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改革应“不忘初心”

傅子恒 原创 | 2017-08-30 18:09 | 收藏 | 投票

 

中国经济年初以来各项增长与效益指标回暖、尤其是二季度以来增长略超预期的表现,引发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一轮景气复苏的讨论。

 

从数据指标来看,上半年GDP增长达到6.9%,明显高过2016年的6.7%,投资、消费、进出口同比都似乎出现了拐点,而物价指标控制在2%以下的水平,就业形势稳定,呈现出多时少见的经济加速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胀的良好局面。从企业效益指标来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22%,远超过去年同期个位数的对比指标。与数据指标的好转相对应,国内与国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在逐步升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内三次发布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景预期转趋乐观,国内经济界也开始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笔者认为,如果仅从上半年数据表现,短时期内经济波动出现了好转迹象,因时间尚短,似乎尚不足以作出明确的趋势性定论。基于政策与宏观数据指标的一些变化,稳妥一点说,可以认为,处于长期增速换档“新常态”之中的中国经济新的一轮复苏,在政策努力以及内外部形势交叠之下,初步露出一线亮光,但基于上半年拉动经济长的因素进行判断,断言经济增长已经步入自发生成的新增长周期阶段,似乎还为时尚早;换言之,中国经济出现各方所期待的、高质量的、真正的“内生性”复苏增长,尚需要政策等各方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

 

经济增长的增量贡献主要在于政策摧升

 

有几个论点支撑笔者的这样一个判断。

 

首先,分析中国经济年内走势与拉动经济增长的逻辑因素,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量贡献部分主要是在于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有形之手”推升,而需求增长相对迟缓。政策效应首先体现在投资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37409亿元,同比增长8.3%,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加快,其中,国有控股投资123013亿元,增长11.7%;民间投资204640亿元,增长6.9%,这一数据显示拉动投资增长的动力主要由政府所主导,回顾去年三季度之后,国家发改委为对冲经济下滑的冲击核准了一批重点基建工程项目,这些项目投产之后于今年首季开始影响经济指标,今年1-7月,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0.9%,稳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

 

另一个投资重要构成项目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低于预期。在房地产行业实行地域差别政策、中心城市明显加大控价力度的背景之下,1-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59761亿元,同比增长7.9%,增速比1-6月仅仅回落0.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三四线城市消化库存的“去化”政策促成了价格涨升,这些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对冲了一线城市的投资下降。1-7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68461亿元,同比增长了18.9%房地产开发投资好于预期的表现稳住了投资基本盘,使得原本计划是为了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而扩大的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得以更加明显的体现,其作用使得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了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不同行业的景气波动与企业效益的结构表现,则更能说明“有形之手”的推升作用。先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0%,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8%,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6%,集体企业实现利润增长4.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长18.9%,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长14.8%数据显示,更多承担与落实政策功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贡献居于首位。再从行业景气差异来看,高景气行业主要集中在煤炭采选(上半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7倍)、采矿业(上半年同比增长13.4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96.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52.7%)等少数上游原材料生产行业,呈现超强苏复的特点。这些行业效益好转的一个同共特点,即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促动的“市场出清”。对比而言,上半年制造业利润总额32051.7亿元,同比增长18.5%(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8.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5.4%,汽车制造业增长11.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9.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7.1%)。这些数据显示需求端增长虽然也出现好转但相对温和和多,与上游产业利润的增长幅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与之反向形成对比、以及可以印证行业效益增长主要并不是由需求拉动所致的例证,是供给侧改革一时还没有政策强力推进的行业如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8.2%,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仅分别增长6.6%5.1%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稳定作用同样的明显的。去年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7年度货币政策基调是“稳健中性”,年初阶段,在积极财政导下之下的投资效应不断释放的过程中,以金融部门 “去杠杆”以及强化监管与整顿市场秩序为标志,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逐步向“中性”飘移,市场短、中期利率重心的不断上移。而在2季度至年中阶段之后,央行对流动性的重新朝向“稳健”方向进行反向的节奏调整,市场可以明显感受到流动性状况较一季度有所放松,利率重心上移的表现以及预期被逐步打破而重新步入稳定,为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稳定表现提供了契机。

