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是走进死胡同
作者;张忠俊 电邮;zzj666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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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位中国学术大师关于法治的讲演，其中的大意是，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西方有法治传统,因此导致中国当前法制落后等等。
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吗？笔者对这位中国学术大师的言论有些怀疑，于是看了一些书，找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看了一下，果然历史事实跟笔者的初步判断一致。
中国唐朝的法治及执法水平堪称古今中外的第一流,唐太宗是将政权当事业的人,他一生的目标是建立大唐盛世,唐太宗与宋太祖两人一个将政权当事业,一个将政权当职业,一字之差结果大不同。
一,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一个辉煌的时代往往是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领先，唐朝在当时可是比现在的美国让人佩服。唐朝的经济在当时也比现在的美国强的多，文化艺术上的成就在当时也比现在的美国更让人佩服。
这就是唐以后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其实在贞观时期，由于唐朝初立，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所谓盛世仅仅是一个政治局面，在封建社会中，下层人总是困苦的，不管是文景之世还是贞观之世，也都无法避免。但人民的精神风貌比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要强的多。
二,政治清明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国和英国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治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严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三,开放国境
由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变得支离破碎。到了隋朝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民商来往不断，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贞观时期的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王朝，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采，唐朝政府还设立流所（和现在的使馆差不多），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四,分权制度,民主决策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
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就象他的学生）。
五,商业发达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唐太宗被各国各族称为“天可汗”,即领导天下的首领。
“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六,广开言路,选贤用人,唯才是举,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七,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国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八,言论自由,宽松文化创作环境,
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中，从没有一位诗人因为针砭时政而被抓，更没有文字狱这样的罪名。李白，
杜甫等诗人能取得那样高的艺术成就与当时开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文化上，唐代的诗歌艺术成就，唐代美丽开放的服饰等等。
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日本的「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很短，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唐王朝的历史任务。大唐历时约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制度文明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其次，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唐朝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总之，唐朝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强大的国防无不让周边震撼。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试问今日之世界，哪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唐太宗的法治水平？哪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唐太宗的政治清明？！
只可惜唐太宗的以身作则民主决策，政治清明建立法治国家的优良基因，并没有流传继承下来，真是民族之大不幸也！
近来，围绕着中国经济的继续深化改革，私有化派的学者认为，似乎只有私有化才是万灵神药，只有加大私有化的步伐，才有效率，中国改革才有活力。
国有化派的学者认为，只有做大做强国有经济，中国经济才有活力，等等。
笔者想问两派学者，难道私有化资本不逐利吗？难道国有资本不逐利吗？既然所有的资本都是逐利的，那么所有的资本都是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然所有的资本都是逐利的，那么就应该对所有的资本进行法治管理，一方面允许资本合理的逐利，一方面要制约资本去作恶。
既然要对所有资本进行管理,这就需要法治环境。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目前是全世界公认为最公平和有效率的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有两个条件，第一条确定产权，就是说要明确这商品是谁的。第二条就是公平交易，自愿交易，要做到这两条，必须要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
要确定产权要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如果没有法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的，我们现在就以确定产权为例，当时中国第一轮国企改革，由于没有法治环境，很多企业当权者钻了改革空子，将国有企业变成了私人的，当时的“郎顾之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当时在无法治环境的情况下，很多国企当权者都以改革为名，实际上都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私有的,国有资产落入了大大小小的老虎之口，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都集体失声，心中明白都装糊涂，只有香港的学者郎咸平仗义执言，说出了国企改革己剑走偏锋,落于虎口的中国现实。
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顾雏军被判刑，暂时扼止了大大小小老虎吃国有企业的势头。
郎顾之争后，笔者对中国体制内,外的经济学家,学术大师们多了几分怀疑。
当前,中国又一轮继续改革马上要启动,农村宅基地确权,林地进于市场，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通等等。
各派经济学家又重操旧业，一派认为一私有化一股份化就有活力，一派认为一国有化做大做强就有活力。
笔者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又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法治的环境，人类社会会回到丛林时代，谁拳头大，财产就属于谁。
没有法治，谁权大,财产就归谁，这哪是什么市场经济？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教训，今天不能再重演了，因为受害的又是广大农民和工人，无权者。
宅基地可是农民的保命地啊！
那什么法治呢？第一个法是有法律,制定法律，法律要管的主体是政府官员，然后才是全体人民，首先要将官员装进法律的笼子里。
作为人,谁都不想被管，让不想被管的官员去制定法律，那办法太多了，1949年后,中国人在这方面太多创新，太多智慧，这方面笔者不想多写，你懂的，
第二条，依法治理社会这个层面，程序更多,情景更复杂，名堂更多，所以要实行法治，要做的工作太多，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但不实行法治，只能是走进死胡同。
愿上天保佑中国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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