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利现象绝对不是个案、绝对不是特例，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是遵从了某种规律的产物。那么，这种现象遵从了何种规律呢？我们只要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昔、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但在两个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同时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规律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予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政治威权+经济自由化=后发国家的正确之路。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或想象）的，民主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事实反倒是恰好相反，巴罗的研究显示，如果已经获得了适度政治自由的地区，更多的民主只会遏止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某些非民主地区却会因此而令其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进而在经济繁荣的促进下，令其变得更加民主。
当然这也并不足以说明，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就是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最近几十年来，固然有一些威权统治者能够使他统治的国家经济运行良好——譬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等；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威权统治者更多——譬如海地的杜瓦李艾家族、伊拉克的萨达姆、朝鲜的金氏家族、缅甸的军政府及众多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统治者，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们。
那么，什么是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特征呢？这类国家和地区的典型莫过于智利。
智利故事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了“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在选举中阿连德斩获了36.2%的选票，而前总统、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Alessandri）则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虽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按照智利当时的宪法规定，如果没有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票数，那么就需要由国会从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得票最高的候选人，然而也有例外。譬如1958年，国会就选择了在大选中获得31.6%选票的亚历山德里，而不是得票更多的阿连德。在经过各政党之间几轮的谈判磋商之后，智利国会最终还是选择了阿连德，条件是要他签署一个“宪法承诺条款”，保证尊重并遵守智利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
综合熊彼特和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所谓的民主，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中，一种提供法定机会，可定期更换施政官员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居民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对竞选政治职位者的选择来影响重大决定的一种社会机制。加塞特在谈到民主时亦指出，民主所关注的是，谁来行使公权力，其答案是全体公民。李普塞特则在此基础上将其条件进一步具化，他认为所谓的民主至少包含如下3个条件：
A、指明何种制度——政党、新闻自由等——是合法的一套政治准则或一组信条；
B、一套在职的政治领导人；
C、一套或多套获得承认争取当选的领导人。
于他看来，如果一种政治制度不具备一套容许和平“运转”权力的价值体系，民主就会成为无秩序的[1]。
参照以上定义和具体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说的是，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之前的智利，无一不符合民主政治体制的标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均陷入了严重的混乱（这一点也为巴罗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果已经获得了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就会遏止增长——提供了实证支持）。造成这种局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阿连德这个对穷人满含同情心的左翼领袖，不顾国情、不顾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不顾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生产关系总是同当时他们的经济力量所具有的那个生产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是生产制度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纯粹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他们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地，人的意识本身则是依赖于它们的存在[2]——的教诲，而强力推进他极富共产主义特色的社会经济改革。
就职后，阿连德开始大规模的推行被他称之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内容包括进行大型工业（铜矿、银行等）的国有化，彻底改造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教育系统，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前任总统弗雷的土地改革。由于当时智利宪法规定，同一人不得“连续”担任两届总统，每届任期为六年，这可以解释阿连德为什么要那么迫切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于他和当时的左翼而言，要想使他们的事业得到继承，他们不仅要在任期内很好地组织起这次社会经济的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务求获得成功。
阿连德政府的具体措施包括：开征“溢利税”，延期偿付外债、对国际贷款人和外国政府的债务不予偿还，提高工资、同时冻结物价。其政策的中心是土地改革，这一改革在前任总统弗雷执政时就已经进行了。弗雷政府没收了全国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易于接管的财产，而阿连德政府的目标是没收所有超过80公顷且有基本灌溉的土地。此外，阿连德希望通过实施国有化的企业或者公共工程项目为穷人们提供工作机会，以此来改善最贫穷国民的经济社会福利。
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在其经济部长奉行的扩张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经济状况一度十分喜人。该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8.6%，工业增长更是达到罕见的12%。同时，通货膨胀率也从他上任前的34.9%降至22.1%，失业率也出现明显的回落，至3.8%。
然而，这种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肆意破坏私有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行为，很快就得到了规律的回击。随后的一年，即1972年，智利的通货膨胀开始急剧恶化，从前一年的22.1%迅速的冲高至140%，且表现得无法控制。与此同时，出口下降24%，进口上升26%。面对这种局面，政府的应对之策不是从提高企业和商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和控制货币增长着手，而是采取一种古罗马帝国时期迪奥克莱汀大帝的——冻结物价——这样一种愚蠢的办法。这一政策使得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的价格飞涨，超市货架上也看不到这些基本货物了。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3]。虽然阿连德在1970年和1971年数次提高工人工资，但都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吞噬。智利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与工资上涨相匹配的改善。