 

从经济结构来看,一个积极的信号是,1-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速度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1-6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2%,同比加快3.4个百分点。这些数据的表现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粘性”与部分的回旋空间所在,整个服务业的效益提升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宏观结构的调整改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投资的总量与结构表现相对,上半年消费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而进出口环境的改善带来了明显的增量贡献。 1-7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与去年同期10.3%的增速略有提升;1-7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5%,而去年全年这一数据是同比下降0.9%

 

上述一系列的数据都在提示,除外贸数据由于外部需求明显增加所带动之外,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指标改善的增量贡献力量,主要在于由政策推动的“供给”层面,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投资超预期以及上游部分原材料行业边际景气大幅提升所带动,而主要并非源自基本需求层面的显著改善。

 

这个初步的结论也可以从最近的月度数据指标变化进行印证,国家统计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上游原材料价值涨幅收窄影响,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4%,月度环比回落1.2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生产指数月度环比增幅均有比较明显的回落。虽然单月数据尚不能断言出现趋势性逆转,但数据的波动至少说明中国经济增速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尤其上游原材料价涨升带动的部分行业的景气度,其持续性与合理性受到质疑与忧虑。数据的结构表现预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除了依靠政策有形之手在“供给出清”层面进行“推动”之外,尚需来自市场自发层面的“需求复苏”进行“拉动”,方能迎来真正意义的新繁荣周期。

 

在结构优化中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新动能

 

缺乏有效需求支撑的经济增长“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而依靠政策推动的增长有积极的效果,其中也有不合理之处。一个较为明显的事实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着力点之一是对传统过剩产业“去产能”以及宏观调控,而去产能导致的部分基础原材料的价格涨升带,带来了这些行业长期以来低迷生存环境的改善;同时,基于需求没有明显大幅改善的事实,基础原材料的价格涨升无法被下游行业很快全部传导与转移,这在客观上带来了全社会宏观价格体系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更节约地使用,改进传统的对资源的粗放利用,尤其在稀土、小金属等战略资源方面,这种价格涨升有着明显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笔者也需指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过剩产业,比如钢铁、电解铝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其价格过度的或者持续的涨升如果“矫枉过正”而由过剩产业重新步入紧缺,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局面就需要警惕与极力避免;这从一个侧面也似乎可以看出,上半年依靠部分传统行业去产能释放出的增长动力,回到了传统增长的老路,缺乏合理性,并不是市场所希望看到的高质量的结果。

 

很显然,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摆脱对传统产业、对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需要寻找与培养新的增长动能。这其中,传统产业增长动力源需要优化,防止浪费与资源的粗放利用、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是需要政策功能发挥的着力的点;中国城镇化进程远未完成、中国幅员广阔的国土与梯度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众多基础设施需要“补短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或者集约优化(对发达地区而言),为全社会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继续提升广阔空间,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相对长期内能够保持中高速水平。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方面,依靠科技创新、互联网+等协同推进的对传统产业的内容与边界重塑,各种新经济业态的孵化、培育,需要政策长期的、持续的积极加持,需要更广泛范围内的解放生产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这也是“侧给侧结构改革”的初衷,涉及劳动、资本、技术、制度与管理创新等各个层面,改革显然需要不忘这一“初心”。

 

由此回到关于中国经济新周期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经济运行的既有轨迹与所处阶段,劳动与人口、土地、资本资源、技术与管理等诸要素总量与结构条件的新变化等综合认识,中国经济超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回归的“新常态”将是相对长期的一个趋势。在当前阶段,中国劳动力人口转移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带来了就业的稳定,可以使人们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底线容忍度。由此,就经济增长而言,笔者认为当前以及今后阶段应当更多聚焦于高质量的、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寻找、培育这种增长的新动能,应当成为制度与机制调整、政策制定所应遵循的根本出发点。与之相应,在就业稳定的前提下,增长速度倒可以退而次之,无需成为人们最最主要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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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会计师。目前从事证券研究工作,关注领域为证券投资、宏观经济与公共政策。著有《改革中国:风险、挑战与对策》、《经济能见度:财政政策与收入初次分配》、《证券分析师眼中的财务指标》、《股权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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