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建章黄文政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袭击者是受命于所谓的“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而在今年1月份，巴黎才发生过《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起因被认为是该周刊多次刊登了侮辱伊斯兰教的漫画。除此之外，法国近年还发生过一些其他规模较小的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部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所为。
法国近年频遭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袭击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是近几十年法国国内人口构成的改变，特别是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快速上升。
虽然大部分法国穆斯林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但巨大的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的鸿沟，让很多穆斯林并未真正融入法国社会。在中东乱局的大背景下，部分人很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使得一些穆斯林社区成为催生和隐蔽恐怖分子的温床。
法国是欧盟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教分离禁止官方询问和收集宗教信仰方面的信息，法国对穆斯林人口并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根据不同机构和学者的估算，穆斯林占法国人口大约在4%到11%之间。
目前，伊斯兰教已成为仅次于天主教后的第二大宗教，也是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主要宗教。
虽然历史上伊斯兰军队曾多次短暂进入法国南部，但从未真正将法国本土伊斯兰化。现代法国的穆斯林主要是1960和1970年代源自于法国前北非殖民地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后代。当时，法国在放弃北非殖民地后，经济高速增长而生育率快速降低，大量穆斯林作为劳工移民进入法国，再加上穆斯林的生育率大大高于本土法国人，穆斯林人口占法国比例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为2.8，而非穆斯林的生育率为1.9。
在这种生育率差别下，即使没有外来穆斯林移民，出生人口中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比例不到两代人就要翻一倍。有些人甚至担心，法国最终会变成一个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
一个国家人口构成的剧变，难以避免会导致这个国家政治格局的改变。现代国家不乏因人口的民族构成改变而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例子。
比如，科索沃曾是塞尔维亚族的发祥地、文化和政治中心，但不断外迁和远低于阿族的生育率（Parant、Penev，2009）使塞族人口比例在近代持续下降，从1948年的23.6%降至1991年的9.9%（科索沃统计办公室），最终让科索沃独立形势不可逆转。
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前车之鉴值得中国警醒。
目前汉族占中国人口比例为91%，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中国的地位还难以动摇，但局部地区情况复杂。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汉族、维族分别占新疆总人口的40.5%、45.8%，但在0-4岁人口则分别占21.1%、62.9%。新疆建设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汉族人口自1990年代就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却徘徊在1.0左右，使兵团当地汉族每隔一代减少一半，完全有悖于建立兵团的初衷。
中国目前的生育状况不仅会极大地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构成，对中国的长期稳定造成影响，也会改变中国边疆地区对相邻国家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
东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自然资源、重工业和商品粮基地，对中国的国土与经济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清末民初内地民众闯关东的壮举确保了中国人在东北的绝对多数，让东北几经波折却未丢失。但是，目前东北的生育率却要远低于周边国家，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74、0.76、0.75，仅仅只有俄罗斯的一半，朝鲜的三分之一，也远低于韩国与日本。由于低生育率的惯性，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东北未来的出生人数依然会持续萎缩。
过去10年，超低生育率下的东北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很多年轻人南下寻求工作机会。未来人口规模萎缩，经济相对衰微，年轻人大批离开的情况只会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人与俄罗斯人可能会以各种方式重新进入中国东北。根据《环球时报》（2012年7月3日）引述《西雅图时报》的报道，中国与朝鲜签署协议将从朝鲜引入4万名劳工在丹东、图们和珲春等地区务工。另外，不少俄罗斯现在开始进入中国购买房产（凤凰网，2010）。
长期来看，人口规模对就业是中性甚至偏正面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于人的需求；人口越多，找工作的人也更多，但工作机会也更多，而且更多的人口有利于需求与供给的匹配，让就业更充分。不过，由于年轻人减少所带来的劳动力的萎缩会先于消费需求的萎缩，长期低生育率可能会在局部地区造成短期的、结构性的失业。这可能会促使中国成为移民输入国。实际上，一直支持中国计划生育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建议中国引入移民。
但是，与本国出生的人口相比，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和认同感都不相同，甚至在平均智商和勤劳程度也有显著差距。如果真的大量引入外来移民，那相当于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不让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后却把土地腾出来让给外来移民。对于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未能如愿生育的家庭，这种后果于情于理何堪？
然而，道义的说辞无法对抗经济规律和现实需求，当大量人口老无所依，某些地区或行业普遍缺乏劳动力时，外来移民将纷至沓来而且很多人来了将不再离开；广州等地已经出现一些国外移民的集聚区。虽然国外移民要在中国形成气候为时尚早，但法国近年不断遭受恐怖袭击的经历是一个警钟。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五胡乱华”及蒙元和满清的统治却历久弥新。这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体民族顽强的生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基督教产生初期是个微不足道的宗教流派，但几百年后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家RodneyStark（1996）认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堕胎、杀婴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远超异教徒，逐步形成压倒性的人口优势。