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这让民怨持续累积。1972年10月，阿连德上台后的第一波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终于爆发。大量的卡车司机和小商人，及一部分职业团体和学生组织走上了圣地亚哥的街头。这场大罢工持续了近一个月，这令本已受沉重打击的智利经济雪上加霜。好人阿连德都为此担忧得心脏病发作了。
早在1971年1月17里，阿连德就公开说过“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那么，他是谁的总统呢，是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阶级的总统。但到1973年春天，他所代表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也开始不满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他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为此，阿连德回应说，矿山都已经收归国有了，工人不就是矿山的主人吗？你们怎么能还要求加薪呢？然而，飞涨的物价令矿工们的政治觉悟让位给了他们那饥饿的肚子，他们为了对抗该死的通货膨胀只能继续罢工。糟糕的经济状况，让他失去了他所赖以上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
这一点又为巴罗研究所得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决定是在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后这个发现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这样一种制度有利于实现资源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但是它却是以降低投资激励、减少就业和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的[4]——提供了佐证。
是的，如我们在前面所论的，好心肠并不总能结善果。纵然阿连德忧国忧民导致生病，但这无助于生产出更多的面包、无助于让通货膨胀稍微地下降……社会经济反倒更趋恶化。他那过于激进的政策，逼得像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也不得不一步步右倾，直到昔日的这个非正式盟友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自此，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矛盾陷入僵局。此外，最高法院亦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
这种混乱的状态，给军人们提供了机会。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基于历史经验，他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和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的立场。他一直认为“军队才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但事实却是，1973年9月11日清晨，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还不到1个月的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这些将军们命令军队开进首都圣地亚哥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并将民选总统阿连德杀死。
从民主的定义和标准来看，智利从此由先时的民主国家彻底退化为军事独裁国家。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对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采用暴力镇压，一些非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反对政府的民主人士也遭到迫害。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17年间，有多达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而2004年，由“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而这其中有多达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威权主义者皮诺切特镇压异己者的惯常办法就是严刑拷打。正是在这样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智利人不得不逃亡到异国他乡。以现代视角的文明和民主、自由来看，皮诺切特无疑是野蛮的——排除异己，肆意践踏人权，这些不良记录可谓罄竹难书。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威权者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智利的社会经济状态却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这显然与奥尔森的结论——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根据字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奥尔森的这一结论表述为，威权主义不利于经济增长——是不相符的。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80年代被其他拉美国家普遍称为“失去的十年”。但于威权主义统治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却恰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的经济保持了强劲且持久的增长。米尔顿.弗里德曼将其称之为“智利奇迹”（The miracle of Chile）。
这一事实也再次表明，民主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在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下，国家也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讨论，包括独裁在内的威权统治亦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威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独裁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呢？
正如事后验证的，这种现象跟这位独裁者所奉行的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政策不无关系。阿连德的口号是“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模式的社会主义[5]”。事实上，阿连德并不是教条的、死搬硬套列宁、斯大林理论，而是杂糅、融合了西方民主政体。正是这种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其治下智利在政治上保持了原有的民主、多元，但在经济上却完全践行着计划经济的那套——国有化、中央调配[6]。而皮诺切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政治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但在经济领域则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的践行者。
他之所以走上经济自由主义这一道路，一群被成为“芝加哥男孩”（Chicagoboys）的年轻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事件的当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引述Rosett的话写道“那些从芝加哥大学返回智利的学生，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参与政变的）将军们。[7]”
