房和书籍,这些本来是专属于士绅阶级的,而现在,鄙俗的商人们也竞相享受着这样优雅的生活。不同阶级之间的界限磨灭了,社会秩序混乱了,道德的殿堂崩溃了最让张涛之流知识分子焦虑的是,伴随着商人的纵乐消费,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日益败坏。富商人在追求时尚的性享乐,高级艺伎出现了,甚至同性恋也进入了国门。道学家们为人们道德的退化而痛心疾首。

张涛认为,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葬送了朱元璋的世外桃源。商品经济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降低到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商业关系上,从而将商人阶级提升一个不适当的位置;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伦理的普及,将儒家提倡的互惠互助精神剥夺了;整个社会由此而纲常紊乱,道德败坏在张涛看来,这一切,正是帝国灭亡的前兆。

 

“帝国”的灭亡本不足惜。实际上,“帝国”也没有灭亡。一个朝代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一幕戏剧而已。明朝之后,到“帝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两个半世纪以上。

张涛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固然偏颇,但商品经济发展确实是败坏朱元璋乌托邦梦想的重要因素。对于朱元璋所幻想的稳定和谐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说,商品经济是一种必然的解构力量。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存在需要封闭和稳定,而商品经济的本性却是开放和进取,所以,商品经济的每一发展,都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基础要受到破坏。存在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不存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长期稳定。不仅明朝如此,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如此。王朝初建时期,总要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均分土地,降低税负。休养生息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生产得到发展,经济开始复苏;经济一旦复苏,商品经济就开始活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分化逐渐加剧;随着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逐渐衰落,于是土地兼并和集中再次出现。进一步,社会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加深,王朝再次走到崩溃边缘。内部的斗争加上外部的冲击,一个王朝走向终结,另一个王朝走上历史舞台。历史就此开始下一次循环。

按照金观涛(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于,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政治结构之间,具有同构的性质,形成一体化。也就是说,儒家学说为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实现形式;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互支持,形成耦合。这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物质基础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地主阶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形成财富的集中和土地的兼并。地主经济的壮大,会进一步破坏中央集权,破坏和平与稳定。于是灾荒和战争出现,其结果是改朝换代。因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存在,人们向往和平,向往稳定,向往国家统一,动乱之后总有和平,分离之后总有统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新的王朝建立,又恢复和平与稳定,实现统一与繁荣。在和平稳定局面下,再次商品经济发展,再次分化……历史如此循环反复。

张涛显然没有金观涛这样的思维和视野,他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看到明朝在走向灭亡,于是他以为天就要塌下来了。其实天不会塌下来,只不过换了一片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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