实际上，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代表一种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人口最多，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并没有人口优势。
比如，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就包括俄罗斯势力以外的欧洲与美、加、澳、新等新大陆国家。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总共有9亿人，加上被纳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日、韩等则有12亿，接近中国。
虽然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竞争，但对外发生冲突时，更经常处于合作和同盟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迥异于与东亚各国内部的四分五裂，互不信任。西方国家不管在经济上与中国多么密切，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诸如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则另有立场。
欧洲现在的低生育率并不是限制生育的结果，事实上，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法国都在大力鼓励生育。而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生育的结果。
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30多年，整个民族却义无反顾地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规模地消减自己的未来之本而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计划生育部门就声称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人，为世界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更荒唐的是，中国的一些省区还对主体民族实行歧视性的生育政策。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最好的民族政策是淡化民族身份，不在法律和公共政策上做民族区隔。但中国现在却在法律层面固化民族区别并让一些公共政策与民族身份挂钩。这些做法既强化了少数人的民族意识，又让更多人感到不公平，会给中国的和谐与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例如，2010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即使在2016年完全放开并开始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大幅衰微。
与中华文明人口急剧萎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斯兰文明人口的急剧扩张。如果把穆斯林人口超过一半的国家归为伊斯兰文明，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归为中华文明，那么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口展望报告数据计算，目前伊斯兰文明的人口与中华文明大致相同，但其0-4岁的儿童却是中华文明的2.3倍。而且，伊斯兰文明的生育率为中华文明至少2倍以上。在这种生育率差别下，只要两代人，穆斯林儿童的数量将是中华文明儿童数量的10倍。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人口对比的变化是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人们通常是高估短期效应，而低估长期效应。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两三年甚至六七年可能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变化，但如果从几十年的尺度来看，则可能是触目惊心。现在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以后的人口，并通过养育观念和机制的惯性影响至少百年。因此，人口政策必须从长计议，否则等到感受到人口危机的切肤之痛时，早已经是回天无力了。
上述人口趋势将对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一带一路涵盖的区域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规划兴建的以喀什为起点的中巴铁路将贯穿巴基斯坦，并通过当地的铁路和公路网连接伊朗、印度、阿富汗乃至中亚地区。这一区域除印度外都是伊斯兰国家，其中巴基斯坦人口1.9亿、伊朗人口0.8亿、阿富汗人口0.33亿、中亚五国人口0.63亿，再加上印度1.8亿的穆斯林，一共有近6亿穆斯林。虽然这一地区穆斯林总人口不到中国的一半，但穆斯林儿童数量已经与中国相当。在可预见的将来，仅这一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就将大大超过整个中国的人口。这对本来就遭受恐怖主义活动之害的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难以想象。实际上，巴基斯坦近年来一直是恐怖主义活动最为频繁的国家。
像“一带一路”这样战略构想的目标是建立更大的资源、商品、资本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本质上无非就是追求更多人口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虽然追求这种外部的人口规模效应有其经济意义，但在这么做的同时却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消减本国的人口，大幅降低更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内部人口规模效应，则是匪夷所思。
实际上，比起将其他国家6亿人口纳入由中国主导的市场秩序，远不如采取措施让中国自己少减少6亿人口。这是因为来自外部的6亿人口不仅在语言、宗教、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上与中国主体民族不同，在文化、政治上对中国更无认同，在安全上甚至可能严重威胁中国。
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是，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被可能被摧毁，中国在世界上的量将一落千丈，中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甚至分崩离析的国家并非完全不可能，法国乃至欧洲的遭遇足以给中国敲响警钟。
中国将来是否能够维持稳定和繁荣，很大程度将取决于采取何种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我们认为，在人口政策上，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鼓励生育。虽然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已经无法避免，但至少也不应该让其降得太快。在民族政策上，需要坚持《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生育政策上也平等对待所有民族。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国、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并据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受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未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将为世界的和平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一前景的基础就是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维持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