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有严重错误

丁秋龙 原创 | 2017-05-16 20:08 | 收藏 | 投票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有严重错误
 
丁秋龙
 
茅于轼说,错误不可怕,就怕找不到错误,甚至怪错了错误。很多的经济大师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错误,例如马克思错误就非常严重,他提出消灭私有制度。经济制度有两种,一是不完全私有制度,公有私有制度,二是私有制度。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度,很显然要搞不完全私有制度,让天下的财富全部腐烂,越来越穷,实践证明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度是错误的。我看了钱颖一教授文章《云马口中的计划经济错在哪》,发现错误很严重,不过,钱教授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改正错误的。钱教授把自然经济当成为计划经济,使的钱教授的文章已经全部作废了。
 
什么是自然经济呢?就是不允许商品买卖,天下是个人,越来越穷,饿死上千万人,不完全私有制度,财富腐烂了更加腐烂了。皇帝,斯大林,毛主席,朝鲜都是搞的自然经济,根本不是计划经济。
 
一,皇帝搞自然经济,大屠杀
 
中国历史上15次人口大灭绝。清军平定南方的战争时期,相继消灭了李自成和张献忠2个杀人王,但老百姓的日子兵没有好过起来。满族在征服汉族的过程中,始终都贯彻一个方针:屠杀。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担心当地的百姓起来造反,就大开杀戒,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统统杀光,有约300万人惨死。清军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更是杀人无数。攻占扬州后,屠城数日,死者达80多万;在江阴县城,屠杀近20万人;嘉定,被杀者有60万人;大同城破后,全城上下18万人被尽数诛杀;在灭绝人性的广州大屠杀中,近60万人倒在清军的刀下!清军入关后的50年时间内,屠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清军入关后人以上!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杀戳。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2个特别混乱的历史时期,一个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各种战争不断涌向中华大地,先是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的战争,接下来是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混战。而后又是北伐战争和国共内战,再者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决战。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片净土。在偏远地区,土匪横行,天灾不断,百姓大量死亡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战争与天灾不断,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很缓慢。
 
二,斯大林搞自然经济,大屠杀
 
斯大林统治暴政时枪决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倍。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斯大林是暴君,他几十年的统治是暴政时,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仍把他称为“伟大的革命导师”。1963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发表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著名的“九评”,其中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历史档案解密公开,铁幕后面的场景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这些档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关注这些历史的人,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共34卷在中国出版,其中《关于苏联大清洗》和《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等专题,都提到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别是第30卷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镇压者的官方数字。报告中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那么,沙皇和帝俄时代杀了多少人呢?看看索尔仁尼琴先生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的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从1876年到1905年这30年内,共处死了486人,就是说,全国一年处死将近17人。索翁写道:“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镇压的几年内,死刑的数字陡然上升,震惊了俄国人的想象力,使托尔斯泰为之泪下,使柯罗连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义愤填膺:从1905年到1908年共处死将近2200人(一个月45人!)。”与前者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被处极刑的人数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与后者相比,斯大林每个月处决的人数是帝俄最残忍的年代的60倍。
 
三,毛主席搞自然经济,腐烂更加腐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还搞的自然经济,实行不完全私有制度,不允许商品买卖,越来越穷,饿死上千万人。这里可以用财富腐烂了更加腐烂来说明自然经济,不完全私有制度。“文革”不仅给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对中华文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当时包括孔子、岳飞在内的很多先人的陵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仅造成文物的大量毁坏,还彻底摧毁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敬天法祖的文化传统。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孔”。孔庙是祭孔场所,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孔府则是世袭“衍圣公”(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始于西汉)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府第,藏有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物。然而,“破四旧”开始后,首先遭到破坏的便是这里。  1966年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当时曲阜一中的学生为保护孔庙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拍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明代以前的碑都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孔坟可以挖掉。”有了“尚方宝剑”,当时的红卫兵胆子大了起来。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红卫兵一拥而入。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 “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其他历史上的名人墓冢,在这场风暴中几乎无一幸免。当孔子墓被挖后,当时的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很认可这一行为,公开称赞说“造反造得很好!”由此掘坟风迅速蔓延全国。诸如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都在那个癫狂的年份里被破坏了。当时红卫兵将清末名臣张之洞后人押到一所小学里批斗,然后又拿着皮鞭,迫使黑五类们挖开张之洞的坟墓。此时张之洞的尸骨并未腐烂,张家后人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红卫兵将之吊在树上月余,无人敢去收殓,最后被野狗吞吃。海瑞尸骸被抬上门板游街。
 
四,朝鲜搞的自然经济,越来越穷
 
在没去朝鲜之前,很多人就和我说过朝鲜。核心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朝鲜穷。穷到什么程度,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穷到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穷到七十年代,有人说穷到八十年代初。也有人说富的,说朝鲜的生活水平达到九十年代,这就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孔庆东。第二句话就是朝鲜个人崇拜很厉害。去的地方都是金日成、金正日工作、生活、战斗的地方,向伟大领袖学习,向伟大领袖致敬,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等之类。
 
朝鲜原有人口约2400万,连年的天灾人祸,致使病饿而死少了200万人口,现人口约为2200万左右。一个国家已经五十多年没有实质性的战争,而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因饥荒、疾病大幅度下降了10%,足以说明朝鲜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
 
众所周知,自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由金日成挑起的“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与韩国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实在是令其汗颜。以2007年为例,朝鲜的人均GDP是957美元,而韩国的人均值为19,624美元;韩国人均GDP高于朝鲜20倍。一直以来,乌有毛左派(尤其是孔庆东、司马南之流)为了忽悠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朝鲜经济落后于韩国的原因归咎于朝鲜土地贫瘠及自然资源匮乏,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不过是弥天大谎而已!其实,就朝鲜的经济发展客观条件与韩国相比,无论是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人均耕地、水力资源、森林资源或是矿产资源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最后,由于原来实行自然经济的国家,越来越穷,赚不到金钱,财富全部腐烂了,大屠杀,没有出路,很多国家只有选择实行市场经济,允许商品买卖,财富才能不腐烂了。钱教授的错误就在这里,搞不清楚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出现了很严重的错误,至今也不肯改造错误,我实在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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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丁秋龙,1968年生于江苏镇江,1993年误入经济学之门,被经济学大师茅老及时发现,茅老说,“顺着你的思路可以研究出一大片的研究园地,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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