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发展日益电商化的趋势面前，再来讨论新型城镇化如何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电商正在催逼着农村大步向城镇化迈进农村电商提速城镇化
文/潘国尧
（公发于《城市化》杂志2017年第4期）
融合篇
农村电商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战略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今天都已经到了需要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网购规模是1800亿元，2016年达到了4600亿元，虽然跟同期全国网购市场接近1.2万亿元的规模比，农村网购还只是占了一个小头，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市场规模差不多翻了两翻，这个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日益电商化的趋势面前，再来讨论新型城镇化如何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因为农村电商正在催逼着农村大步向城镇化迈进。换句话说，农村已经提前被电商带进了城镇化的轨道，且几乎没有了回头路。因为自８０以后的几代人几乎都是在网络环境下长大的，即便其中会有一些年轻人留在农村发展，或者另有一部分年轻人会从城镇返乡创业，那也绝对不可能承袭其父辈和祖辈的农耕模式。
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虽然超市和便利店都开到了村庄一级，但是农村的年轻人与外界的沟通呈现多渠道的趋势，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也呈现城市化的特征。而乡村实体店无论是商品数量还是质量等都无法满足农村年轻一代的购物需求，网购成了农村年轻人主要的消费方式。而对于那些留守的中老年农民来说，商品价格又是其中非常有诱惑力的因素，他们网购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所以农村网购的快速崛起是有其现实支撑的，新一代农民无论是在消费方式上还是创业就业的追求上，已经快速融入了城市的节奏，这是倒逼农村城镇化的一股强大力量。当然，人的观念的融合并不等同于城镇化与农村电商的融合，如果在一些硬件投入上没法做到与城市接轨，农民最终还是会被城市化甩开的。
比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是地广人稀，农民平时去赶个集都要赶十几甚至几十里的路，不要说发展电商，就是以传统模式下乡的商品都还没法大量普及到村。在这种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方，农村集镇就必须担负起对接电商的重任，一些便民服务平台，包括快递下乡点、农产品收购点、游客接待点等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机构可能不像电商创业园那样具备一定的规模，起点高，但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品牌推广、物流集散以及对农民电商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供服务，使之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据地。
此外，小城镇建设也可以为电商发展打好扎实的基础。当前，农村网民的数量，特别是移动网民的数量不断在增加，包括宽带和WI-FI在内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无法满足农民的要求，或者农民可能在通信消费能力上尚无法与城市对接。
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用城镇化的思维来解决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引导农村城镇化的显著标志，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即便是在小镇周边的乡村，也早已是新房林立，道路四通八达，几乎都看不到城乡差别。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原先的小镇居民早于农民提前进入了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轨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融入了县城生活，原先镇上的旧房要么被出售，要么自然破败。这给了原先住在小镇周边的那些农民以进城填补缺口的机会，有的人可能因为做生意的需要或者上班的方便，选择在镇上购房或者自建房屋。
农民填补小镇迁移的居民，小镇居民填补县城居民，这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城乡人口互动的一种趋势。这种互动客观上加快了农民融入现代生活方式的节奏，因为人口一旦集聚，电信运营商开展业务相对更加方便，无论是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宽带业务的展开，成本都可以降下来，农民也就可以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同时，城镇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会深刻影响新进城的农民，比如网购，比如利用网络做生意等。
总之，农村集镇相比于原先散落的自然村庄更有利于发展农村电商。尽管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都有如何提高农民信息化水平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这些都是微观层面的努力，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还是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因为只有当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同一片互联网天空下工作和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发展。
「延伸阅读：农村电商的模式创新」
近年来，各地都加大了对农民对农村电商的扶植力度。作为新崛起的一个领域，农村电商得到了各级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支持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样，电商企业在城市的过度竞争也迫使他们眼睛向下，致力于“渠道下沉”，将农村电商作为他们的下一片蓝海。在政府和电商的共同努力下，农村电商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特别是在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方面，涌现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先进典型和模式。
