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开放已经延续了近四十年。
如果说前20年（1978-1998）为改革开放的初期，其最大的收获是消灭了短缺经济，解决了普罗大众的温饱问题，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改革虎头蛇尾，惯性思维及僵化的体制导致改革成本居高不下；
之后的20年（1998-2018）为改革开放的中期，这一阶段最大的成就是强化了国家权力对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并借力资本市场强化了对财富及资源的配置，因此加速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强势推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强势投资推动导致全面产能过剩、加速了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并造成全面的“财富分配及发展机会不公”，中低层民众埋怨情绪激增，国家治理的成本及风险持续攀升。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大约20年（2018-2038）姑且称为“后改革开放时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困难更大、任务更艰巨、回旋余地更狭窄。既要设法消化改革开放初期、中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夹生饭，策略应对和化解社会及经济各个层面日趋尖锐的矛盾及利益冲突。
因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将拉开中国“后改革开放时期”序幕，并可能在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全面出台“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谋划及重要策略。
那么，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期，从“优化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将如何“有所不为有所为”？如何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各个层面矛盾日趋尖锐、纵横交织的趋势下，运筹出台大政方针呢？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人士，如何判定和把脉十九大之后中国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脉络及必然趋势”呢？
从政治体制层面看，鉴于历史惯性、特殊国情、国际环境及各方面矛盾及利益冲突的日趋尖锐，只能采取统一思想、严加管控、收放有度的政治策略，继承和发扬实践证明十分有效的、万无一失的强势管控策略，首先从党内进行思想、态度及行为层面的清洗病垢，然后统一意志、听从号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后改革开放时期体制内有规矩、有秩序的作为，以此保障执政的安全和稳定。
从经济层面看，一方面，将探讨和实施“国有大财团”面对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趋势的“软着陆”策略，策略推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融合，并借助资本市场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对于民营企业继续采取全面开放竞争领域、优胜劣汰、自生自灭的发展策略，政策层上“不紧不松”，因为民营资本的趋利特征，自然会保障对十多亿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品的供给，奠定国民经济运行基础。当然，保底策略则是严防金融危机。
从社会发展层面开，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硬任务是：归还历史欠账---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分配制度不公的欠账。因此，不惜代价强化生态环境的修复及治理、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政策的修复将是一项持久而又艰巨的改革任务。很显然，“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将是中国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样板。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后改革开放时期不能一举成功，则整个五六十年的改革开放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满盘皆输”。但愿不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否则，亿万民众会背负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负担，而且内心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