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从需求侧刺激的惯性还在

吴敬琏 原创 | 2017-04-17 23:3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供给侧结构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却常常研究不透。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热闹一通,但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现象表现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所以,我觉得需要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长期的存在的,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步步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发展,而不至于每一次都回到零点再来。但是我们似乎有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这个过程弄的技术上更好,然后自己来找到答案。

  所有现实问题都值得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从基本的地方弄清楚,然后一层层往现象推。马克思提倡抽象法,他说研究的过程是抽象,抽象最本质,最稀薄的。马克思抽象到最后,从研究资本主义变成商品两重性、劳动两重性。亚当·斯密抽象,他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当然,到底谁抽象得最对还可以讨论。但是方法是对的,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一层层地把次要因素加进去,最后浮现出整个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来就事论事的回答问题。

  对中国来说,贯穿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是两个主要线索:增长模式的转型、体制的变革。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讲一讲回到基本问题是什么。

  关于增长模式,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缺点在哪里?就这些现象直接解决这些问题,是从现象层面上解决问题。每一次口号提出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各个口号看着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十大建设方针”,比如有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我们的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如何进行技改等等。它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的十大方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么。我们当时这些人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到了1995年国家计委提出,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增长导致的,于是找了一个苏联口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苏联在1959年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超过美国是按增长率算的,说完全没有问题。一个五年计划后发现问题不对了,一个是苏联增速下降,因为劳动力紧缺。增长力下降后三个五年计划总量上就超不过美国。更加麻烦的是技术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苏共中央就要求经济学界讨论。经济学家得出政策的结论,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苏共中央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一个词,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和粗放增长,这是翻译问题。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内涵增长。于是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到集约。

  1995年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了,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这个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中央机关还进行了一些讨论,研究了苏联为什么没能实现。当时的认识是体制不行,它这个体制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在“九五计划”里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计划通过后,过了几年,人们慢慢地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儿转到哪儿了。后来我发现报道最多的提法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就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了。就我们经济学家文献看,只有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一般人说法叫增长质量、增长数量,其实他的内容要用增长函数才能说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计划”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个大步。到了“十五”就不行了,赫夫曼有一个经验定理,说工业化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他是从工业化的前期往外推的,但这中间隔了一个第二次技术革命,所以这个定理是有问题的。但他的定理一下子风靡全国,全国都搞重工学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十五计划”整个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往后退的,到了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十一五”的时候又有一次大讨论,到底该走哪条路线呢?最后回到“九五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十一五”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线。

  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一样。比如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说法,什么叫跨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比较让人可信的,是世界银行的解释,在中等社会阶段有些增长动力此时已经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就是提高效率。

  后来的引领新常态也有这个问题。西方说的新常态就是说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但对我们来说,走向新常态或者引领新常态,要实现的常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增速下降,第二,效率提高。中央领导讲转向新常态,但到了报刊或者民众的讨论,就说我们已经在新常态里面了,那这个新常态就是第一条,没有第二条。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条,关键也还在效率问题,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供给侧,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解决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提出要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有很多经济学家发表意见,说不对,研究长期增长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去研究。于是中央定下来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找对策。

  中间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怎么才能纠正资源误配,才能提高效率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但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建立怎么办?改革。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就叫结构性改革。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了。供给侧改革跟需求侧改革就成了相对立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其实是方针执行得好的结果,但是到底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仍有很多问题,我们从需求侧去刺激、去增加需求的惯性还在。

  另外,如果结构性改革或者说改革推进不够,效率提不高,也纠正不了资源误配,结构优化不了,用什么办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下个指标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下到省,省下到县,县跟企业定合同、责任书,你今年下多少。但这样的话,距离原意我觉得就有相当的差距了。当然,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届三中全会讲,起基础性作用也好,让市场发挥作用来解决问题。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回到基本。增长模式问题的本质规定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写的增长函数,这是一个总量,也可以取增量,资本K的增量,劳动力L的增量,技术发展水平A的增量,TFP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过去的增长是靠人口红利和海量的投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经消失了,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下降。资本海量投资的支撑也已经用不下去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个刺激增长率上去了3%,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时候差,而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副效应变得非常大,杠杆率高得已经超过了临界点,特别是去年开始,进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变得很突出。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资的办法去做了。

  现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的分析其实就是用索洛的增长函数来分析。经济专家们是用这个去分析的,但是大众好像很少接触,甚至学经济学专业的也很少接触,报刊更很少提到,于是因为基本问题不清楚,导致讨论现象问题时五花八门的各种问题就应接不暇。

  再讲体制,其实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但问题没有弄得很透彻。第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所以不断提出,最好的是希望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这个牵扯到我们老理论经济学人,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

  在二十世纪初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样具有效率被论证,但是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个模型有个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出来,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后来哈耶克给了这个论证致命的一击,他证明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条: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信息是分散发生的。在经济活动中,你怎么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计划机关,然后通过他的计算切入呢?计划委员要把企业的信息集中起来,是要从下面往上报的。

  我的过去工作是跟国家计委是在一块儿的。有一年我参加制定价格计划,就发现了信息没有办法用。因为下面报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产出信息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有不确定性,他要保险。计委他知道他虚报,所以就核对,就要砍一刀。但基层知道你要砍刀,他们就会比原来多报的,还要多报一点。这个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有人说,现在计算技术不是很厉害吗?建立全国网络,把重点企业的数据直接给到国家计委。这个事情苏联干过,罗马尼亚也干过。苏联好像是七十年代把网络建成了,没成功。有人说苏联太大,但是罗马尼亚不大,也不成。这个问题没有讨论清楚,现在又来,说大数据之后就搞计划经济就有效了。

  关于政府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市场的决定作用,还有政府的作用。仔细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说清楚的,这句话叫:要更好地发挥。就是说过去发挥得不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场失灵,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发指令性指标。但是那些基本的,为什么市场有优越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没有讨论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时候,有的人抓住这几条,有的人抓住那几条,结果就没有办法讨论起来。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要首先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因为它是讨论本质性的问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写《经济学原理》,他说,把本质的问题抽象起来,观察才能深刻,结论才有一般性。因为本质是贯穿在各种的现象中间的,所以对本质问题研究清楚以后,观察的覆盖面就可以更快。否则只能就事论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无法把这个知识迁移到别的现象上去运用。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个方面,我们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是结构优化,就是纠正资源的误配,效率提高。另外一个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统一开放竞争,把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市场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一个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有推动力,这样才有可能创新。通过市场的这两个作用,比如说在“三去一降一补”上,就要通过两条,一条是通过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一条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些,也许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会比现在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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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CEIBS) 核心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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