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而言，是风险频发的一年，汇率问题、理财风险、借贷平台跑路的问题以及金融监管系统的腐败问题等等，有一些之前我们谈过，有一些未来也会在《陈功看大势》里谈。这些问题聚集在一起，就会显得金融安全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真正成功的金融改革，只能通过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来体现。人家的市场大幅动荡，我们的市场太平无事；别的国家，银行业出现了大问题，很多世界知名的大银行，过去一直是做老师的，结果却翻车出了大问题，生存都困难了，我们的银行体系稳健壮大，这才是真正过得硬的改革成就。
搞金融创新不要走火入魔
过去造成金融安全困扰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有一些金融创新盲目了。作为企业家，必须敢于走火入魔，否则无法成功；作为银行家，则必须有金刚不坏之身，谨防在金融创新上走火入魔，否则无法让人放心。
中国是一个高度强调创新的国度，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在金融领域有很多创新，在互联网应用领域也有很多创新。即使是别人的原创，我们拿出模仿后也会发展出不一样的“跟随式创新”，比如国外创新了网络银行，中国则雨后春笋般地创新出一大批互联网金融……
由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独特国情，很多借鉴来的创新都有很大的本土化“变异”，其中有些变化还很成功。不过，从技术角度看，互联网时代盲目追求互联网的应用，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以金融领域为例，从金融系统的要求看，它对安全环境的要求始终是闭环运行的，以往银行系统也出现过鸡鸣狗盗之辈，但因为银行是闭环运行，不会有大的问题，在内部就解决了，不容易演变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现在的互联网虽然声称在技术上“非常安全”，但从金融安全的原理上看，互联网金融实际上是将传统金融业的闭环运行，转化为了开环运行，向社会、向其他系统敞开了口子。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跨越！
陈功认为，现有的技术还没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互联网金融的服务者们和技术供应商们，更多提供的是一种口头保证。迄今为止，全球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做互联网安全的保障，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乱象，证明了安邦智库团队的担心确有道理。近两年，国内的互联网金融如野草蔓延。由于网络无远弗届和超越监管的特点，使得金融监管大大落后于创新的步伐，结果导致大量的互联网金融恶性事件发生。过去在非网络时代的非法集资，十几亿元就是足以杀头的特大案件；但在网络时代，涉资5、600亿的非法集资案非常容易，而且受害者达到数十万人！据官方统计，2016年全国新发非法集资案件5197起、涉案金额2511亿元，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犯罪分子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等幌子，从商品营销、资源开发、种植养殖等“实体经济”方向，向理财、众筹、期货、虚拟货币等“资本运作”方向转变。
汇丰控股是国际上堪称标杆的领先金融集团，汇丰控股主席范智廉最近在谈到金融风险时表示，认为未来不会再发生金融危机是天真的想法，而现在对于金融服务而言，头号风险就是网络风险。中外的例子都说明，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不论是银行家还是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创新都必须慎之又慎。
站在大金融的角度理解金融与政治
金融改革只是社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政策要建立在社会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受到社会变革或是改革的显著约束。所以所谓的“大金融”，既要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又不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过分的凭想当然来行事，这就是“大金融”的社会意义。
很显然，这里面有一些金融社会学的内容，当然还有政治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还有金融本身的一些议题。这是一个广义的领域，综合的系统领域，因此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和重要方向，这当然就有点超越了传统金融学的认识和理解范畴，需要信息分析的一些功力和知识。
有关“大金融”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索罗斯。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索罗斯对港元的投资兴趣。当时搞的非常紧张，风声鹤唳，亚洲各国的货币均出现了连锁反应，后来港府通过动用外汇基金，实际是拿出了卖地的钱，在香港的金融监管天才任志刚先生的领导下，反狙击成功，索罗斯离场，一场引发空前震荡的金融风暴渐渐停息下来。
索罗斯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看宏观，根据宏观走向确定金融操作。所以索罗斯非常关心宏观的问题，可以说比我们现在的官员，关心的还要多得多，他有专门的研究班底在做这些事情，而且这个班底非常富有成效。一旦发现宏观经济上出现问题，社会出现了动荡迹象，符合他的预设条件，他才会在金融市场采取行动。所以，索罗斯是典型的、专门看大格局的那种金融家。金融市场本身的那点事情，包括那堆数据，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发展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一旦发现了，那就是做空的机会来了！在世界金融市场，这早就是一个行业领域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发展，而不在于金融。
金融是鞋子，社会才是脚
社会决定金融，而不能反过来，就像是脚和鞋，没有削足适履的道理。
很多东西在人家那里都不错，但只要搬到中国来，就大成问题，结果令人头痛不已，甚至局面难以收拾，这是社会大环境决定的结果。以为人家那里的好东西，我们就要有，有了一定不错，那实在过于幼稚了，过于书呆子气了。我经常称自己为“中国的稳健派”，稳健是有原因的，这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
中国的社会发展实事求是的说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主要是由于三大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在转型为消费社会。但这种转型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心态远远没有跟上。看看中国的储蓄数据，看看中国的资本总量，看看中国人的消费热情，恐怕很难否认中国正在走向消费社会。因此大生产的那一套，就不太灵光了。用资本量来推动生产，但政策面上还不会玩消费，这是极为危险的。鞋子和脚不配套，怎么能不发生问题？
第二，中国正处于资本过剩的大环境当中。如果说要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一个清楚的定性，那么这个定性就是资本过剩。定性很重要，定性错了，一切就都错了。一旦确定是资本过剩，那么后面的很多事情，就是可以预料的，风险就是可以防范的。现在的资本大潮造成了很多的市场动荡，股市上下起伏，不完全是炒作和投机的问题，资本过剩，才是根源性问题。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重蹈大跃进的覆辙。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大跃进的政策失误，应该证明了这一点，但教训却没有被体制有效汲取，最后还是在城市化上面，搞了大跃进。造成各种社会成本的大幅上升，产业严重空洞化，这个仅靠宣传上嘴硬，死不认账，恐怕是不行的。搞实业的，成本重压之下，谁能活得好、活的滋润？个别地方据说搞的不错，实际也是以政府大幅度让利、让税来实现的，最后还是转化为了政府债务。转了一圈，还是会回来的。
对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很多政策官员不清楚，估计失误，金融政策失灵，却还不太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但真正搞“大金融”的人一望可知。
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抑制自己求新、求快的急躁心态。美国的金融创新是世界知名的，高科技设备和网络带宽早已到了千兆级别，但中国早已淘汰的手写支票，在美国家庭依旧普遍使用，这又当何解？“新玩意”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金融创新，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社会发展，才是金融业千古不变的真谛。
金融政策，必须走稳健之路，市场竞争可以争奇斗艳，但金融政策要是也倾向市场，走市场的新奇之路，那就低俗了，中国这辆车的前路就会充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