在开头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些将军们忙于对异见者的屠杀和对权力的争夺，而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就更不用说这一方案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镇压和杀戮之后，皮诺切特将军终于有兴趣来关注经济问题了，但一开始他也只是信任他手下的军人，于是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军人们来负责。这些武夫弄弄枪、杀杀人还行，但要他们治理经济，真可谓是找个杀猪的来绣花一样，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从1973到1975年，通货膨胀一路飙升，危害变本加厉，再加上世界性经济萎缩的严重冲击，导致智利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这这种情况下，皮诺切特才记起那份经济方案，于是找到了“芝加哥男孩”，并请这些“男孩”中的豪尔赫.卡瓦斯（JorgeCauas）、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等人出马，到他的军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土地部长等要职，以此来全面负责智利的经济改革。
但在根深蒂固的国家干预思潮下，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军人们不满意于现状，但对于他们的改革却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们于1975年3月，将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弗里德曼从美国请来，目的就是为智利的那么决策者和工商业巨头开讲座，进行洗脑教育，好为他们的政策的开展提供意识的基础。米尔顿.弗里德曼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前往智利进行了为期6天的公开研讨会。在这段时间里，这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宗师，配合着芝加哥男孩的方案，大力宣扬他的“休克疗法”，建议执政者的经济改革不要拖泥带水，而应大刀阔斧，譬如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此来刺激本国产业在竞争中成长和壮大，以此来激活经济。他特别强调，面对问题，执政者应该要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弗里德曼公开承认，采用这种办法，于短期而言，肯定会付出代价，如通货膨胀也许不会立马下降，但失业率却必然会上升。但正如戒除毒瘾一样，熬过了痛苦期，经济将会就此重生。
在会议中，皮诺切特与这位自由市场主义者有过一次长达45分钟的讨论，正如弗里德曼自己在笔记里所记录的：“他（皮诺切特）对休克疗法非常有兴趣....除此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他本人和政府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强调并催促我在访问结束后，为他写一个意见备忘录。”
过后，弗里德曼也的确于其返回芝加哥大学之后“写出了我的看法[8]”。他的看法是认同那些芝加哥男孩所得出的结论。弗里德曼认为他们这些被军政府邀请前往智利的学者的真实角色就是去审核芝加哥学生的结论，盖章并予以批准。“后来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并且向公众和军政府推荐了这个办法。[9]”
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是打破原有的一切条条框框的约束，发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他们走了一条与阿连德截然不同的路线，这包括采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同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因为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因此这也是结束通货膨胀、恢复经济至关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了全面的私有化改革。同时，降低部分税收，还废除了最低工资制和取消工会权利。由此，皮诺切特开创了智利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纪元。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下，智利经济迅速恢复，并表现出强劲增长。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980年代的不到10%。而1976-198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也迅速上升，而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从1973年起到1995年，在这22年里智利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婴儿死亡率从6.6%下降到1.3%，而人民的预期寿命则从64岁大幅上升到73岁。进入21世纪，智利也长期保持着5%的稳定增长，该增速远高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智利人均GDP更是跃居拉美世界的第一位。到2010年时，智利正式加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由世界经济论坛所编制的“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指数”每年更新一次，2010年，智利排名世界第30位，在拉丁美洲排位第一，将第二、第三、第四的巴拿马（第53位）、哥斯达黎加（第56位）和巴西（第58位）远远抛在脑后[10]。
但对于这样的经济奇迹，弗里德曼却认为智利的情况只是一个例外，属于个案范畴而不具有普遍意义。于1982年1月，发表于《新闻周刊》的一篇题为《自由市场经济与将军》的专栏文章里，弗里德曼就再次指出智利的经济奇迹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
智利不是个案
那么，智利这种于威权统治下所实现的经济的高速增长真的只是个案？真的只属于特例范畴吗？基于1960年至今的跨国经验来看，得出的答案会跌破那些讲究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中的知识分子的眼镜，因为结论是否定的。
在同属于拉丁美洲的秘鲁也曾上演了几乎相近的一曲，唯一不同的是，造成混乱的不是像智利的阿连德这样的民选政府。1967年胡安.弗朗西斯科.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Francisco Velasco Alvarado）任陆军司令兼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主席。次年10月3日，他领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F.贝朗德.特里政府，建立军政府，并自任总统，直至1975年8月29日被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发动的政变推翻。
在其执政的这7年时间里，这位亲社会主义的军事强人，通过其威权统治强行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而这些政策跟他的社会主义盟友阿连德几乎一致，即以没收地主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征收外资公司、实行经济干预以及扩大国营企业规模。其目的旨在于通过收入再分配，以此来维护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阶级的利益，和摆脱对发达国家的过份依赖，但最终收效甚微[11]。贝拉斯科的政策再次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命题即非民主的威权统治，亦非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
其后，贝拉斯科被他军政府的总理兼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政变推翻，并于5年后还政于民。在政治上他的遗产被他的继任者们所抛弃，但在经济方面，他的政策大部分却得到了继承，且一直持续推行到1990年代，直至阿尔韦托.藤森上台。
正是由于贝拉斯科和他的继任者在政治经济领域上的折腾，到藤森刚上台时，整个秘鲁可谓经济凋敝、政局动荡、百废待兴。面对困境，藤森决定迎难而上。上台后为推进他的推土机战略，他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解散议会，撤消最高法院、重点整顿办事效率不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强行推行改革。此举遭到西方国家的非议，认为这是“独裁”。但正是这一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秘鲁的通货膨胀率奇迹般地从17000%降到10%以下，经济增长率竟然高达13%，而社会治安更是大有好转。与藤森执政前连续16年的游击战和满目疮瘦的国民经济相比，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奇迹。
