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指在不影响社会再生产不断循环和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理论上而言，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最优化之间并不是可以同时自动实现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以下几种关系：
（一）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并不能自动实现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在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虽然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可以为居民提供丰富的可供分配的物品，但是，其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理论上而言，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扩大是由于多种产品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产品生产来看，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条件下的产品生产与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并不是自动的匹配关系，由此决定了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并不能通过最优分配的方式，为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提供产品支持。具体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以数量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下，虽然一些生产规模能够快速扩张的产品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并不一定符合居民的消费需求。例如，在一定生产条件下，一些传统行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会使这些传统行业的产品供给出现过剩，而满足于居民需求的其它产品生产却由于社会资源过多地用于传统产业，而导致供给不足。在此条件下，虽然社会生产实现了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但是受产品生产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不匹配的影响，社会很难通过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
理论上而言，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社会生产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导向的，但是，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生产，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其满足全体居民消费需求的生产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其实际上是在承认既有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条件下，根据市场需求所进行的社会生产，由于居民之间在生产要素占有数量上的不均等，由此导致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生产，其生产的产品只会满足于那些在生产要素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居民的市场需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随着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不断扩大，由于居民之间在生产要素占有量上不平等，从而会进一步拉大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导致社会生产更多地满足于那些在生产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居民的消费需求。就此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社会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最优化。相反，如果没有国民收入再次分配的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居民在生产要素占有上的不平等，随着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不断扩张，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优化之间也不是一种自动匹配关系。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虽然居民在生产要素占有上相对公平，但是在追求生产可能性边缘快速扩张的经济发展目的作用下，各种产品生产所导致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快速扩张，并不能达到自动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目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社会生产追求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快速扩张，那么，社会生产就会可能更多地偏重于投资品的生产，而忽视消费品的生产，由此导致一定时期社会可供分配的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之间失衡。在重积累、轻消费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不断扩张的模式下，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
第二、在追求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下，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以既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社会产品价值总量的不断扩张为主要目的。理论上而言，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以社会价值总量不断扩张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其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最优化的发展目的。
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而言，虽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生产要素占有不平等的条件下，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并不能改变既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主要表现为一些在生产要素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市场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决定了以追求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不断扩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那些在生产要素中占据较多份额的居民的需要，从而使多数居民并不能在当期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扩张中通过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来实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从经济实践来看，在生产要素占有不平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有效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那么，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不断扩张，将使社会生产在实体经济领域更多地偏重奢侈品生产，在虚拟经济领域更多地偏重于满足价值追求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实现价值追求的最大化，其一方面表现为金融产品定价的杠杆效应，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金融市场搏弈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再分配。
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并不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程度较大时，以价值作为表现为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可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一是政府利用其所拥有的货币发行权，通过不断扩大信用货币发行规模的方式，来实现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其主要表现为以GDP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在这种以货币发行作为推动力的GDP扩张模式下，由于市场主体在获取货币的机会以及占有货币数量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公平，由此导致在以货币发行所推动的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扩张中，市场主体在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国民收入分配上是相对不平等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由货币发行所推动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其自身并不能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
二是通过资源货币化的方式，扩大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在这种生产可能性边缘扩大的模式下，一些拥有较多自然资源的市场主体在实现的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当期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以自然资源货币化为推动力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扩张模式下，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并不能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
三是通过政府控制的资源、货币等优势，通过增加投资以及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方式，实现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在这种模式下，那些拥有较多货币和资源的市场主体以及参与投资的组织者，在当期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一方面决定了在以投资为主导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扩张的模式下，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并不能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另一方面，由盲目投资所导致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行为，会导致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虚增，其在很大程度上对国民收入分配质量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
四是在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最大化生产模式下，为了追求生产可能性边缘价值形式的最大化，一国可以将国外的需求作为扩大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一个重要手段，依靠对外出口、扩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缘在价值量上的大幅扩张。理论上而言，在国际信用货币经济条件下，通过出口的方式虽然可以获得以外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增量，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进口，那么，从使用价值形态分析，在进出口差额所引致的贸易顺差不是出口商品利润结余的条件下，出口实际上等同于出口国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组合生产的使用价值形态产品的一种单边商品输出行为。就此而言，在出口导致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扩大的同时，以使用价值作为表现形态的生产可能性边缘却是相对收缩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以出口作为推动力的扩大价值总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条件下，可供国民分配的使用价值形态产品，不但不能随着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增加，反而随着使用价值形态产品的出口，使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使用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总量上不断缩小。由此可见，在以出口为主要推动力的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不断扩张的模式下，如果不能做到进出口基本平衡，那么，通过出口方式导致的以价值作为表现形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缘的最大化，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最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