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变，人心迷乱。
沸沸扬扬的特朗普“禁穆令”，凸显了全球移民问题。近几年，中国政商和知识精英中兴起了一股移民潮，甚至“早发财早移民”成为部分人的流行语。据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的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富豪移民人数居全球第二，达9000人。大批财富被转移到海外，明星英达在美国洗钱涉嫌被查，不过是冰山一角。
他们出走海外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到底是人间弃土，还是人间热土？国人的最佳出路，是仿效少数人移民海外，还是遵从多数人之路，坚守本土？这是时代需要我们迫切回答的问题。
来去自由，往来如风。或者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或者国家还有种种不足。我们理解离人的初心与苦衷，但是，激越的时代，需要的不是忧郁的叹息，而是深沉的呐喊。
铲除不义，清理历史的牛圈；立下合约，确定当下的正道；深耕大地，创造未来的乐土。
中国未来的三部曲，每一步都需要走得深沉艰难，唯有留下来的人，能够完成民族交付的重责与重任，赢得永世的荣耀。
移民并非最佳出路，坚守中国的10亿人，才是未来的英雄。
（1）移民潮，悲观的“弃船”论
大船将沉，智者先逃。这是当下中国部分移民的心理根基。虽是错觉，却颇有市场。
这些移民海外的人中，比例不小的是贪官及其家属。2011年中国相关机构曾发布报告称，1990年代以来有1.6万名官员带走合计8000亿不义之财逃逸海外。后虽有机构指出外逃人数和金额有误，但也一度引起轰动。此外，还有一批依靠政商勾结致富，充当权贵“白手套”的部分商人，移民可逃避未来的惩罚。
更多的是合法和自由的移民。这是一个庞杂的群体，有一大批先富起来的正规商人，众多演艺明星，文化人士和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是改革的受益群体，本可作出更大贡献，但却选择了离开，引发了广泛的疑问和巨大的震动。
离开有多种原因，有的是为了更理想的生活环境，追逐蓝天白云，移民躲雾霾。有的是对国家感到不安，法治的缺失使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有的是灰色财富，转移海外逃避惩罚，有的是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日益膨胀的海外移民大潮，不仅带走了财富，更使中国流失了大批人才。据统计，仅2009年中国富豪带到加拿大的财富就超过23亿元，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为什么他们抛弃父族的土地，避走异邦？部分国人信心不足，根源在于改革不到位，国家面临转型困局。
当下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局。以环境、公平、福利三大牺牲为代价的高速时代落下帷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弊端也开始凸显。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接近动荡线，阶层之间利益矛盾重重；虽有“打虎”行动，腐败问题仍然猖獗；同时，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极限，大片国土雾霾重重，污染严重；社会不公开始加剧，缺少法治。凡此种种，国民不安全感加剧，悲观情绪在部分人中蔓延。
信仰的迷失，使很多人持投机主义态度，缺乏责任感与家国情怀，一旦改革出现挫折，部分人就产生希望破灭感，欲弃中国这艘大船，寻找不沉的乐土。
（2）移民并非多数人的出路，大国大族需要自强自立
13亿人的大国大族，能移民到哪里？移民绝非最佳出路。
我们面前有两大逻辑。一是，移民只占少数，非多数人的出路。二是，纵使国家有困局，大国大族，不可能通过移民获得正道。
中国每年向外移民十几万，仅占人口的万分之一，若以70年为一个人生周期，则终其一世，移民海外者，占总人口比重也不过1%。99%的国民，将注定留在父族。
就阶层而言，移民主要集中于中产和权贵。关于中国中产的人数，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测算，中国中产阶层人口为2.17亿，2015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有3亿人。无论哪种统计口径，中产阶层人数不超过3亿，是相对少数。权贵豪门是绝对少数。居于绝大多数的是平民阶层，总人口达10亿之众。
移民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并非国家的主体。作为大族，中国人不可能仿效犹太人，几千年来在各个民族的缝隙之中求生存。
当下，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接收中国移民人数最多的是美国，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从1980年至2012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总计为163万。平均起来，每年也就数万人，就算美国愿意，全部中国人移民美国也需要上万年，经历无数世代。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容纳下如此大族，除了故土，别无乐土。希望在此岸，不在彼岸。
犹太人在全球两千多年的悲惨命运，华人在印尼大骚乱中的悲惨遭遇均说明，海外并非一定是乐土。当下美国收紧移民政策，驱赶1100万非法移民，欧盟和日本也加强了入境审查，移民海外的希望将更渺茫。
中国不仅是大族之国，也是广土之国，人口全球第一，财富全球第二，领土全球第三。大国的内部性是决定性、战略性、关键性因素。中国无法像小国那样，通过外部调整来解决未来问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为中国负责。
