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猪的城邦”

赵峰 原创 | 2017-03-20 08:54 | 收藏 | 投票

柏拉图的“猪的城邦”

 

2017218日。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朋友们在讨论正义问题。苏格拉底与智者塞拉西马柯的争论很激烈,最后似乎是苏格拉底获胜了。其实,塞拉西马柯的论证不仅更加现实,而且更加强有力,只是苏格拉底更加有耐心,更擅长死缠烂打,塞拉西马柯不愿意跟他纠缠而离开了。格劳孔是聪明人,他明明看出来,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服塞拉西马柯,塞拉西马柯不是被打败了,而是被绕晕了。当然,苏格拉底也没有能够说服他和他的伙伴。就正义的产生,以及人们对正义和非正义的选择,格劳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苏格拉底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些困难,于是他准备转移话题。

苏格拉底说,我们讨论正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这样,我们来换个思路吧。正义其实有个人的正义,也有城邦的正义。我们既然在个人的正义讨论上没有得到答案,我们就转移到讨论城邦的正义吧。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看远处的小字看不清楚,就将它放大来看。我们讨论清楚城邦的正义,再来解释个人的正义。不过,讨论城邦的正义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城邦的起源。

我们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天分,适于做不同的工作。每个人做与自己天赋相宜的工作,自然可以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需要,在分工格局下,每个人生产的单一产品不能满足自己的多种需要。因此,需要交换。交换本身也是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如果不同产品生产者之间相距遥远,交换就变得很困难,成本很高。分工本来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如果交换很困难,交换成本很高的话,人们就倾向于取消交换,改为自己生产。这样,分工就被否定掉了。解决交换困难的办法,就是将不同产品的生产者尽量集中在一起,这样,城邦就形成了。可见,城市或者城邦就是为适应分工和交换的需要而构建的一种组织。在一个城邦里,人们有着不同的需要;适应人们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职业存在;而不同的职业,适应的是人们不同的天分。这就是城邦的正义。总之,城邦的正义意味着,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天分,从事某种特定的职能,农民就只种粮食,瓦匠就只盖房子,裁缝就只缝衣服。在一个正义的城邦里,人们有什么样的欲望,就有什么样的职业来满足它。因为人们要吃粮食,就需要农民;人们要住房,就有了瓦匠;因为人们要穿衣服,就有了裁缝。

格劳孔听到这里的时候,有些坐不住了。格劳孔是柏拉图同父异母的兄弟,他跟他的兄弟柏拉图一样,都很智慧。不过他们的个性很不一样。柏拉图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而格劳孔性格直率,甚至有些粗鲁。苏格拉底一样喜欢他。所以,格劳孔在苏格拉底面前有时显得有些放肆。听苏格拉底不停唠唠叨叨,转来转去,格劳孔不耐烦地说,苏格拉底,你正在规划的是一座猪的城邦。如果城邦的构建是为了适应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仅仅是吃、住和穿的话,与猪有多大区别呢?苏格拉底当然明白格劳孔需要的是什么。他说,格劳孔你太着急了,等我慢慢道来。

城邦的产生当然是为了适应人的欲望,人有什么样的欲望,就会有什么样的职业来满足它。而且,人的欲望是在不断发展的。当初级的基本的欲望被满足了,更高级的欲望就会萌发并成长起来,要求等到满足(苏格拉底所分析的,分明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这样,随着欲望的扩张,职业的分化,城邦也就不断发展起来。人们最初的欲望是身体的基本需要,随着这些欲望的满足,会有更高级的欲望产生。比如,在人们能够吃饱之后,可能会向往吃得更好一些,这时就会有专门的厨师的出现;人们在有房子住了之后,可能会希望房子更加美观一些,这时就可能会有画师和雕刻师的出现。人们为了使生活变得舒服一些,使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引进一些新的行业,创造一些新的工种,城邦就不断繁荣起来。这样的分工仍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样的城邦就是健康而繁荣的城邦。

欲望推动城邦的发展,城邦促进欲望的膨胀。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进一步的欲望会产生,分工在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一系列新的行业产生,诗人、舞者、乐师……城邦的规模扩大了。城邦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呈现质变。一旦人们的品好超出了满足固定的必需的肉体需要的范围,就会失去控制。这时,劳动分工不再以满足最低需要为目的,相反,劳动分工现在使无限的欲望成为可能,反而助长了分歧。城邦于是变得狂躁,失去了平衡与和谐。这样,“健康的城邦”就成长为“发高烧的城邦”。随着欲望的扩张,城邦的资源满足不了, “如果我们想要有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势必要从邻居那儿抢一块来;而邻居如果不以所得为满足,也无限地追求财富的话,他们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332) 欲望推动分工,分工推动城邦,城邦推动欲望。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而满足欲望的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当欲望和城邦的相互推动最后面临有限资源的约束时,灾难就可能来临。

苏格拉底本来是在谈论正义及其实现的,在格劳孔的引导下,转向了对城邦的产生和发展的讨论,而这种讨论,最后却落脚到对欲望和城邦的相互推动导致的人类可悲前景的预期上了。可以理解,在柏拉图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供给对需求的约束是刚性的,节制需求因而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柏拉图对人的欲望扩张和城市发展的恐惧,实际上是对供给约束需求的现实的一种反应。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基于哲学的这种认识,在《圣经·旧约》中也有体现。

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兰响应上帝的召唤,离开家乡乌尔。伴随着亚伯兰的,是他的侄子罗得。他们一路放牧,来到埃及平原。这时,他们的牧群已经壮大了,两家的牧人为争夺草场而打架。亚伯兰跟罗得商量分割草场,以避免纠纷。罗得选择东方的约旦河边的一块。罗得的选择与他年轻有关,年轻人总是心里燃烧着旺盛的欲望。罗得的草场那边,有一座叫做“索多玛”的城市。好的,我们知道了,欲望推动城市,城市孕育欲望。这样,罗得一步步接近索多玛,最后成为城市居民。索多玛是一座邪恶之城。有多邪恶?你能想象有多邪恶就有多邪恶。好了,还是不要想象了。《圣经·旧约》里讲到两座邪恶之城,另一座叫做蛾摩拉。总之,因为它实在太邪恶,上帝都忍受不了,上帝准备将其毁灭。罗得因为是亚伯兰的侄子,经由叔叔的说情,而且他本人是个义人,才从硫磺与火中逃得一命。后来在基督教发展中,城市与欲望的纠缠也曾经给信仰的人们带来困扰。在师徒的时代,人们在旷野传教,远离物质和欲望。传教的人们托钵乞食,够当日吃就可以,不留一点财物。后来进入城市,基督教变得越来越世俗化,教会为了壮大力量,降低了入会的门槛。物质的引诱越来越强烈,对信仰的虔诚反而在不断衰减。城市成为信仰维持及发扬的腐蚀剂。于是,到三四世纪的时候,一些对城市生活深深失望的虔诚信仰者,离开城市,深入沙漠深处。这就是修道运动。基督教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种清洗城市污染的运动。

哲学的思想和宗教的观念中,城市与欲望都是相伴相生的。在早期历史中,受制于供给的约束,城市与邪恶的欲望相伴;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发展以致供给对需求的约束被有效突破之后,城市就带来自由的曙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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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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