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如何延续深圳、浦东改革效应

刘胜军 原创 | 2017-04-13 09:52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雄安 

 

河北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引爆舆论场,资本市场也掀起概念股连续涨停潮。雄安何以被视为“千年大计”?能否真的成为改革开放史上继深圳、浦东之后的第三个历史坐标?

  千年大计

  鉴于改革开放迄今只有30多年历史,千年无疑是一个极具历史感的时间长度。究竟指向何方?

  先说北京的历史。北京作为“大一统中国”的首都始于元朝,1276年被元世祖忽必烈确立为“元大都”。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北京,此后明朝、清朝均以北京为都城。因此,算起来,北京担当“中国”都城的历史迄今已近“千年”。

  尽管历史辉煌,如今的京城却是百病缠身:2015年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约3个小时,远超纽约、东京等国际都市;2016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109%;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47万元/平方米,较2015年上涨了17.2%。北京房价收入比超过30倍,学区房价格甚至达到令人咋舌的20万/平方米。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从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实来看,迁都都无必要和可能。给定这一限制条件,“千年都城”北京如何寻求作为首都的“可持续性”,的确是“千年大计”。

 

 

 

  从全国范围讲,北京的都市困境并非孤例,而是折射了过去“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已臻极限。不仅首都北京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中国经济亦然。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但依然未能解决可持续的难题:对房地产泡沫的过度依赖、令人揪心的企业债务水平、国企与政府主导投资引发的坏帐风险都是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中国经济成功转型,政府蜕变为“看不见的手”,则政府的审批权和资源支配权将实质性收缩,届时北京的“虹吸效应”大大降低,“大城市病”亦将缓解。因此,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走上创新之路,这关系到中国能否重新崛起为世界级大国,是更深层次的“千年大计”。

 

 

 

  深圳与浦东的奇迹

  深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小渔村变为中国的一线城市,的确给人以时空穿越的恍惚感;浦东从“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乡下变成全球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样是刷新人的想象力。理解是哪些因素成就了深圳和浦东奇迹,对于建设好“雄安新区”至关重要。

  深圳的崛起,源于其巨大的势能。尽管深圳发轫于一个渔村,但彼时的中国尚处于“闭关”状态,境内境外落差巨大。1978年习仲勋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会主义好》响遍神州大地,但广东却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逃香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难理解,深圳特区成为巨大经济体面向境外的唯一一个窗口,所裹挟的是全国的能量:一是创业的激情,深圳特区最大的优势是创业自由,吸引了中国最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任正非、马明哲、王石是最典型的代表,这是一场类似于美国“西部淘金热”的历史性事件。直到今天,深圳仍然是中国最具创新和活力的城市;二是外资的涌入。资本逐利而动,在外商看来,彼时的中国是无比巨大的处女地,商机无限,而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赋予了深圳吸引外资的巨大便利。因此,深圳是得天独厚的,所以海南、厦门等后来的经济特区,都难以取得深圳那样的飞跃式发展。

  如果说深圳是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浦东则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聚焦点。第一轮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在思想解放驱动下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1990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随即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改革步入方向更加明确、更加系统化和深入的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明晰,外资特别是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跨国公司热衷于扎堆上海,是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以及“最国际的中国城市”的独特魅力。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次发布《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浦东新区已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其中有60家总部已具有亚太区管理功能,185家研发中心,浦东已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已经是2006年,此时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

  可见,深圳奇迹、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它们引领了改革,改革成就了经济奇迹。

  雄安何以雄与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启动第三轮改革。

  第三轮改革的要义是:通过深水区的全面改革,让创新、消费、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

  鉴于北京的巨大规模,雄安只要能分得一部分资源,就可以轻松上台阶。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测算,预计15年后雄安总人口达到540万,累计总投资达2万亿人民币。这将对全国投资增速带来每年0.33个百分点的提振,拉动全国GDP增速0.13至0.19个百分点。在乐观情形下,雄安人口可能在10年内达到670万,累计总投资达2.4万亿,提振每年全国投资增速0.63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脱离改革这一法宝,只是简单的资源转移,这样的“雄安新区”想象空间有限,甚至可能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曹妃甸当初被寄予的希望不可谓不大,投入近3000亿,但如今与当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掉入泥潭。曹妃甸的最大教训是:重投资,轻改革。曹妃甸希望依靠钢铁、煤炭等大型工业拉动发展,结果反受其累。

  笔者以为,雄安目前还是一张白纸,只要从改革之处落笔,美好未来可期。雄安至少可以在以下改革领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军者,发挥当年深圳、浦东那样的改革效应:

  1. 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是推进城镇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原因在于户籍本身与社会福利、教育、购房资格、汽车牌照等挂钩,阻碍了人口这个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鉴于雄安将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户籍制度能否进行改革探索?

  2. 公租房制度:房地产是当今社会最大痛点。雄安新区甫一成立,政府就对房地产交易全面管控,避免重蹈一线城市的房价困局。下一步,雄安能否借鉴新加坡公屋模式,让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能住得起?

  3. 简政放权:如果雄安要摆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应发展创新创业型经济,而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创新创业的活跃程度。

  4. PPP:过去几年,尽管财政部、发改委力推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但效果差强人意。据调查,各地PPP项目的实际签约率不足20%。在一半的开发项目中,所谓的“私营”合作伙伴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雄安新区有天量的开发任务,理应摆脱政府和国企“包办”的旧模式,走出社会资本参与的新路子。

  5. 摆脱“大城市病”:中国的城镇化棋至中盘,未来仍将有几亿人进城。但是城市却饱受交通、污染等问题困扰。雄安不仅要建设一座“新城”,更要建设宜居的“新型城市”,为中国的城镇化探索新的路径。

  中国的雄安机遇

  雄安新区,从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发,衔命而生。依托北京,这是雄安的机遇。但对中国而言,雄安何尝不是一次重大机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中国下一个三十年国运的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但此次深水区的改革,迄今为止遭遇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在2017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87岁的“改革先生”吴敬琏直言,“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是执行上,比较婉转的说,还不够得力。”

 

  改革如何破局?与当年的深圳、浦东一样,雄安存量既得利益很小,是一张可以大书特书的白纸。只有担当起第三轮改革领头羊的角色,雄安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千年大计”,方可雄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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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经济学博士。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鲜花与荆棘: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CHINA CEO: A CASE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等,并长期为《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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