小国叙利亚内战，100多万的难民就搅翻欧洲，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成为溃败国家，必是全球灾难，中国自强和富强，才可造福祉于全球。
走出埃及的犹太先民并非完美完善，却有先知愿意为其担当责任，未来中国若真有困局，也需要有人出来担当。
没有哪个时代的兴盛，不是热血与汗水铸就。留守中国的十亿民众的出路，才是中国最大的正道。
（3）坚守父族的人才是国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
移民海外，更像是精英和权贵阶层中少数人的游戏，但是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他们只是极少数，留下来的人才是国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梁。一个正道的国家，必要为多数国人寻求未来，造就福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纵向比较，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富足，也相对公平自由的时代。不少人将此归功于政商和知识精英的力量，归功于企业家，但是，这种评价是残缺的。
过度强调企业家精神，却忽视工匠精神，过度强调资本的价值，却忽视劳动者的价值。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例近十年长期徘徊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在60%以上。
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1%的人拥有世上50.8%的财富。10%的人掌握了全球89.1%的财富。贫富悬殊在全球蔓延。在全球10亿穷人中超过2亿来自富国。富国的穷人也开始反思和觉悟，推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离欧洲。在全球范围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格局发生巨变。平民已经登上全球舞台，人类将走向正知正觉。
当下中国提倡工匠精神，提倡“新愚公”精神，正是对精英主义的矫正。“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权贵精英对中国的主宰时间太久，确立平民主体地位的大时代亦已降临。
作为全球唯一没有中断主体文明的国家，五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愚公”，奠基了国家深沉厚重的历史。以热血与汗水，作这国的基石，以诚实与信义，作这国的见证。
据经济历史专家麦迪森统计，中国在长达1000年时间中GDP全球领先，1840年之后开始衰落，20世纪初面临灭种危机，但不久又在1927—1937年迎来一个中期发展，经过建国初期的曲折后，1978年又重新崛起，当下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5%，仅次于美国。是十大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也是贡献最大的，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3%，是全球经济第一引擎。离开中国，失去的将是与未来大国共同成长的机会。一代又一代，无数的人出去了，坚忍不拔的留守者造就和改造了国家。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疆域大国，具备强大的内部调整和更新能力，经得起患难与挑战，不会轻易沉没。
天下大事，不成于机巧浮华，而成于朴诚勇毅。拥有亿万守望者，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强大，才有持久的续航能力。
（4）安定世道民心，就是国家的出路
当下，中国人遇到了三大挑战，官商勾结是中国在社会领域的巨大挑战，不仅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更导致贫富严重不均，社会公平失衡。阶层矛盾频发。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环境污染是第二大挑战，雾霾区高峰期影响范围达17个省市，超过国土面积的7分之一；人心迷失是第三大挑战，导致信仰坍塌，全民拜金，人心委顿，道德滑坡。三大挑战，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精神信仰三个方面，扼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
一种忧患，两种选择。
移山填海，胜过移民。有志向，有血性和担当的民族，应仿效先贤，作新的移山之举，而非移民逃避。
应对第一大挑战，需要重建以公平为基石的社会。未来，需要以法律确立公平，保证多数人的利益。不轻易追溯过往原罪，但也不允许政商勾结，权力的当归权力，市场的当归市场。同时，约束既得利益阶层。乱象既出，急需重典。反腐打虎，先行治标，复兴民权，可以治本。在政策上确立以10多亿人为主体的导向，确保未来财富更多向劳动者而非掠夺者倾斜，向实干家而非投机者倾斜。同时，适当提高国家福利水平，为平民阶层托底。避免中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
跨越第二大挑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兼顾环境保护和治理，重新确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跨越第三大挑战，需要重新朔造国民心之力。造就刚健强悍之国民，一扫萎靡之气。中国与土耳其类似，是近代罕有的没有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两大帝国后裔，隐藏了民族独立自强的密码，再加之对外开放与吸收，必可完成文明的涅槃，老树发新芽。“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也给予中国创造新型文明以重大契机。
完善国家治理、促进改革深化与与收拾民心、重塑文明，皆不可偏废国道正直，必然人心安定，乐居故土。
（5）精英的责任