秘鲁的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与藤森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有着莫大的干系。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新政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参与经济活动，政府的作用仅局限于促进经济活动上。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藤森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使政府的精力从经营管理亏损的国有企业中解脱出来，转向市场经济的健全与促进。
事实上，在这50年时间里，于威权统治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仅只是智利、秘鲁二国。在拉丁美洲，它还包括巴西；而在欧洲，它还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至于亚洲，它还包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于这样的案例，我们还可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由霍亨索伦王朝的皇帝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和由明治天皇统治下的日本。从这里可见，智利模式显然不只是一个例外、不只是个案，反倒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现象。当然，这一结论不免会让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士为之诧然甚至不解，政治的上不民主，怎么可能实现经济的自由呢？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那种完美关系。不是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只有政治实现了民主，才能够实现经济的自由。事实是，有时候情况正好相反，因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一位独裁者固然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同样，一个民主政府也完全可能拒绝自由主义而进行治理。[12]”是的，阿连德的民主政府和皮诺切特的威权专制政府的表现的确说明了这一点。
从政治学意义而言，有些国家和地区，譬如阿连德治理下的智利无疑是民主的，但经济上却是不自由的。此外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改革之前的印度亦是如此，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撒切尔夫人革命之前的英国也出现这种情况。而另一种可能是：政治上是不民主的，是威权的，但其经济却是大体自由的，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属于这一类型。此外，法西斯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皇权统治时期的德国、明治维新而始至二战战败为止的日本，哪怕按照最不严谨的民主定义来判断，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划归为民主国家的范畴。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国家无不于经济上实现了高速且可持续的增长。
是什么推动了经济增长
从这里我们可见，智利现象绝对不是个案、绝对不是特例，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是遵从了某种规律的产物。那么，这种现象遵从了何种规律呢？我们只要仔细探究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昔、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但在两个方面却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同时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了这一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规律如果非得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予以表示，大概是这样的：政治威权+经济自由化=后发国家的正确之路。
对于这一观点，弗里德曼显然是持反倒意见的。他始终坚持认为，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只可能发生于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为此，他于1982年甚至预言智利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因为，于他看来，“军队实行等级制，其人员注重传统，有的人发号施令，有的人服从命令。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市场正好相反，它是自愿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座右铭是讨价还价而不是服从。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1]”在他看来，威权主义政府的基本结构和内在精神，是与自由市场不兼容的。因而，对于经济自由的政治后果，他只能寄希望于奇迹。在他看来，人们不能证明，栖身于政治不自由框架中的经济自由，能够自发地拓展政治自由的空间，相反，自由市场反而可能会被僵化的政治安排所扭曲。
显然，于他看来只有民主国家才能确保经济增长。弗里德曼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于，将问题静态化处理。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可能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估计不足或过于悲观。不能以动态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问题：经济持续增长，增加了国民的收入，因而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进而提高了教育。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层阶级的眼光开始学会长远，随之而来的是其政治观点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接近渐进主义。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低层阶级得以向上流动，进而使得中产阶级集团本身的规模得以日益扩大。一旦中产阶级集团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日益自信自己有能力促进和巩固自身利益。这自然会对人民的政治权利、自由产生积极地作用，进而可以让自由市场经济在以中产阶级主导的时代里得到持续。
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李普塞特、亨廷顿、巴罗的认识——经济繁荣有助民主的实现——这一观点明显要深刻过弗里德曼。截至目前为止，除了新加坡以外，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包括智利、巴西、西班牙、葡萄牙、韩国、中国台湾在内的这些威权主义统治下，经济得以高速且具有可持续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均先后实现了向民主政制的和平过渡。这也再次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李普塞特们的观点的前瞻性和真理性。
事实上弗里德曼也曾暧昧地承认了这一观点。在其于196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里，第一章就是讨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的。他写道：“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2]”他为此不得不承认，有关智利经济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自由市场为通向自由社会打通了道路。
本文摘选自本人最新出版专著《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第三章第二节《那些成功的威权国家》。本书在部分图书销售平台已经上架，如有兴趣进入亚马逊网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