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应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胡鞍钢 原创 | 2017-04-20 16:1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央企 一带一路 

 

  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与挑战

  (一)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共性问题

  随着央企“一带一路”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从企业内部来说,不适应海外经营的制度缺陷正逐渐凸显;从企业外部来说,风险识别、控制和规避等能力亟待提高。具体而言,央企的“一带一路”经营普遍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企业内部问题

  部分央企的激励机制缺乏设计,企业全局发展利益和部门、员工激励两者的不相容,导致部门和员工只关注自身利益,只重量不重质,损害企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现代企业制度在部分央企中建立的不健全,长官意志、行政化色彩浓厚,“一把手”说了算,决策缺乏科学性和商业理性。企业决策过程中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缺位,增加了决策失误的风险,进一步推升了企业损失的风险。

  部分央企没有根据自己的职能定位和比较优势开展经营活动,经营领域盲目扩张进入不熟悉、无优势的领域,核心竞争力不足,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战略布局造成影响。

  部分央企对项目所在国的体制、法律法规和社会人文环境缺乏了解,无法与东道国的政府、民众开展有效沟通,不能“入乡随俗”;另一方面,对项目所在国的投资机会和吸引外资政策等对信息了解不足,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2.企业外部问题

  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历史复杂,民族特征迥异,国家发展水平普遍相对落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较为突出,是央企经营的最大潜在威胁。西方企业在沿线国家地区有“先占优势”,抢先占据了优质资源和市场,且拥有更加丰富的当地运营经验。作为“后来者”的我国企业只能开拓非传统市场和地区,因此风险较高、回报不稳定。

  央企的海外投资审批周期较长,而人民币汇率近年来持续波动,使企业对外投资、并购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出口。政府主管部门没有建立协调机制,相同行业同质化竞争现象因缺乏限制和约束而加剧。央企对外投资和贸易政府主管部门也存在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缺乏协调等问题。

  1.基础设施联通类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采用“逐级审批、限额管理”的投资许可证审批制度和外汇管制,审批环节上繁琐复杂,对外审批和备案时间较长、监督过多、保障机制不完善。严格、繁琐、低效的审批使得企业常常错失海外收购并购的良机,给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造成了阻碍。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市场培育期长,面临境外投资前期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问题,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资金造成压力,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但效益很难量化。若东道国缺乏长远视野,则需要长期而深入的游说工作。西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在国际市场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中国标准“走出去”存在一定的困难。

  2.能源资源保障类

  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各国通过政治途径或立法途径限制非国内企业对本国能源资源行业的投资。而中央企业的国有背景使其在海外进行能源资源投资时往往受到更多阻碍和限制。资源能源聚集开发的特性,使央企都涌向热点地区和重点项目,造成了中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

  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融资难”“融资贵”极大地制约了能源资源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脚步。此外,国有企业对于海外工作人员工资发放受到相关规定限制,不符合市场机制的工资机制,造成诸多企业面临的人才困境。

  3.国际产能合作类

  产能、装备制造和服务类企业对信息的依赖更强,而我国大多数央企海外扩张属于单兵作战,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信息获取能力、处理能力和反馈能力有限。我国部分装备制造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企业往往只能被动适应既有国际标准,增加了企业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导致企业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

  此外,央企在研发上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企业创新能力相对薄弱,某些行业已经进入了低利润竞争与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恶性循环。

  4.经贸合作建设类

  中国企业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布局,容易导致投资规模过大、投资风险考虑不足等非理性的市场行为。部分产业园区缺乏未来的长远规划,对园区定位不明确或不合理,存在定位过高、产业过杂等现象。

  产业园区建设一般采用“一次性投入、再逐步招商”的方式,前期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周期长。可利用的融资方式有限、成本高、额度低,开发企业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资金的缺乏又会导致产业园区在配套服务和管理方式上跟不上,难以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入驻园区,使得园区难以通过租金、服务收入等收入弥补前期的集中投入,难以进入园区运营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国海外产业园区建设仍处于满足基本基础设施需求的初级阶段,硬件条件停留在传统的“五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咨询机构、融资平台、孵化机构等服务性的平台的软件配套又无法及时跟上,因此难以满足企业多元化的需求。

  结论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政府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和亚太地缘关系的深刻变化出发,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区域发展倡议。

  作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和国家竞争的主力军,从国际化经营角度来看,央企境外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占央企总体规模的比例持续扩大,经营形式和模式的层次、技术含量、经济附加值也随着经营规模的提升而不断提高。央企国际化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建设主要来自央企,集中在中国周边地区与交通和能源两大战略性行业。因此,中央企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者和主力军。

  央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面临着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共性问题与挑战,以及不同领域中的不同问题和挑战。

  例如,央企海外发展的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能力不足,对所在国缺乏详细了解,表现出明显“水土不服”。加上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风险突出,国内各项与全球化相关制度环境改革缓慢或停滞不前,都对央企进一步“走出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未来急需进一步转变经营方式,在政府层面建立协调与扶持机制,在企业层面完善管理与统筹机制,创新完善金融支持,加强合作意识,提高规划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央企应当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顺应时代潮流,从战略的高度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制定国家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大战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的新阶段。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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