遂昌模式
曾被马云称为农村电商发展“全国最好”的浙江省遂昌县，是信息技术带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典型，也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农民合力创造农村电商生态的成功之作。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全县总面积2539平方公里，山地占88.2%，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有703座全县人口仅23万。在这样的地方发展农村电商，一般认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目前在只有5万多人口的遂昌县城，却有1800多家网店，从业人员超过6000人，遂昌出产的大米在网上卖到了10元到20元一斤，最贵的甚至达到50元一斤。去年，遂昌网上农产品销售额已接近10亿元。
按照遂昌县委书记杜兴林的说：“遂昌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参与。在“农产品进城”方面，通过当地的农货“上行”平台——遂网，一端连接农产品的供货源——农村合作社，另一端对接当地开网店或做微商的城镇年轻人，将他们发展成为遂网的分销会员，帮助他们将农产品销售到一二线城市；在“消费品下乡方面”，通过当地的消费品“下行”平台——赶街网，依托每个村的商业小店，在店内划出8至10平方米的一小块地建服务站，为服务站配备电脑设备，培训店主做兼职服务员帮村民在赶街网上进行代购。同时，赶街网建立县级运营中心和从县城到农村的二级配送物流。
杜兴林解释说：很多县都有农村电商，但基本处于分散状态。遂昌政府则是积极扶持，同时也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会在关键时刻推一把后，把企业交给市场。此外，这个模式中还有农业专业合作社、电信、电力，甚至风投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
2014年7月21日，马云考察遂昌农村电商发展情况时说：“赶街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平台，是我见过最好的农村电商模式，让我很感动。农民能享受城镇生活，农产品要出来，只有通过电子商务，这是唯一一条途径。”
高淳模式
高淳区位于南京市南端，面积802平方公里，人口43万。高淳过去是生产化工的重点地区，但是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带动了农民致富，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被誉为南京的后花园和南大门，是世界慢城联盟授予的中国首个“国际慢城”。
高淳区农村电商的特点就是主打“抱团出海”战术，目前该区有两个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其中仙圩村主要依托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螃蟹网上销售。仙圩村入驻淘宝中国特色馆高淳馆的养殖户达246家，人口1349人，村民户占比31.9%，人口占比34.9%，养殖户占比70%；其中参与天猫固城湖旗舰店的212家，在京东开店的78家，占比67.8%；在1号店开店43家，占比37%。而跃进村则主要依托红森苗木合作社自主创建中国苗木网，实现苗木的网上销售、购买和即时信息查询。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仅2013年两村农民户均增收分别达1.9万元和1.8万元。
下一步，高淳区将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依托“南京馆”，以培育电子商务示范村为抓手，培育“一村一品”，扩大品牌农产品销售规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物流仓储设施，采用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建设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依托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青年开展网上代购代销服务，打通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下乡和农产品、特色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到2017年实现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全覆盖。推动“校企合作”，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开展农村电子商务统计监测，建设电子商务集聚区，在已有的青松合作社螃蟹溯源体系示范项目的基础上扩大溯源体系的应用规模，并在村级服务点同步建设产品溯源系统。
砀山模式
砀山位于安徽省最北部，是地处皖、苏、鲁、豫4省交界的国家级贫困县，因为砀山酥梨而闻名中外，有“中国梨都”、“酥梨之乡”之称；此外，砀山还是全国优质黄桃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12多万亩，黄桃罐头更是砀山水果产品深加工的典范。
砀山独特的资源优势造就了浓厚的微商从业氛围，也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动作为、群众踊跃创业的农产品电商发展之路。发展电商之初，砀山县出台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规定，成立了电商进村工作领导小组，在项目建设、宣传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监督考核等环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每年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电商发展。为了强化砀山人的互联网思维，政府积极组织电商知识培训，通过开展“扫盲班-提高班-实操班”的三级培训提高砀山创业农民的运营水平。
如今，当地的互联网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竟然反哺第一、第二产业，形成了农村产业发展中独特的“砀山现象”。由于酥梨、黄桃罐头等产品的出口量节节走高，带动了砀山仓储物流、印刷设计等相关行业的全面崛起，砀山的经济结构整体呈现出加产能、加库存的“反常”模式。电商的发展对于拉动当地经济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也为推动当地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迈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新疆巴楚县通过电商平台创新种植和包装运输走高端市场的“巴楚留香瓜”模式； 河南焦作孟州梦云的“电商小镇”管理模式；邮储银行山东分行帮助山东三星集团以电商思维打通企业全产业链的模式等也值得业内外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