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实施怎样的产业政策以及怎样实施产业政策——对《吉林报告》争议的解读以及管理学的作为

吕力 原创 | 2017-09-14 18:33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产业政策 

应该实施怎样的产业政策以及怎样实施产业政策——对《吉林报告》争议的解读以及管理学的作为

吕 力  

 

1、《吉林报告》争议的走向之一:框架之争

近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布了《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报告》),此报告由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担任课题组长,根据比较优势,对吉林省提出了产业政策的具体建议。但是经济学界也同时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认为提出振兴东北,不能依赖产业政策却忽视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如何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呢?田国强认为,更迫切的是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形成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产业政策调整方面的具体指导,对东北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如何形成综合改革治理模式,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往往并没有具体主张。他们一再强调的是,“在具体经济活动方面,特别竞争性行业方面,要大大地无为,要无为而治。”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吉林报告》的作者也并没有否定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争论双方最后完全演变为断章取义的意气之争。《吉林报告》团队认为争议根源于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在田国强等经济学家眼中,《吉林报告》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发展五大产业集群是不可行的。而田国强则指出,自己研究中国问题2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概否定产业政策,只是说要慎用;自己从不否认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行业需要产业政策,例如许多军工行业,那些投资大、回报低、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行业等。

但各位看客如果认为二者的理论框架高度相似,则完全错误。争论中的田国强尽管承认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重点则在于“体制”。直言之,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根本出路。新结构经济学当然承认市场的作用,但认为转型经济重在政府的“引导”。

从以上本质论点可以看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田国强一提到产业政策就心生疑虑显然是实际情况,因此,林毅夫团队似乎并不要为此而道歉。然而,从文章写作技术而言,林毅夫团队说,“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其中,一概否定这个词确实不当,应改为“一概怀疑”。

 

 

2、《吉林报告》争议的走向之二:细节之争

《吉林报告》的第二个争议走向是关于吉林是否应该发展轻纺产业的争论。最为激烈的批评声音来自前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针对“吉林报告”提出的吉林应“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等产业集群”的建议,他认为这是要“把吉林带到坑里”。他抨击“林毅夫团队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常识”。

其他学者认为,轻工业行业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应该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不需要政府去扶持。企业基本都是逐利的,有利才去发展,东北在轻工业行业方面有无竞争优势?企业家会不会跑到东北去投资设厂?

林毅夫团队则以数据回答,为何目前吉林省以纺织业、电子信息、医药产业、食品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已经占据八大重点工业的半壁江山,增长势头远超重化工业呢?

 

3 争论的未来走向与本人的看法

如果一次学术争论最后变成所谓“攻讦”与“道歉”之争,就会完全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林毅夫团队认为田国强“一概否定”产业政策,确实用词不当;但如果说田国强“一概怀疑”产业政策的作用,应属公允。田国强教授针对这一用词不当,要求道歉,可能不妥。从学术传播的视角来看,田国强要求道歉的文章过于强调其从未否定过产业政策,容易使公众混淆争论双方的根本区别,使得一场本来很有意义的学术框架之争被杂音所中断。

其次,有关是否应发展轻纺产业之争,涉及具体政策,这应该用数据来说话。在具体争论的过程中,林毅夫团队拿出了一定的数据,而有关参与者仅仅凭借直观观察和想象,就断然否定,同样不利于学术争论向有利于深入探讨的方向发展。

 

4争论的两个关键问题

如果要将《吉林报告》的学术争论引向深入,有两个关键问题:

(1)应该选择实施哪些产业政策?

(2)怎样实施产业政策?

 关于第一个问题,按照田国强教授的说法,他也并未一概否定产业政策,他只是“一概怀疑”产业政策实施的风险。事实上,本人同意田国强教授的看法,任何产业政策的实施均有风险。关键是在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均衡,笔者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在“少犯错”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抉择,“少犯错”意味着犯错的可能性降低,但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很高,但犯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概率也很大。如果将增长速度放缓称为第一类错误,犯错称为第二类错误,则两类错误的概率之间存在替代性关系。上述说法当然只是一个假设,还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持,但我认为,这一假设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折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产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与如何实施关系密切。理论上有效的政策在实践中并不必然成功,相似的政策在江浙能够取得效果,在吉林则未必。因此,如何实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截至目前为止的争论尚未涉及到这一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值得借鉴,将潜在的比较优势首先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一环节十分重要。如果说《吉林报告》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如何将吉林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地方企业的竞争优势方面考虑不足。这样,学者们提出的,“企业家为什么到吉林去投资轻纺业?”“吉林轻纺业的市场在哪里”便不是无端的质疑,而是一种理性的探讨了。

 

5管理学者的作为

从《吉林报告》争论的发展过来看,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自始至今没有管理学者的介入。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考虑,产业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其发展既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企业管理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事实上,近年来很多管理学者从事的研究领域也是产业集群、产业创新等,为什么争论没有管理学者的介入,可能是如下三点理由中的一点或三点的组合:

(1)不愿意介入。这一学术争论既不能发表高端文章,也不能藉此获得某一学术称号,投入精力完全是浪费时间。

(2)不屑介入。这一学术争论没有涉及到什么前沿的管理学理论,不具有学术价值。

(3)不能介入。近年来,管理学的分支越来越精细,很多管理学者很难介入到争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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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年——2007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目前研究的重点在中国本土管理、管理哲学、管理思想史、组织文化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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