国家的迷失，首先在于精英的缺位。
民众对精英阶层有两大期待，一是经济领域，希望精英阶层能创造更多财富，并带动共富。二是社会改革领域，希望精英更有责任感，成为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
虽然各阶层都分享了改革红利，但社会资源更多向精英阶层倾斜。瑞信研究所《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美元）富翁财富总值达6.6万亿美元。几乎是GDP的一半。经济发展牺牲了部分公平，部分先富者利用不完善的制度攫取了大众财富。尤其是在地产等政商结盟严重的领域更是如此。
责权对等，精英阶层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是在国家遭遇困局的时候，部分人却开始逃避。美国2016财年发出9947张投资移民签证，中国人就获得了7512张、如果所有的财富精英都转移海外，中国将出现巨大的财富黑洞，经济一片荒芜。这就是大众疑惧财富精英移民的社会基础。
在社会变革领域，中国的精英具备两面性。在价值诉求上追求自由，但现实中却往往与既得利益暧昧不清。政治、商业与文化精英已完成了媾和。由于缺少独立性，表现得浮躁软弱，缺少坚决性。中产精英长期无法实现精神自由，部分源于权贵压制，部分是其自私、懦弱和投机的恶果。
在亚洲，韩国从威权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社会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在1980年代创造了汉江奇迹，伴随着现代、三星的崛起，更多人进入中产阶层，逐步开眼看世界，提出民权乃至更高需求。知识精英则追求真理，勇毅无畏，敦促执政者，启动了国家现代化之路。最终，韩国精英阶层成为国家转型阵营推动者，表现出巨大的担当与勇气。
中国当下的转型困境，也需要精英阶层有更多的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如华为等，入选世界五百强，开始在全球范围崛起，曹德旺、宗庆后等财富精英，以振兴实业奉献社会。未来中国要让超过一半的人进入中产阶层，实业家的责任重大。前日京东总裁刘强东声称要让每一位快递员的收入超过县长，这种态度就值得赞赏。
在改革方面，精英虽然处于相对少数，却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实力、知识和视野上具有独到优势，他们是社会不公的矫正力量，也是新思维的引领者。从道义和现实两方面讲，精英与大众结成命运共同体才会坚强有力，倒逼既得利益变革，推动国家转型。
中产精英视野更广，更有领导能力。需要主动求变，抛弃疑虑，从思想上、利益上告别既得利益，才能实现利益与德性的双重超越。
移民并非唯一出路，留下来更能改变社会，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担当，责任与牺牲，永不过时。
（6）新的世代，呼唤新型领袖
欧风美雨飘摇，全球各国震荡，新平民主义的冲击，足以砸乱全球政坛，各国民众均已觉醒和崛起，以主人的名义，呼唤新的世代。
中国更面临三十余年来最剧烈的变局。全民亦满怀热望，概言之，民有九望。
民众之望，首在公平。权钱联姻腐蚀了公平，阶层固化窒息社会生机。国家必要以公平为基石。个人前途归于才华与努力，而不来于血统与依附，个人财富来自市场与竞争，而不来自践踏规则，个人荣耀来自于贡献与美德，而不来自权位与金钱。
次在民权。大批弱势群体被国家遗忘和漠视，城乡之间，体制内外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穷国都实现了免费教育与医疗，中国任重道远。
三在法治。所谓的“上层逃离，中层逃税，底层逃票”，正是天下失序所致。法治缺失，则社会崩溃，道德良俗，抛弃一边，人伦廉耻，底线拉低，祸害深远。
四在诚信。由于缺乏规则，举国皆骗，人人惶恐，民心不安，民财不保。
五在安全。污水横行，毒米假酒害命，矿难频频，民众的不安全感强烈。
六在制约权贵。部分官员贪暴，不少豪门炫富，唯平民缺位，人民的主体性何在？
七在富裕富足。中国人均收入尚在全球下游，房价却高耸入云，大众的生活与国家的繁华落差巨大。
八在实业振兴。当下实体经济萎靡，依靠市场竞争的行业步伐艰难，而地产和金融等权力干预频繁的行业畸形繁荣，地产商们挤跑了实业家曹德旺们。
九在包容开放，国家需要有包容个性的气度，才可造就善于创新，刚健独立的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长为世界巨人，但这是个跛足巨人。经济快速发展，公平却失衡；物质逐步丰富，信仰却坍塌。财富迅速增加，贫富分化严重。很多公民主权让渡给政商精英，但先富者却想抛弃穷人，大众陷入双重虚空之中。既失民权，又失民富。
新的世代，需要新型领袖。
当世有不少手握大权的人，谋私利，顾小家，却罔顾天下人的疾苦，权柄、荣耀和金钱享受都要，贪婪且畏缩。这样的传统政客，必为新世代所抛弃。
深孚众望的新型领袖，必有三大德性。
一是立心公正，求天下公平与人间法则，引导民众走向德性。二是有担当精神，敢闯敢破，不被利益集团围猎，而要敢于围猎利益集团。敢于为时代负责。三是有牺牲精神，成大事不必在己。把责任留给自己的一代人，把希望和应许的荣耀留给后辈。中国需要大能者，大智者和大勇者，但更需要甘于自我牺牲的领袖。
未来的中国领袖，肩负两大使命。
一是清扫中国历史的奥吉亚斯牛圈。对于大恶者，必加以惩治，反腐打虎不能停；对于历史原罪，可结合时势实现妥善软着陆，或责其化为慈善，并警示其未来遵从正道；对于小过者，在训诫的基数上加以宽宥。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其二是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与民立规，确立社会合约。与民立极，确立善恶边界。如此则公平必至，诚信必树，民心必安。
变局孕育的是希望。当下的中国，既存在种种不足，亦存在无限希望，精英逃离并非上策，留下才更恒久。走过今天的荆棘与荒原，才能看到身后广袤的平地。
移民不如移山，各个阶层，需要弥合裂痕，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起担负起时代的重责，与艰险同行，与时代共成长。
在时代的节点，选择决定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