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转型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孙立平 原创 | 2017-02-28 21:5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转型 

  长期以来,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人们都在讲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和强调其中的问题。现在多少有点反过来了,在到处都弥漫悲观主义情绪的今天,我倒感觉到我在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当然,这种乐观只是就经济层面而言,而且仅仅是就经济发展中的逻辑而言,实际上会怎么样,是另一回事。

  首先必须把两个前提放在前边。我所说的相对乐观的前景,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能够渡过目前的难关,而能不能渡过,我缺乏能够做出判断的必要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第二,不折腾,淡化急功近利的崛起目标,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发展,包括放弃折腾完股市折腾房市,折腾完房市折腾银行的做法。

  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相对乐观的预测,以我提出的两个转型概念为基础。一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二是从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

  17年前,即200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从一个柴米油盐的时代开始进入房子汽车的时代,从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动力来自于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推动。而内需不足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是因此而生。内需不足不是对一般商品的需求不足,而是中国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后,13亿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无法消费耐用消费品。

  今年春节前后,我又提出一对概念,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以家用电器为先导,不久,就进入以房地产为主导的阶段。以1998年房改、取消福利分房为标志,中国进入近20年的房地产超常规发展时期。这个过程从居民的角度说,也是大规模集中置业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基本上解决了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第二,居民手里拥有了以房产为载体的大约200万亿的财富,中国社会从一个无产的社会变成了居民有了一笔可观财产的社会。第三,房地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挤占和压抑了其他方面的消费,从而形成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结构。

  但现在我要说,这个时代即将结束了。

  迄今为止,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由1978年的6.7平米提高到现在的30多平米,城镇户均住房达到1.1套(尽管分布很不平均)。现在,城市居民住房已经趋近饱和,而库存则相当严重。按照有的学者的研究,现在在售、在建、已批的建筑面积已达132亿平方米(另一说为63亿平米)。按人均30平米计,广义库存的住房足够4亿人居住。按人均20平米计算,广义库存的住房足够6.5亿人居住。按照现在中国人口变动的趋势,可以说,如果把已经批出的地也算上(那是迟早也会盖成房子的),我们已经把下几代人的房子都给盖完了。这个房地产超常规发展或居民集中置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结束后,中国将逐步进入后置业时代。在这个后置业时代,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居民消费,乃至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相比,后置业时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后置业时代的中国经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概念。不确切地说,这将是一个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特征的时代。特别是考虑到省吃俭用的老一代人的老去,80后90后甚至00后的成长,这个判断应当是靠谱的。在一个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特征的时代,我们可以预测,一下三个产业将会占有突出的位置。(1)精致的制造业。现在城市居民对高品质消费品的需求,已经露出端倪。(2)完善的服务业。包括健康、医疗、旅游、娱乐、体验等。需要特别提出的,一是养老可能会成为未来最大的产业之一,二是需要形成一个既能去奢侈化又能保障一定品质的婴幼儿养育产业。(3)具有创新能力的教育科学技术产业。

  我们一定要看到,后置业时代是居民其它需求逐步释放的时期。尽管在后置业时代,许多购房者还背负着沉重的还贷负担,但释放出来的其它需求,仍然将会是巨量的。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主要背景。

  以上其实仅仅是就城市而言。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因此进入这个过程,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概括地说,现在城市面临的是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型,而农村面临的则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传统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前者意味着将创造出新的消费形态,后者意味着农村将接续上传统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这两个转型过程,无疑会释放出巨大的需求,这将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当然,我知道,以上所有这些,仅仅是就逻辑而言。现实中能不能真正实现这种转型及其前景,是另外一回事。

  如上所述,这首先取决于能不能渡过目前的难关。对于这一点,我虽然缺乏做出判断的必要知识,但总的说,应当看到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弹性。除此之外,以下几点是非常好重要的:

  第一,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发展。淡化崛起的概念,淡化赶超目标,淡化增长速度的概念,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休养生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功夫在诗外”的时候,营造正常的社会环境比政府一味刺激经济更为重要。应当把富民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减少政府开支和直接投资。

  第三,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以制造业为主导。

  第四,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制止权贵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大规模掠夺,尤其是通过房地产、股市以及其他金融手段对社会财富的大规模掠夺。即使不能缩小贫富差距,也不能放任其急剧扩大。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将一部分国有资产转入社保基金。

  第六,保护居民财富。居民在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形成的约200万亿是财富,是中国进入新的经济阶段的重要物质基础,要保护这笔财富。房地产税应该征,但应在20年之后,先过了这个坎儿再说。

  第七,减税。用法律限制政府攫取社会财富的能力,实行实质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减轻居民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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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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